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顾虑重重的电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危险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起，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谈过，我们彼此了解。干脆跟我们合在一起，撒开手干，大有前途。”他要刘鼎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刘鼎随即到陕北安塞将这一重大情况向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开会研究了对策，指出我们党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要把它变成红军，而是要帮助、团结、改选，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友军；要求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不要怕年轻、无经验，争取张学良，做好东北军的工作。回到西安后，刘鼎将周恩来等人的意见转告了张学良，张表示同意，从而避免了在不成熟的条件下蛮干导致抗日力量的损失。
周恩来领导开展的对东北军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评价。1936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周恩来报告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时，毛泽东称赞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
对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也十分重视。8月初，亲自派李景林到延长去做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为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沟通张、杨之间及这两支部队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1935年秋东北军入陕之后，由于蒋介石的挑拨等原因，张、杨两部矛盾一度很尖锐。为此，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关系，将东北进步人士高崇民介绍给杨虎城，打开了消除张、杨隔阂的通路。之后，王炳南、刘澜波等同志以及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人士杜斌丞、杜重远、王菊人、申伯纯等人都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在张、杨之间进行了解释和疏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同）（上）第56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通，使张、杨在合作抗日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互相信任，以至生死与共的关系。
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由于政策恰当，指导有方，工作得力，西北局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北地区的局部抗日统一战线就完全形成了。
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提出的由中共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共同争取联合蒋介石抗日的看法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一直把反对蒋介石作为抗日的前提，把“抗日”与“反蒋”并列。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延安会谈前，中共中央于3月20～27日期间在东征前线的山西孝义、石楼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经过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把蒋介石视为“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的认识，认为他有一定的抗日要求，将他定为“民族反革命派”的代表。但这个认识还不足以使中共中央改变对“卖国贼蒋介石”的根本看法。因此，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的《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中，“卖国贼蒋介石”仍是要打倒的对象。
由于张学良当时是最大的地方势力派，与蒋介石及其身边亲信关系密切，他对蒋介石的看法和他介绍的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人士的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极度重视。延安会谈后，从中共中央发表的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蒋介石”不再与“卖国贼”挂钩，不再提反对“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这些原本属于打倒之列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呼吁共同抗日的对象。4月25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张闻天著：《张闻天选集》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会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和5月5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东征红军回师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这个共同点都能看出来。尤其是《通电》，实际上向全国宣布：中国共产党对蒋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抗日反蒋”的政策开始转向“逼蒋抗日”的政策。
瓦窑堡会议后，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统一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地区局部统一战线，这对建立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和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
五、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坚定倡导人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开展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在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谈判渠道也逐渐打通。从1935年冬开始，国共两党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接触。
为什么蒋介石这时候要寻找与中国共产党会谈的渠道呢？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沦陷。接着，日军占山海关，陷热河，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察哈尔协定》、《秦土协定》，制造了华北事变。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遭到了全国民众的普遍反对，抗日救亡的浪潮不断高涨，一二九运动更是把抗日救亡的浪潮推向新的高度。国民党上层在反日问题上也出现明显的变化：九一八事变时只有少数人支持反日；到1935年华北事变时，“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成为国民党上层中广泛的呼声。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高唱“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但不得不提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这使得日本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正如蒋介石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的那样：“当时的情形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使得蒋介石一面继续其“剿共”战争，一面寻找渠道，对中共进行政治试探。1935年10月，蒋介石主动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希望苏联政府做中间人，同中国共产党谈判，遭婉言拒绝。他又下令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将军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晤谈。王明答复说，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宜；并指定将要回国的潘汉年作为谈判联系人。与此同时，在国内，蒋介石密令CC系首领陈立夫负责与中共联系事宜。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亲信、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又把这一任务转交给了自己的下属谌小岑。谌小岑通过不同的渠道，找到了中共北方局领导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和中共上海特科的张子华。吕振羽于1935年11月底与曾养甫在南京会晤，谌小岑也于1936年1月3日在上海见到了张子华。但是，无论是吕振羽，还是张子华，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因此，国共两党的接触还处于较低层次上。
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高层的联系渠道是通过宋庆龄打通的。
1936年1月，宋庆龄交给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一封信，要他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还给了他一张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名颁发的“西北经济专员”委任状，以保证旅途方便。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董健吾、张
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出版社1956年出版。子华到达西安后，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一个骑兵连护送到苏区。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抵达陕北瓦窑堡。这时，洛甫、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计划前往山西前线参加政治局会议。留守瓦窑堡的博古、林伯渠、张云逸等人会见了董健吾、张子华，听取了汇报。博古将情况电告了在山西前线的洛甫、毛泽东等人。
周恩来得知国民党中央派人与中共联系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则为根本之点。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并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五点要求：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1）。
3月5日。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中共中央与国民党高层之间中断了10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先生的帮助下，恢复了。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件幸事，对国共两党也是一件幸事，两党终于可以坐下来而不是单纯通过枪炮横飞的战场来解决政治分歧了，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把抗日统一战线由西北局部统一战线扩展为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全国性统一战线提供了基础条件。
《毛泽东年谱》（上）第519页。
董健吾返沪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本人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以及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会谈的情况。
中国国民党中央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动联系这个重要的信息，使中共中央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1936年3月20日～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前线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由于战事频繁，会议地址多次发生变化。毛泽东、周恩来、邓发、博古、王稼祥、张浩、洛甫、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凯丰等人参加了会议。
2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
他在发言中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了精辟的分析：
国民党领导层已开始认识到，日本将要继续南下侵略全中国。英美目前不会直接对日作战，因而寄希望于日苏战争。一部分国民党领导已认识到必须要先有自己抗日，才能做到联俄；先有国内的联合抗日，才能有国际的联合抗日。但是，国民党中也有人想挑起日苏战争，牺牲苏维埃和红军的利益。至今，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抗日，仍举棋未定。
他继续说，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这就更尖锐地推动了民族矛盾发展。对南京政府来说，“或降日，或抗日，其间的余地更狭了”。
因此，他主张我们要抓住国民党“联共”的口号，并用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同时建议：不仅仅提出红军集中于华北，而且要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以推动全国抗日。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他认为，要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要有实际行动；我们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