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母题的载体，是汉语汉字。
作为当今世界上操持人数最多的汉语汉字，其字数之多、词汇量之大，居全球之首。尽管汉语汉字是目前人类千百种语言文字中的一种，但它却是现存唯一的历史最悠久的表意文字系统，几乎每一个汉字都可以成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具有布莱希特所谓的“陌生化”效果。汉语汉字更能对接历史，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诗学和悟性诗学。
“我学习把汉字钉入鞋底走路”①① 章平：《章平诗选》第68页，原乡出版社（澳大利亚）2004年8月版。，这是比利时华裔作家章平在《漂泊海外见到国旗》一诗的章句，道出了漂泊途中言也母语、行也母语的文化姿态。章平自称拥有了汉字，“我是自己的国王”——
流亡找啥个陆判？玲珑心给玲珑人
不要太多聪明，只要活个没有羁绊
或者装装醉儿，数松子，来把结它
笨就笨点，不必洒脱，慢慢儿弹
管他洗不洗得心头尘缘
呼墨子，唤老子，有空过来下下棋
管他对不对路，隔不隔朝，断不断代
过罢高人瘾，管他窗外今夕何年
憔悴让给别人，独咱红光满面
有事没事，每天笑笑，年年健康
说：咱是自己的中国，咱是自己的国王①① 章平：《章平诗选》第52页，原乡出版社（澳大利亚）2004年8月版。
此诗算不得上乘。然而，在“自白”和“口语”式的表达里，那“玲珑心”、“装醉儿”、“数松子”、“洗得心头尘缘”、“墨子”、“老子”、“高人瘾”、“今夕何年”、“红光满面”等等词语、句式，绝对是“中华性”之特有，是民族民间的智慧与潇洒，是语言学上“所指”与“能指”的包容。
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仅仅从语音的角度就认定中文是没有能指的语言，此乃大谬。殊不知，汉字以象为本，是一种具有鲜明感性特征的视觉符号、语言符号、生命符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埃及的图画文字，苏马利亚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还有就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如今，前两种文字都拼音化了，唯独汉字作为形声互动的符号和显示感性信息的语码，不仅存活至今，还为诗性智慧和人文精神的霏布滋蔓提供了沛然的可能。从古到今，汉语所具有的多义、弹性、隐喻、佯谬、张力乃至以音系联、谐音游戏等等，都显示了语言的非凡魔力。像“鸟”字，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听而闻声，栩栩如生，包含了一种逻辑关系，一种美的画面。反观拼音文字、枯燥抽象的“NIAO”，与之就没有什么可比性，更不要说“鸟”还可以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鸟了。
在汉语文学表述上，“字之多义”足资传送“情至多绪”，也很难用西方人的实证法可以寻辨文理。例如“断肠”一语，是西医用手术刀切断了大肠、小肠或直肠么？显然不是。在蔡琰《胡笳十八拍》中，“空断肠兮思愔愔”，“断肠”是极言其悲伤之情；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断肠”成了倏忽间的一阵欢喜；在李白的《清平乐》中，“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断肠”传达的是因香艳而销魂的感性迷狂；而在马致远的《天净沙》中，“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愁肠寸断之人，浪迹天涯更思乡，一语“断肠”而尽得风流；现代口语“一寸断肠千万结”，用山西民歌“难活不过人想人”去回应，道出了亲朋好友之间的心理连结。大量丰采的各地区的民间语言资源，更证明了“有限”的汉语能指“无限”的意绪。况且，外来语言进入汉语以后，汉语对其有强大的改造功能和灵巧的更新功能（如“康桥”、“翡冷翠”、“粉丝”等等）。反观西方人（有些还被称为“汉学家”“翻译家”）所译的中国文字，如把孔子的核心观念称作“阴阳”、“男女不平等”，把“数风流人物”硬译为“计算一下花花公子有多少”，把“黄洋界上炮声隆”直译为“黄色的海洋的边界响起隆隆的炮声”，把“登堂入室”误译为“踏上礼堂再进入夫人的闺房”，等等，等等，岂不让人啼笑皆非？中国诗文自有其语言的魅力，有其自在的、诗性的话语系统，简直的、粗暴的外移，只能导致情性的破坏。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异域，那些用汉语华文从事写作的一代作家，他（她）们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源，他（她）们的文化基石，命定地置于中华文化的深层环境，呼吸、吐纳在使自己头脑和思维获得发散性的最好温床——汉语汉字，其中年长一些的，似乎都能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歌的长廊里穿越而来。
