周恩来是一位巨人，一位历史巨人，一位充满着无穷魅力的伟大历史巨人。他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姜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周恩来：“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作为对手和朋友的张学良在20世纪末、周恩来逝世20多年后这样评价他：“我认为毛泽东的成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成功。我在中国的人里，佩服的几个人，佩服周恩来是第一个，我是非常佩服他。”
学术界、理论界对周恩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而丰富的成果，但对他的研究是没有穷尽的，也是无法穷尽的。
本书研究探讨的时间段是1936年至1945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伟大时期。西安事变发生在这个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成于时期，抗日日战争爆发在这个时期，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也在这一时期。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统帅杨虎城两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不愿再参加“剿共”内战，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功臣。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周恩来说服张学良、杨虎城同意接受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回南京的建议，并与蒋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在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致使西安局势出现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他力挽狂澜，阻止了东北军内部出现的自相残杀，维护和巩固了西安的和平局面，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使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得以实现，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长期内战局面，初步实现了国内和平，使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促成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
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的全民族抗战从此拉开了序幕，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此形成。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在这场空前的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两个严峻的事实：一是作为炎黄子孙，他们必须与全国人民一道，以对民族的高度忠诚和责任感，同蓄谋已久、妄图吞并中国的强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的搏斗；二是捐弃前嫌，与十年政治军事“剿共”的中国最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保持政治上的警惕性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善于把握好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斗争中发展自己，在斗争中争取和团结盟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引领抗日战争的方向，取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取得了自1848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伟大胜利。
周恩来，作为中国人，作为抗日战争这场伟大斗争的参与者之一，经历了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形成，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全过程。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作为长期生活、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和实践者。他利用抗日战争这个大舞台，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大旗，充分施展自己的卓越才能，把决策者和执行者、实践者的多重角色完美地结合起来，为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周恩来是纵横家。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主动出击，合纵连横。对内，他联合国民党抗战派，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反对亲日派和投降妥协倾向；对外，他广交朋友。共同抗日。上自同盟国政府要员，下至普通士兵，周恩来不放弃与他们交往的每一次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宣传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性，从而赢得了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广泛尊重和同情，给国内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1941年5月在重庆与周恩来会面后，这样评价他：“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通过周恩来，更多的国内外人士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共产党人有了鲜活的认识。
周恩来是谈判大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团体的组合。有利益的不同，就必然有矛盾与冲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同国民党进行了长期的谈判，许多宝贵的时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谈判桌上，他坚持“有利的应该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主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地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通过以周恩来为主要代表与蒋介石中央政府进行的谈判，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冲突迭起，矛盾不断，但始终没有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是卓越的谈判大师。
这一时期是周恩来一生中的黄金时间。他度过了从38岁到47岁的岁月。不惑的年龄、成熟的心理和超群的智慧，凸现出了周恩来极富感染力的人格魁力。在共产党人眼中，他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楷模；在对手看来，他是难以战胜的却又能够“由公谊而增私谊”的可畏而可敬的对手；在盟友面前，他是知识渊博的通才，推心置腹的知己，危难之中的及时雨、雪中炭。他是智慧的化身，说理的高手，真诚的使者。透过周恩来，人们认识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不惑的年龄、成熟的心理和超群的智慧，铸就了成就伟大的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居功至伟。长期的艰苦谈判，舌战群儒，他变不利为有利，获得了理想的结果。纵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谱写了别人无可比拟的华美乐章。周恩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上，周恩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因为有了周恩来，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胜利的辉煌更加耀眼；因为有了周恩来，中国革命史色彩更加斑谰：因为有了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史就更是波澜不惊；因为有了周恩来，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长期较量中，历史的天平就自然而然地倾向了共产党这一侧。
本书不是一部周恩来的传记，也不是一部思想史。笔者把周恩来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背景大下，试图探寻他是如何扮演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双重角色，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在伟大的抗战实践中展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对民族独立自由的不懈追求，展示一个共产党人的独特风格及他是如何丰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着重从周恩来本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角度来进行正面阐述，将有关国统区党的组织建设、他本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特别是抗战初期任职长江局时的失误忽略不论。这样安排显然容易出现疏漏。加之水平所限，书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教。
本书在拟定大纲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彦奇教授的悉心指导。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秦宣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陈答才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贺福等学者的多方指导和帮助。这些指导和帮助极大地鼓舞了作者，鼓励作者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在本书出版之际，特向上述专家、学者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编辑及所有关心支持作者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03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