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民拒毒会曾对1924年国内鸦片概况作一调查，其中甘肃省的烟税每年达2000万元，数万军队依靠这笔收入供给给养。湖北为1500万元，陕西为1000万元，福建每年的军费约2000万元，全部依赖鸦片烟税。因此，各地军阀想方设法大肆纵毒，牟取暴利。通过军阀的劝种、勒种，全国罂粟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农民为完纳每年递增的烟捐，不断扩大罂粟的种植面积，鸦片烟毒再次泛滥起来。
（三）鸦片专卖，抽税获利
鸦片实行专卖或设局抽税，以获取更大利益。在绥远，都统马福祥设立禁烟督察处，名日禁烟，实即收税，每两烟土征收印花税银三角。凡贴有印花之土，名日官土，可以在境内行销，否则充公处罚。归化所属10县，无处不种烟，马都统还嫌不足，又在宁夏种烟，运至绥远销售，以至各城各镇烟馆林立，而烟馆门口公然悬挂着写有“清水公膏货真价廉”字样的红灯。固阳县比利时籍宋神父在当地认真调查禁烟，掌握了一系列马都统纵毒的证据。如马福祥在接近固阳的包头设卡征收烟税，被宋神父调查明晰，马福祥恨之入骨，不惜授意其子发动兵变，将神父杀死，以毁灭罪证。安徽都督马联甲，曾发卖烟土印花。它比邮票略大，红色，中间印有一火车机头。凡贴有此印花的烟土，都可公开运销，无论带往何处，不受阻拦。驻湖北宜昌的军阀设鸦片公卖局，鸦片运往此地，每千两收税200元，运至沙市加收150元，运至汉口加收250元。纳税后，当局不再干涉。鸦片公卖局每年可收此项费用500万元，全部充作军费。1924年，军阀肖耀南在汉口设立鸦片专销公司30余处，所售鸦片的封皮上均印有某某公司字样，警员巡捕见此，即不予搜检。1926年，北京设一禁烟总所，公开征收烟税。后由财政部接收，改名为直隶全省禁烟善后总局，并在全省八个区域设立禁烟分所。仅北平（今北京）一区，每年即可征收烟税6000万元，销出烟膏1080万两。山东省禁烟总局于1927年8月15日成立，其目的在于抽税。因而禁烟局提倡人们吸鸦片，还提倡人们种植罂粟，禁烟局竟然派人将烟种送到农民手中，因为所收的种烟税要比种粮食所收的田赋多将近十倍，每年的收入即可增加6000万元。四川以军队为主抽收烟税。1927年，二十四军刘自乾部颁布“烟苗调查费条例”，将所属各县划分为11个区，采用承包办法，向烟民征收烟税。所征烟税的90％归二十四军军部，5％归县征收烟税承包人，3％归县知事，2％归区监督官，监督官由驻军之混成旅旅长担任。杨森的20军在万县设立禁烟查缉处，在所属各县抽收落地税，每月集中的烟税就有300万元。广东每年为禁烟所收的特税达800余万元。汕头更是实行鸦片公卖，所销售鸦片冠以“戒烟药膏”的美名，分销处随处可见，竟有400家之多，吸烟者也在20，000人以上，且以军人为多。
（四）武装护商，包运、包贩烟土
武装护商、包运烟土和贩运烟土是军阀从鸦片烟中寻找财源的又一有效途径。由于当时战事繁多，土匪横行，烟土产地又较偏僻，烟商投入巨资贩运烟土，生怕途中出现意外或种种关卡的截夺，故而大多争取军人护送。更有军人直接贩运获利者。湖南军阀包运烟土就是由下级军官帮助烟商私运鸦片，获了大利，被上级军官和司令发现，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财源，因此设立检查局所，规定包运税则，正式征收运税，使军队包运烟土公开化。烟土由贵州边境运至长沙或临资口一带，每百斤收运税大洋100元，外加护送茶钱。烟土上面贴有驻军司令部的封条，路上就不受任何阻拦直达目的地。河南督理张福来设立转运处，派兵保护商人运送烟土、“白丸”等毒品至各处，征收保险费作为派兵沿途护送之费用。1923年，黔军在汉口设一筹饷处，实为贩土机关。湖北宜昌军阀与土贩组织设立济宜转运公司，专运烟土，在烟土上贴上印花，抽收运费，而印花上的字竟是“开诚布公”四个字。军阀肖耀南在汉口设立鸦片转运公司，包运长江、汉水各处之鸦片，每两运费为2角，所运烟土均以军饷为名，无人过问。四川驻军迫令农民种烟，按亩收税。到收获时，以贱价收买，甚至强迫劫取，然后转运全国各地，公开贩卖，尤以汉口为畅销中心。1924年，杨森、刘湘因军饷不足，特别由四川运入湖北大批烟土，总计730担。在宜昌被直系所属王汝勤部扣留，经过吴佩孚调解，王征税45，200余元，遂放行。杨森部下即将烟土运至汉口廉价出售。奉军占领上海时，从东北进口大批生鸦片，在城内出售。江西蔡成勋设立拒毒局，招商包运包卖，并调动军队护送。为此特制定《江西拒毒局章程》，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写道，此举是为筹办军饷起见。全省分为14区，又分为甲、乙、丙三等，每区招一名商人承包专卖。甲等区每月上交15，000元，乙等区交12，000元，丙等区交8000元。每区除随时可调用军队、水陆法警保护外，还特设巡缉队供其调遣。同时，全省分为四处，招商承包专运，承运人运人烟土每百斤纳税洋320元，而承运人收贩商多少税款不再过问。广西因为背靠两大鸦片产区——云南与贵州，故而自己种烟较少，“云土”与贵州鸦片作为“特货”在全副武装的护送队的保护下源源不断地运入广西。禁烟局不过做做在鸦片上贴上印花收税，查缉不纳税的私烟的事情而已。在梧州这样的鸦片贩运中心，设有公开的售烟商行，供人吸烟的“戒烟室”也比比皆是。军阀包运鸦片使禁烟查缉处形同虚设，不久即予取消。军阀武装护运鸦片的另一后果是将大量枪械运往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致使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不断增加。
