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批评与我，与我们
为什么新批评派值得重访？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必回答：任何在理论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派别都必须重访。问题是为什么新批评更值得重访。最近美国有几本文集，新一代的批评家感叹：“讨论具体作品时，我们仍然像个新批评派。”“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
对我，对每个文学学生，研究新批评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性工作。我们面对的知识集合，就是历史投射在今日的影子：我们无法跳过历史的演变而直接掌握今日，就像不可能不读弗洛伊德直接读拉康。要了解现代文论，无法不读形式论，而要想了解现代形式论，就绕不开新批评。正因如此，本书也就有不得不出的理由。
在这一层理由上，新批评派与其他派别相同。然而，还有别的几个理由，让我们更加必须重新拜访新批评派。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理论派别与中国现代文论特别有缘。我的学术领域之一是中西文学关系史，当年我选中新批评做研究课题，是由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诸多关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社会科学院读硕士。那时精力比现在好，心气比现在高，做学问讲究一个“彻底”，也有下苦功夫的劲头。当时我的原则是：凡是做一个题目，落笔之前必须通读全部必须读的文献；一旦书成，要准备后来人提出新的更高明的见解，但是至少在资料详备上不会轻易过时。
1978年，我到社科院跟着卞之琳先生读莎士比亚，每过一个月左右到先生干面胡同的书房里。按先生的布置，写一些读莎笔记呈交先生，他说可以才写成文交给刊物。记得是第二年，卞先生突然说：“我看你的兴趣在理论。”我听了有点吃惊：七十年代末的青年学子，避“理论”唯恐不及：觉得尽是一些“理论家”在吵闹不休，争论上纲上线互指祸国殃民，说的都是一些近乎弱智的废话，有出息的学生应当读出作品灵气，写出优雅文字。卞先生怎么会发现我“兴趣在理论”？
回想起来，应当说先生眼光极准：我的确是太喜欢在品赏文字上说出一个名堂。当时先生不等我结束犹疑，直截了当地说：“你就从新批评做起，一步步做到当代。”
新批评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瑞恰慈数次留在中国执教，对中国情有独钟；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戎马倥偬中，靠记忆背出莎剧，作为英语系教材，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则传奇。穆旦、巫宁坤、郑敏等人，四十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师从芝加哥学派的克兰(R.S.Crane)，奥格登(Richard Ogden)等人，他们算是新批评核心耶鲁学派的论战对象(现在看来他们同多于异)，中国学生也不得不熟悉导师的对手。1948年燕卜荪从北京去美国肯庸学院赴兰色姆召开的会议，今天的家常便饭，当时恐怕创造了几个纪录：这是新批评唯一的一次集会，“文学理论”竟然重要到召开“国际会议”；二是远道从中国乘飞机赴会，煞风景的是燕卜荪夫妇不得不用整整一麻袋“金圆券”去买机票。
新批评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心向往之的课题：中国的介绍，几乎与新批评的发展同步：卞之琳、钱锺书、吴世昌、曹葆华、袁可嘉等先生先后卷入对新批评的介绍，而且这些前辈七十年代来都在社科院。当时已经见不到的还有朱自清、叶公超、浦江清、朱希祖、李安宅等等，都对新批评情有独钟。卞先生解嘲说：“三十年代初瑞恰慈在清华开‘现代文学理论’，我也去听了，一点也没有听懂。”他是要我去完成他们那一代人想做而时代不允许他们做的事。
后来我读到1964年出版的那本《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其中第一篇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那是无人能重做的定译，这本书中还有杨周翰先生译瑞恰慈，张若谷先生译兰色姆，麦任曾先生译燕卜荪，袁可嘉先生译布鲁克斯，几乎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名义下一场与老友老同事的聚餐会。八十年代中期，我借编《新批评文集》的机会让他们又集合在一起，虽然到那时除了韦勒克和燕卜荪，大部分新批评派已经退出人生舞台：1978年6月瑞恰慈在青岛讲堂上倒下，陷入昏迷再没有醒来。
卞先生劝我研究新批评，还有一个原因，今天的学子听来或许匪夷所思。七十年代末，新批评已经“过时”，那时，连结构主义也正在“过时”，形式论已经可以一言蔽之：转向了。这个局面，恰是当年卞之琳先生指导我研究形式论的动机，也是我们今日重访新批评的价值所在：可以通读一个学派的全部文献而不怕遗漏，可以从头起沿着现代形式文论的脉络走一遭。那时候中国学界没有追赶新潮的狂躁：既然一辈子做学问来日方长，何不悠游源头，再顺流而下？把一个个派别的来龙去脉，优点缺点，都研究清楚。