旅美的木心（祖籍中国浙江），自称是“从长历史的中国来到短历史的美国”，心中怀着一部木版本的文化乡愁之离骚经。“我虽然在这里，但并不属于这里”。不是说美国没有花香鸟呜，而是叫不出名字，听不清语音，“看着听着，不知其名，便有一种淡淡的窘，漠漠的歉意，幽幽的尴尬相，所以在异国异域，我不知笨了多少！……哪天回中国，大半草木我都能直呼其名，如今知道能这样也是很愉快的”①① 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于是，从他的系列散文中，我们读到了古色古香，读到了“茱萸”，读到了“九月初九”，读到了“山东兄弟”，读到了高雅的“上海”，满纸氤氲着根源性的苦恼，却也是古朴而华贵的人与自然的骈俪文，是“中华心”无意识地扩展到移居以后所经历的文化差异上的感悟。同样，在聂华苓的小说《桑青与桃红》中，第三部写到桑青一家人逃避警察追踪，躲在台北一阁楼里，用的语言绝对是精约、简洁而又饱满的汉语特色，诚如作者自述，“阁楼里的语言是：一字，一句，简单，扼要，张力强，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成为一律的句点了——那是恐惧的语言。”①① 聂华苓：《浪子的悲歌》，见《桑青与桃红》第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如此书写，也是由中国古典小说语言的“节制”化育而来。
对于海外华文作家来说，如果接受过中国古典诗文的熏陶，那么，就会有天生的汉语敏感，在表达母题时，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采取汉语言文字特有的韵味和迂回策略。
且以“水”这个词为例。
在中华文学史上，“水”被许多作家用来作为象征物，造成某种氛围，构成某种意象。《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寓物象象征与氛围象征于一身而优雅朦胧；“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谷风》），为弃妇在最后时刻还眷念旧情而做了比兴，“坎坎伐辐兮，置以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兮”（《伐檀》）以“清”象征着卑微者对贪鄙者的诅咒，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水寒衬壮士，气焰光彩。六朝诗人谢NFDA8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也从水色落墨，“悲”与“流”交相呼应，将与同僚惜别之情倾泻了出来。及至唐代，李白可以说是以“水”作比、作兴、作赋最充分最风光的大家。李白写有一百六十余首送别诗，几乎大部分用流水悠悠来抒发难以断绝的别意和忧愁。“青山横水郭，白水绕东城”（《送友人》），“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送陆判官往琵琶峡》），“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叔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泾川送族弟NFDA9》），“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这一切的一切，“水”在李白那里成了多重象征的载体，“水”有诗仙之墨缘矣。
显然，李白与水共鸣，和他的游侠本性、生存快感有关。水的汪洋恣肆与他的狂放不羁相符，水的波纹流动与他的浪漫飘逸暗合，水的纯净透明与他的豁朗襟怀并置。当他作为“缪斯之子”时，内在的气质很自然地促发了他用“水”抒发水流的无限和别意的悠长。如果作进一步的比较，同样是“水”意象，李白好用长长的流水，而到了李清照那里，则多用“物是人非”、“欲说泪先流”的雨水。“昨夜雨流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如梦令》），“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浣溪沙》），“远岫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轻阴，梨花欲谢恐难禁”（《浣溪沙》），“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点绛唇》），“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多丽》），“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念奴娇》），“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蝶恋花》），“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蝶恋花》），“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满庭芳》），“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孤雁儿》），“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添字采桑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甫能灸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鹧鸪天》），“回首紫金峰，雨润细浓，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浪淘沙》），“如今憔悴，但余双泪，一似黄梅雨”（《青玉案》），等等，“雨”“泪”联通，流转如珠，表现了不让须眉的才气，显示了汉字的魅力。那由“水”而连结的“雨”、“泪”意绪，从古典到现代，到海外华文文学，竟也绵延不绝。
