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西地区历来以“匪多、枪多、烟多”著称于世。解放初，土匪把持这里的鸦片烟毒的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湘西人民，特别是苗族和土家族聚居区，受害很深。从1950年开始，湘西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肃清鸦片烟毒的指示，一面剿匪、一面禁烟，在汉族地区取得了一定成绩。1952年8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开始在苗族聚居区实行有计划的禁烟禁毒运动，在对少数民族和当地工商界知名人士的烟毒问题采取慎重和宽大政策的前提下，对当地汉族的制毒、贩毒分子给予了沉重打击。1954年8月中旬到9月下旬，湘西苗族自治区进行第二期禁烟禁毒，收缴鸦片数万两，并逮捕了一批猖狂贩毒的毒犯（含苗族烟毒重犯）。1958年1月下旬至5月下旬，在湘西民主改革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联合开展第三次禁烟禁毒运动，共逮捕烟毒犯181人，拘留124人，交群众斗争153人，集训2080人，强行送“戒烟所”戒烟1280人，收缴鸦片41，655两、吗啡144两、鸦片烟种49两。并缴获毒犯枪支15支，子弹3557发。至此，湘西地区烟毒彻底肃清。
西南的凉山地区是彝族、藏族、汉族等14个民族聚居区，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鸦片的主要产区。到1953年8月，凉山彝族自治区的鸦片烟地占农业生产面积的60％。每年秋季收割后，彝民总是将大量鸦片运往汉区，换回牲畜、粮食和日用品。1953年冬，原西康省公安厅领导凉山自治州公安处采取谨慎措施开始禁烟。在反复宣传烟毒危害的同时，先是规定不许将鸦片运往汉区，遇到则劝其折回，并不没收；接着在制定公约后对仍然向汉区运烟的予以轻度惩罚，暂时封存其运往汉区的鸦片；随后在不影响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减少鸦片种植和在一些县城试行“禁止在街上公开买卖烟毒”的措施。1956年初，西昌专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1957年7月，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不种大烟多种粮食的决议（草案）》，决定在凉山全区开展全面的严厉的肃毒斗争。到1959年初，全州种植的鸦片全部铲除，同时收缴存烟5．6万两，大部分烟民经过戒烟而脱瘾。至此，完成了凉山彝族自治区的禁烟禁毒工作。
西藏阿坝地区的烟害很深，各县基本上40％以上的耕地种植鸦片，30％～70％的人吸食鸦片，在土司和头人的操纵下，烟毒交易成为当地主要经济来源。该区的禁烟禁毒工作始于1950年，打击对象严格限制在少数汉族、回族烟帮，特别是汉族烟帮方面。1954年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开始后实行禁种禁吸政策，但一直采取谨慎缓进策略，到1959年底才在全区基本禁绝种植鸦片，到1963年底才基本收尽存留的烟毒。
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禁毒工作，在民主改革的保证下，始终坚持谨慎、缓进的原则，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完成，从而实现了在中国内地禁绝鸦片烟毒的彻底胜利，使新中国成为世界著名的“无毒国”。新中国禁毒运动的经验
一、新中国禁毒运动的成果和经验
自1950年2月到1952年12月进行的新中国禁毒运动，历时两年十个月，在广泛动员人民积极参与之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如毒品犯罪较严重的兰州市，自1952年8月11日在全市开展的历时四个多月的肃毒禁烟运动期间，共发现造、贩、运、藏毒品4080人。其中贩大烟10两以上、以毒犯论处者2680人，共计逮捕617人，占毒犯总数的23％；管制533人，占20％；登记后具保免于刑事处分的1530人，占57％。已逮捕的617名毒犯中，判处死刑7人，判处徒刑的314人。运动中共缴获毒品折合鸦片8035两，制毒药品88磅，各种制毒工具617件，没收和追缴毒资人民币21，700余元（旧币），黄金60两，白银215两，银币2553元，还有房屋、车马、布匹等其他大批物资。截至1952年12月，全国共查出毒犯近37万人，被捕者82，053人，其中处决880人，判刑33，786人，劳改2138人，管制6843人；缴获毒品399万余两，制毒机器235部，各种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其中还缴获了用以武装反抗的六0炮两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万多发，手榴弹167颗，炸弹16枚，发报机6部。运动期间各地共召开各种宣传会765，428次，直接受教育的人数计7500万人次，因此“禁毒运动”虽然没有利用公开的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介作宣传，但在重点地区仍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运动中，迫于压力向公安机关坦白悔过，前来登记的毒犯345，463名，这些人表示“这辈子再也不敢贩毒了”。真可谓是完成了“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的任务。