如此想法，现在不免被视为老派。君不见个个学子都赶趋新潮，生怕落伍？我每次回国，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国外有什么新潮流？”我不喜欢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老气横秋看不起新潮，而是唯新是鹜常令人啼笑皆非。许多“新”潮流，往往是为新而新，“追新族”，更是还没有说顺一个新名堂就打出新牌子，结果除了名称其他都不太新。理论不是时装，理论应当批判时髦，总不至于让理论来批判理论的时髦？
记得1980年见到钱锺书先生，他问我在做什么题目，我说在细读新批评。他马上问：“也读维姆萨特？”我说：“是的。”“那么读了Day of the Leopards？”我说：“读了。”先生眉开眼笑。《豹的日子》是维姆萨特去世后1976年出版的文集，是他一生最才气纵横的文字。当时中国进西书不易，虽隔了四年，绝对算新作。钱先生读西方理论之及时，至今很少有钱学家注意，普遍认为《管锥编》的作者喜欢引中西古人。无独有偶，耶鲁解构主义的主将之一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在著名的文化批评杂志Boundary 2上发表的一篇访问记，深情地回忆他刚到耶鲁见维姆萨特，剧谈《豹的日子》。好书的确就是好书，岁月只能让它变得更好。
在日丹诺夫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粗暴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还记得另一个传统。这个多年的潜流，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传统。
从新批评开始，用了二十年时间理清从形式研究到文化研究的途径，同样，我也花了二十年时间，一点点发现中国与西方文化人的“对岸经验”。这两条我一生从事的课题，都是卞之琳先生慧眼指点。先生仙去，而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当时觉得来日方长，如今才明白时不我待，深夜扪心，汗不敢出。
像所有重要的“过时”学派一样，新批评做出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家无法跳过的重大贡献。如今写文学评论，无法不使用新批评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线，例如张力、复义、反讽、悖论等等。新批评还有一个好处，它与作品结合得很紧，主要的新批评派人物大多以创作鸣于世(艾略特之诗人地位不用介绍了，燕卜荪被视为英国现代诗歌奇才，兰色姆、退特等都是美国现代诗选本不可或缺之人，沃伦的小说极受欢迎，名著《国王的全班人马》两次被拍成电影并得到奥斯卡奖)，因此很少做架空之论，其批评方法简便清晰，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哪怕不引用新批评派原作，也可以不露痕迹地运用新批评的观点与方法。
“超越”了新批评的诸家，不得不具体分析作品时，用的依然是新批评开创的细读。雅克布森与列维斯特劳斯分析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猫》，一首诗读出几十页的分析；巴尔特读巴尔扎克中篇《萨拉辛》，读成一本书；苏珊·库巴《阁楼上的疯女人》细读《简·爱》，从对一个“次要人物”的反讽处理，引出全新的女性主义文学观。最近，“后经典新叙述学”的代表人物费伦分析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回光》，从极细致的细读中抽丝剥茧地引出论辩。我先后在一些国家指导文学博士生写论文，我再三强调的基本原则是：“先细读作品再进入理论，无论你的理论是后殖民还是后现代。”我发现其他教授指导学生，可能措辞有所不同，用的却也是这条原则。
新批评已经是现代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生重访一次，恐怕是文学学生必须做的功课。对任何国家的学生如此，对中国学生更是如此。
二、现代批判理论的“银河效应”
新批评派不断卷入争论，是在争论中成长的，因此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形式论派别。这点本书中讨论得很多：也只有在论战辩驳中才能看清一个理论。我在本书中想把新批评以及形式论放在更大的学术背景中，看新批评“之后”，形式论与其他批判理论派别的分合大势。
二十世纪初是个很神奇的时代：艾略特和瑞恰慈，没有听说过什克洛夫斯基或雅克布森，索绪尔与皮尔斯也没有听说过对方名字；有人追述说是形式论潮流起自德国，这种历史追索反而可能是“非历史的”，因为这些理论家不形成一个历史环链：正在英国开始叙述形式研究的詹姆斯、福斯特、勒博克等人完全不知道在德国或俄国出现的叙述形式研究。形式主义文论各流派，自发同时出现在欧美各国：从莫斯科，彼得堡，布拉格，日内瓦，到大洋两岸的两个剑桥，他们不了解别人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他们很不同的回答发展出不同的思想体系，相似课题就有了多样的答复。
比较文学家多罗采尔(Lubomír Dolozel)在《西方诗学传统与进程》(Occidental Poetics：Tradition and Progres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0)一书中称这种现象为“星座效应”(Constellation)：相近学派几乎同时出现，群星灿烂，虽然没有中心但围聚在相似问题周围。多罗采尔认为这是由文化气候决定的：“浪漫主义之后，形形色色的诗学有个共同点，都是广义上的形态学研究。”艾略特和瑞恰慈与罗素相熟，他们可能感到，却不可能知道，西方整个哲学思潮在经历一个“语言转折”。既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文艺学当然带头拒绝做例外。