或许由于人在天涯，有着一种“我虽然在这里，但并不属于这里”的根源性苦恼，一些海外华文作家在表达对中国大陆和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们的思念之情而创作时，似乎更接近“伤心枕上三更雨”的文字与心境，疏雨、细雨、梅雨的意象，往往更能传达霖霪的意绪。不妨看下面两段写雨的文字，“雨”刺穿了人物伤感的神经。
一段是白先勇用“雨”来提示环境的灰暗和心境的凄清：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NFDA3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上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落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个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夜了。
巷子里灰蒙蒙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伫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
——《冬夜》
细品之，行文中的那“一阵”、“一片”、“一步”、“一下”等如此单一的数字，却与鲜丽独特的意象实现了出姿、出彩、出气象的组合，灵动而又多样，疏密见节奏，由“一”字而生长出非常之笔墨。
另一段是张翎用“雨”（雨势、雨态、雨境）隐喻稍纵即逝的人生和纯真的过早丧失：
进了二月，天就有些疯疯癫癫的，竟回暖起来。雪落不成了，便落成了雨。雨也不是那种一条一条干净利落的雨，而是绵绵的、蒙蒙的、若有若无的，下得人湿了一身却摸不着头脑。天被雨泡得又肥又胖，像一顶露了棉絮的脏帽子似的，低低地堆挤在地平线上，压得人气也喘不顺。即便逢着不落雨的时候，手往空中一伸，也能抓出一把水来，竟有些像江南的梅雨季节了，只是地上还缺一片绿。
世昌趿着一双老棉鞋，坐在高脚凳上，瞧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构思着心里的那片绿。玻璃上的水珠子，一颗追着一颗，一路吞并着，最后汇成一条肥肥的直线，流了下去，这么块小天地里，竟也是大的吞了小的。
——《望月》
雨、巷往往成就了中国诗文中的愁品。从“丁香空结雨中愁”的名句到戴望舒旅法归来出手的《雨巷》，人生的悲凉感和孤独感，就通过冷冷的、哀怨的、NFDA5NFDA5的细雨和悠长寂寞的雨巷，暗示着游子对丁香一样的人与物的期待。显然，《冬夜》收集荒寒与孤寂，《望月》则典藏春缘与暗香。
中华贤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古训，成为一些海外华文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用汉语的魅力构筑自己的语言方阵，是他（她）们的着力之处。据美籍华裔评论家陈瑞琳介绍：旅美小说家严歌苓喜欢方块的中国字达到痴迷，她说那是最奇妙的方阵组合，那些汉字因为特别的排列而充满了质感的血肉。为此，严歌苓在多次的公开演讲中，宣称自己的写作喜欢留恋在这种“刀耕火种”的手工业状态，心里面一直就排斥那“打出的文字毫无感情特征的计算机”。①① 陈瑞琳：《冷静的忧伤》。
写作是心灵的远游，也是语言的曼舞。严歌苓总是着意用奇妙的文字组合来创造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导引读者曲径通幽——人物的灵魂。
她喜欢用简洁、凝练的文字传达思绪的跳跃。如：
我揣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体的分量，脚步贼似的轻。①① 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我笑起来。我这种笑法十五年前就停止了。我看见自己的笑在寒冷中形成久久不散的一团白雾。
“身体的分量”被“提着”，是汉诗的笔法；“贼”字一出，意象跃如突兀；“十五年前”是时间的回放；“停止”象征着冻结；“笑”可以成为“一团白雾”，则是听觉转换为视觉的通感。显然，她用汉字的长处寻求语言表达的奇绝。再如：
车站被灰色的灯光照得通亮。一切都带着冰冷的清晰。所有墙上，柱子上，椅子上狂舞的涂鸦都在这冰冷透彻的能见度中显得格外生猛。悬在候车长椅上方的电取暖器尚未关闭，在银灰色空间聚起一蓬蓬橙黄光晕。有两张长椅上暖洋洋躺着两个流浪者，他们要抓紧时间在警察把他们驱入寒冷之前豪华地暖和一回。
不难看出，句子多么腾挪，富有弹性和张力。每个句子犹如独立的树，却又呼应着和连接着。细究之，还可以发现作家充分发挥了中国文字“象形体现”的特色，几乎每个字都能引发那种“意象”的联想。
我们有理由说，“把汉字钉入鞋底走路”，完全可以创作出独具风神的艺术品，也完全可以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映现那种吐纳风云、飞扬情志的文化气象。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的书面形式。汉语汉字滋润着海外华文文学，也成为它与中华文化母题的天然纽带。
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纽带的牵引之下，进入海外华文文学呈现的中国文化母题的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