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是周恩来能够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八年，周恩来正当盛年（从39岁至47岁），风华正茂，所谓“四十而不惑”。中年是一个人理性思维能力、逻辑总结能力的成熟期。他不断对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思考、总结，并对照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对比总结，从而丰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如第二章提到的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方针，既是他对新形势下与国民党如何谈判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也是吸取了大革命时期我党对国民党过于退让、导致国共合作最终失败的教训总结。正是依靠这种勤于思考、勤于总结的精神，周恩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结束语
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自1840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取得的第一次反对外来侵略的全面胜利。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共同为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大政党之一，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一、周恩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从此，周恩来开始了为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漫长历程。瓦窑堡会议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共中央局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具体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学良合作的统战局面。1936年4月，周恩来亲自到延安与张学良将军举行秘密会谈。这次会谈使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延安会谈后，周恩来又统一领导了我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为西北地区局部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周恩来向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诚、张伯苓、谌小岑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及社会贤达发出呼吁，倡导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解决事变。他把中共中央解决事变的原则方针具体化，与张、杨两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达成一致。通过与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谈判，使和平局面得以形成。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后，周恩来力挽狂澜，平息了东北军内部的冲突，维护了西安事变后形成的和平局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再次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围绕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的反复的谈判，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全面抗战发动后。周恩来赴山西统一协调中共在晋的党、政、军工作。他协调了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行动，使中共与“山西王”阎锡山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在山西形成了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较为密切的军事合作。他与阎锡山协商了八路军的活动区域，说服阎接受红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发展了山西抗日统一战线，加速了毛泽东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支点的战略设想的实施。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到达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副书记。在任期间，他除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谋求国共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外，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争取各方人士，并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这些工作打开了外部世界看中国共产党的窗口，为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相持阶段到来后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投降倾向十分严重。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争取中间势力对中共抗战主张的支持，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效地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持续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周恩来的统战工作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开展的
抗战时期，周恩来的统战工作始终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华北事变则表明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因此，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号召全国各政党、各军队、各团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周恩来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开展的。在全国民众不断高涨的救亡浪潮推动下，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大批军政要员，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反复商谈，终于和平解决了事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之后，周恩来辗转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高层进行数月的艰难谈判，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同抗日。
抗战初期，针对党内出现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错误，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根据独立自主原则，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坚持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推动国民党蒋介石进步，反对它倒退和妥协。同时，争取中间势力对中共抗战方针的了解与认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发展。
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由积极抗日转为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把争取中间力量提到了党在国统区中心工作的高度。为此。周恩来为争取、团结中间势力，争取国际舆论来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动摇与反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丰硕的成果。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每一个统战行动，都是与党的方针政策紧密相连的。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具体执行者之一。
三、周恩来的统战工作极富创造性
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忠实地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但是他领导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充满创造性的过程。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具体执行过程中的特定情况相结合，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行之有效地去实现党的政策目标——维护与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从中共中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一开始，周恩来在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就充分体现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如，西安事变前夕，周恩来根据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细微变化（与中共秘密联系，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等），率先提出了放弃“抗日必须反蒋”口号。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采纳，不久，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提出“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的原则，为中共中央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争取最大多数人坚持抗战，反对和孤立极少数顽固派，周恩来领导长江局、南方局运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地广交统战朋友。这些方式、途径极好地体现了周恩来的统战风格。
再如，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发表后，周恩来根据自己对蒋介石的分析和了解以及中间人士、国际社会的反映，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略作让步，将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移。建议被中共中央采纳。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意见，既拒绝了蒋介石企图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赶到旧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又做出小的让步，表明了中共团结抗战愿望，同时也照顾了中间势力的要求。中共按照这一建议，命令皖南新四军北渡长江，尽管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围攻，损失惨重，但赢得了多方的同情，使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后居于极为有利的位置，民心向着中国共产党明显倾斜。
由此可见，周恩来无愧是一个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充分展示自己个性和创造力的伟大实践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的党性原则，他的灵活机动，他的人格力量，无不给同事和对手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感染。
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实践家，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在统战实践中，在维护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抗战的实际结合起来，在统一战线中坚持运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独立自主原则，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特点，关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等等方面，他都形成了较为深刻的思想，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