但是二十世纪文论的群星爆发，规模实际上大得多。这个现在称为批评理论的庞大体系，实际上是由四个支柱理论汇合起来形成的，形式论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文论的第一个支柱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形成的，却在二十世纪初年由普列汉诺夫、卢卡契、葛兰西、布洛赫、布莱希特等一大批人推进为文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完成的文化转向。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福柯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可以说，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的是批评理论而不是革命实践。
当代文论的第二大理论体系，是精神分析。这一支的发展，一直不被看好(例如鲁迅的讥评，巴赫金的嘲笑，新批评派斥之以“意图谬见”，伊格尔顿近年的讽刺)，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大师不断。我想一个基本原因，是当代社会明显的闲适化，“快乐原则”渐渐超出“现实原则”，弗洛伊德理论不再显得那么怪异奇特。精神分析用于文化批评，适用性远远超过心理学，就是证明。
第三个理论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条发展线索，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虽然他们一再声称的是结束形而上学。因为这个传统顽强，所以需要努力才可能结束。这个几乎是纯思辨的路子，使存在主义在本世纪余音不断。这条线索与阐释学方法的结合并非没有困难：伽德默与德里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名论争，显示了严谨的方法论与解放的哲学观之间的差别。
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这一体系，是现代文论中最重要的方法来源。从“前结构主义”的各学派(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前期叙述学)，到结构主义汇合各种理论，进入后结构主义，它保持了形式分析的基本方法，着力点一直没有变，符号学是这一系列工作的集大成者，与泛文化研究的结合构成了近年的“叙述转向”。
对当代文论做出重大贡献者，侧重点各有不同，目标有所区别，但是总是结合几个体系，而且少不了形式论。八十年代前，学者们似乎满足于两线结合，自从三十年代初燕卜荪等人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此后成了几乎所有文论家的两门看家本领。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从法兰克福学派独立出来，主要就是为了结合精神分析；巴赫金学派，实为“形式论马克思主义”；拉康的出发点，是语言分析的弗洛伊德主义。八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用三线结合：克里斯苔娃(Julia Kristeva)是女性主义，加符号学，加精神分析；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后结构主义，加性别研究，加符号学；齐泽克(Slavoj Zizek)是精神分析，加意识形态研究，加新马克思主义；波德里亚(Jean Bauderillard)的研究是符号学，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为什么我这里称为理论方法，而不是称作单独的学科？因为这些支柱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它们在文学、文化批判实践中的应用，而不在于理论本身的价值：弗洛伊德主义，常被心理学家看成“不是专业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是一回事。这在阿多诺与他的学生打官司事件中早就可以看出；历史学界许多人批评福柯，认为他不是合格的历史学者，哲学界更多人批评德里达，认为他不是严格的哲学家。符号学作为学科，与专业语言学家往往冲突；新批评讨论反讽，与哲学家很不相同。批评理论的大师，往往在“本行”受同行诟病。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星座效应”实际上是“银河效应”，也就是说，喷薄而出的是一批而不是一个星座，这四个“星座”同时产生，互相之间没有影响关系，但是共同的路线是“元批评”(metacriticism)，是穿过现象寻找底蕴：马克思主义找到意识形态，弗洛伊德找到力比多，胡塞尔找到意向性，而新批评等人找到形式构造。寻找底蕴运动的结果，是使二十世纪变成了理论世纪：人们突然发现经验现象固然有趣，范型的变化可以使现象更加丰富，就像不同提喻会使对象世界变幻无穷。文论各派争夺真理的解释权，可以势同水火，但是争论的过程却让它们在世纪末融合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