二、大开烟禁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恶果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鸦片种植、运输、销售、吸食之风弥漫全国各地，盛极一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鸦片烟毒的世界。难怪有人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烟祸更甚于清代。正是由于北洋军阀时期烟毒的泛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
随着军阀的开放烟禁，罂粟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1924年，河南全省种烟区占30％左右。湖南省只有数县不种烟。云南、四川两省农田有2／3种植罂粟。“川土”质量较好，故而可运销至中部和东部各省，并由军队包运，一个季度即可运出400吨。贵州素为生产鸦片之地，此时种者更众，全省有2／3的地区种植罂粟，在黔东地区，耕地的九成用来种烟。福建罂粟的种植遍于全省，仙游县到处是烟田，因此流传起“如今要把鸦片当粮食吃了”这样的话。湖北西半部种烟较多。安徽全省1／5的农地种烟，公卖鸦片视同菜蔬。陕西是此番种烟的始作俑者，种烟之多可想而知，特别是陕北，10亩土地中就有8亩种植罂粟。鸦片的种运售均要纳捐。甘肃罂粟复种严重，每10亩农田有8亩种烟，所收之税可供8万人的军饷，每年所产鸦片约为8400万两。宁夏全省10个县，有7个县种罂粟。西康（旧省名，包括今四川西部及西藏东部地区——笔者注）几乎全省遍种罂粟。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种植罂粟越多，特别是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种烟状况更为严重。如云南的罂粟种植以苗、壮少数民族聚居的麻栗坝为最多。贵州也多集中在黔东苗、侗族聚居区。在湖北西部的土家、苗、侗少数民族聚居的恩施、鹤峰一带，有一半以上的土地种植罂粟。四川西北部的藏、羌族地区和南部的彝族地区是鸦片种植的密集区。
军阀勒种，农民弃粮而种烟，大片粮田变为烟田，农民为了应付高额的烟税，不得不不断扩大烟苗的种植，使很多地区的经济畸形发展，农民吃粮需用现金到外地去购买。另外种烟又极耗地力，种过烟的土地难以复种粮食，因此种烟区粮食收成日渐减少，加之交通不便，粮食运输十分困难，很多地方最终因粮食不足酿成饥荒。1919年以后，贵州全省由于遍种罂粟，粮食日渐短缺，1921年～1922年，饥荒终于来临，因缺粮而饿死的约有五六万人。1924年，云南东部因广种罂粟，粮价腾贵，小麦价格相当于鸦片的5倍，而且不易买到。1925年，云南发生饥荒，昭定一城即饿死千人。四川因种植鸦片而轻视五谷的原因，在1925年闹过一次大饥荒，粗粮甚至涨到了每石120元还不易买到。由于大量种烟，为工业提供原料的生产降低，不仅使农村经济恶化，而且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些因烟土运销而繁荣起来的城镇呈现的也是畸形繁荣的景象。几乎各种行业都与鸦片紧密相连，烟土行、烟馆、旅社、茶寮、酒楼、妓院、赌场，因烟土商人的频繁光顾而迅速增加，一些正常的贸易往来与经济发展被抑制。一旦烟土业衰落，不仅畸形繁荣迅速消失，正常的经济生活也将因受到阻碍而难以维持。
（二）造成中国社会贫困化加深
从鸦片的种植、贩运、售卖到吸食，军阀在每个环节上都征有捐税，可谓名目繁多。种要收烟苗税、烟亩罚金、窝捐、产场税等，不种收懒捐等；运要收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护运费、保险费、进口税、出口税；售要纳特税、内销税、印花税；吸则要交灯捐、瘾民捐、吸烟执照费。军阀层层盘剥，鸦片真正成了军阀的摇钱树，成为军阀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由于罂粟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所抽捐税越来越多，地方经济日渐凋敝，种烟地区人民经各种盘剥，一年劳作所剩无几，生活日益困苦。如陕南汉中地区人民在军阀的强迫下种烟，收取的捐税繁多，使人民“常有鬻妻卖子之惨举”。安徽军阀马联甲派军队到各地抽收鸦片捐税。农民每种烟一亩，勒缴税洋七八元不等，如在限期内缴不齐的，该地区的董保即被收押，农民亦被一同拘留。热河各界公民于1924年上书北京国会，叙述了军阀勒抽烟税的惨状：“收割大烟之期，如经一番革命，倾家荡产，官私逼索，服毒自尽，种种惨状，笔难尽述。”烟毒的泛滥，使中国社会的贫困化日益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