到1952年底，我国只是在西南、西北一些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境地区还有零星的种植罂粟和吸、贩毒问题。这些地区或是因为地处偏远，人迹稀少，罂粟“长在深山人不知”；或是因烟毒严重、缺医少药形成对鸦片严重的依赖和一定的习俗，难以完全戒断；或是少数民族地区。但是，从整体上说，毒品问题已经形不成什么气候。这个变化就像从原来糜烂全身的坏血病变成了只是在个别部位偶尔长出的几个“小疖子”，再健康的人也免不了生疖子，但“小疖子”并不妨碍人体的健康。1952年12月12日，政务院在总结前段肃毒成果的基础上，决定将肃毒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完成收缴残余毒品、禁止种植鸦片的最后指标，及时做出了《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在农村收缴存毒工作的指示》。在以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内地到边疆，基本肃清了鸦片的种植、毒品的制造，以及贩毒吸毒现象。全国性禁毒以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经过新中国建立后三年的强制禁毒肃毒，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烟民，彻底戒除了毒瘾，成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代新人。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中国便由一个世界上头号鸦片帝国一变成为世界所公认的无毒国，洗刷了百年的屈辱，给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华民族的“鸦片战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口岸从此享有“清洁口岸”的美誉达30余年之久。难怪有的学者指出，19世纪国际毒品贸易并非始于中国，但却终于中国。这个光荣不单单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创下了在一块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土地上完全战胜毒品的纪录。这是中国禁毒史，也是世界禁毒史上的“第一次”，透射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中华民族的伟大。
195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报告中对1952年全国禁毒运动的特点和经验作了总结。报告中提出。这次禁毒运动的特点是：准备充分，计划周密，政策界限明确，纪律严明，控制严密，督导及时，工作紧张，威力充沛。就运动发展的迅速、健康及其效果看来，就各地对中央肃毒指示的体会贯彻的精神看来，可说是一次比较精彩的运动。这次运动比较突出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1）政策明确。运动中始终集中打击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毒犯，特别是其中兼有反革命身份和其他坏分子身份者，争取了胁从、偶犯、毒犯家属和为数众多的吸毒瘾民。各地都彻底贯彻了中央这一正确政策，各级领导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一般工作人员都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迅速地扩大了群众队伍，壮大了运动的声势，使毒犯愈陷孤立，打击了毒犯的嚣张气焰，使运动很快进入了高潮。
（2）准备充分。各期破案之前，均在思想上、组织上、材料上做了充分准备。各地均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以公安机关为主，组织了有力的肃毒办公室，于运动展开前三个多月就积极地展开了调查、侦查和反复查对材料的工作。因而各地均能在搜捕行动之前掌握毒犯的名单和罪证，准确地、雷厉风行地逮捕了应捕而必须捕的毒犯，并使毒犯都受到了应得的惩办和教育。这是打准、打狠和引导运动正常、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缩短时间，使运动精彩结束的先决条件。
（3）控制严密。省以上的公安机关都派出检查组到各重点地区检查督导，及时地发现与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在整个运动中都实行了规定的报告制度。因此。在严密控制和及时督导的情况下，纠正了个别地区的准备不足，忽视深入侦察，初期捕人和初期宣传工作的束手束脚，以及运动高潮阶段部分地区的简单、急躁情绪等，保证了运动全始全终地发展到最后的胜利。
（4）及时指导。集中注意于掌握情况的发展，摸清毒情、毒犯的底细。各地一般均采取了侦察、审讯、群众检举、毒犯登记四者密切结合的办法是成功的。经验证明：凡是结合好的地方，抓住了毒犯的矛盾，内外夹攻，毒情便很快被摸清，对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以上四方面所得材料，必须不失时机地研究和处理，才能把一切大犯、主犯、惯犯和现行犯很快地挖出来，才能把应缴获的毒品追缴出来。
（5）集中处理。逮捕与处决毒犯，都大张旗鼓地采取了集中处理的方法，完全显示了运动的威力和政府的决心，这是发动广大群众和打击毒犯的绝好办法。事实证明，旧中国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深重毒害，采取过去那种零打碎敲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运动，来一次集中地、彻底地扫除”是十分正确和英明的。
（6）口头宣传。经验证明，用口头向群众宣传，不用登报、广播等文字宣传，亦可做到大张旗鼓。禁毒运动中利用组织报告员、宣传员、宣传车、宣传队，召开各种大小群众会、毒犯家属会、老年会、公审大会等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口头宣传，反复交待政策，完全可以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并达到了充分发动教育群众和制服毒犯的目的。
二、新中国禁毒运动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其主要原因是：
（1）中国共产党决策正确，措施得力。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适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要求，及时做出铲除各种封建残余势力和社会丑恶现象的英明决策，并加强领导，在人力、财力上全力支持，保证了斗争的顺利开展，最终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