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率先倡导并积极推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主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民族大军，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伟大胜利。“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周恩来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就卓著者。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争取国民党及其他中间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御外侮、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坚持不懈且成就非凡的努力，以自己卓越的实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又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坚持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出现的诸多复杂问题，形成了关于国内、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下面主要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周恩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一、“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七七事变更是使日本侵略者欲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昭然若揭。
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周恩来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为建立、促成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始终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作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他指出，建立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为了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从1936年起，连续向蒋介石、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东北军将士写信，阐述国共两党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呼吁他们为促成统一战线做出自己的努力。1936年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等联名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指出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已使东北三省沦入敌手，“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号召东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坚信：“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5月，周恩来写信给张伯苓，指出，“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敦促张伯苓“一言为天下先”，倡导民族合作。8月，他又写信给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谈判的曾养甫。呼吁：“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9月1日和22日，他先后两次给陈立夫、陈果夫写信，指出：“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周恩来还亲笔致书蒋介石，大声疾呼：“日本大盗已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他正告蒋介石：“先生背弃孙中山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战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他提醒蒋介石要审时度势。“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经过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呼吁。加上西安事变的转折、民族矛盾的上升，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包括其他中间党派，容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这种民族的觉醒，民族的愤怒，民族的斗争，区域之广，数目之多，动员之深，是中国史上空前所未有的！这种力量的伟大团结和发展，是敌人任何的军事分割和政治分化，所不能分解的，它将保证着中国抗战的继续，它将保证着中华民族的胜利！”
二、“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
中国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多阶级社会，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占社会的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只占一小部分。这就决定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必要时，甚至要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具有复杂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具有复杂性的统一战线。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始，就具有复杂性。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了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由于队伍庞大，成分复杂，因此在统一战线的内部和外部，出现了十分复杂微妙的、犬牙交错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也必然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部来。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抗日呢？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些过去革命的对象当作现在的盟友，这是不是敌友不分？是不是自找“麻烦”？这些问题郁是合作过程中要必然面对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甚至严重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同、发展，需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周恩来对此做出了同答。
周恩来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但是，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来看，要认清敌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有一部分人就对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实质认识不清。有的甚至还给蒋介石涂脂抹粉。抗战初期，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就是一个代表。他主张在统一战线内部，只分抗日和不抗日，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是抗日的各阶级各政党，都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完全抹杀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性、法西斯性。周恩来刚开始对王明宣扬的一些观点，作了某种程度的附和。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后，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坚持“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使别人认为过去抗战的损失是白牺牲了。他认为不应该把“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讲以前“片面抗战”一定失败，以后“全面抗战”一定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他批评中央说，从山西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主张我们应当公开指出与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信任和佩服我们。随后，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周恩来逐渐看清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在1943年写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他对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本质作了系统的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周恩来认为，必须认清蒋介石的实质，只有认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才能在和他们联合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不致上当吃亏。
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整个革命时期变动很大，表现在帝国主义有分有合。有时候，各帝国主义是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大众的；很多时候，帝国主义又是分开的。这就造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一方面，侵略和统治中国的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各个帝国主义都要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形成不同的集团。国民党内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仍然占据着优势，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大小军阀的封建割据。因此，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统治中央的和统治地方的，统治这个地方的和统治那个地方的军阀之间，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之争，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如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等。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把地方军阀统称为地方实力派，他们和统治中央的蒋介石集团是有矛盾有区别的。当然，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属于统治阶级营垒内部的矛盾。由于利益之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集团之间就有分有合，利益一致时就合，否则，就分。在反对和压迫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他们是共同的；有的时期，他们还联合起来一起摧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一旦出现利益纷争，就会产生矛盾。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主要的，矛盾是自始自终的。如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侵犯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于是，“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站在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立场；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则最终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周恩来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其政治态度是会变化的。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决不能搞定型化。“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他以汪精卫为例，说明政治人物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由此得出结论：“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基于以上分析，周恩来认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个有着明显两面性的阶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这种两面性具体表现为：既抗日又反共两个方面。在抗日方面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和日本帝国主义对立，不得不和共产党联合抗日；另一方面，它又消极抗日，不积极反对汪伪政权，有时还和汪伪政权及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积极反共，对人民抗日和民主要求采取很多限制政策。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展，甚至发动军事进攻企图削弱以至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如皖南事变；另一方面，它慑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又不敢发动全面的“剿共”战争，从根本上破坏国共合作。为此，我们要充分把握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利用它与日本帝国主义对立的一面，来推动和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抗日运动，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要反对它在抗日方面的消极、动摇与妥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所阐明的关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基本思想，同毛泽东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是一致的，并且有着进一步的丰富和充实。
周恩来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性，而且看到了外部的困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得到了苏、美、英等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政府的同情与支持，有了远比第一次国共合作更好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的抗战在不同的阶段获得支持是不同的：在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政府对中国进行了全力援助，不仅在武器装备上援助中国，而且还以政府名义派出了志愿空军参加中国的对日作战；而美、英两国这时对日本入侵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企图搞远东慕尼黑阴谋，牺牲中国利益以换取好处。英美的做法明显影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增加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难度。
1938年10月，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对中国抗战的国内外形势作了分析。他指出，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政策是“一种半妥协状态，或者一种不更积极援助中国的状态”；国内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军事分割和政治分化，加强了我们的困难”。因此，“汉奸亲日分子的活跃，敌探托派的挑拨，会在一个时期内增长，以破坏全国的团结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