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一些基本母题，必定与人类的自然本性相关，与饮食男女有关，并从人类自然本性延伸至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范畴。“围城”作为华文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母题，不仅涵盖了人的自然本性——两性婚姻家庭，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味和复合含义的“能指”，婚姻、事业、人生、人性，都可能处于某种进退两难的困境（dilemma），都可能被“围城”母题所涵盖。这是一个涵盖范围较大的文化意味深长的母题。在母题三种类型中（显型母题、隐型母题和原型母题），寓言故事中隐型母题特别丰富。寓言是一种寄托着深刻人生哲理的简短故事，大多以动物活动来影射比喻人类生活，其关涉人类生活的题旨和象征寓意的表现方式是不同民族的寓言中常有共同的故事母题。
在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中，正如留法女博士苏文纨所说，“围城”一词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意思是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中的哲学家褚慎明说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对他谈过这个意思，不过用的比喻是鸟笼。罗素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据赵瑞蕻教授说，在钱先生非常喜欢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蒙田的《随笔》第三卷第五章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婚姻好比鸟笼：人们看见外边的鸟拼命要进去，而里面的鸟拼命地想出来。”显然，围城母题可以说也是一种从寓言故事中生发出来的隐型母题，从鸟对鸟笼的矛盾态度中其实暗示了人生的某种深刻哲理和象征寓意。
作为“学人小说”典范的钱锺书的《围城》，可以称之为是“围城”母题之下的一个极为经典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生故事。关于《围城》的题旨，我们在作品的《序》里可略见一斑：“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里的“基本根性”应该是指人类一种自然本性，也即动物性，人类需要生存和繁衍，其基本条件即“饮食”和“男女”。所以，香港文史评论家司马长风认为《围城》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其实，对“围城”作出最好解释的应是杨绛为电视剧写的一段文字：“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锺书所要揭示的，并不仅限于婚姻和职业，而是要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人性的盲目与混乱。人在这样一种进进出出的生存状态中，失去了目的性，就像是无头苍蝇，最终在忙忙碌碌、胡里胡涂里结束了生命。显然，它带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
钱锺书的“围城”观，实际上从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哲学中都可以找到其源头。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的就是人生的“梦幻”，他视世界万物和社会人生如梦一般虚幻、无常、莫测。“梦幻”观的滥觞既可追溯到“庄生梦蝶”的困惑和“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慨，亦有佛家“色空”观念对中国文人心态的渗透影响。可以说钱锺书的“围城观”和《红楼梦》的“梦幻观”是有着文化上的承继关系的，同时，作为学贯中西的着名学者，钱锺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叔本华认为，人是有欲望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痛苦，得到满足就感到无聊，疲惫，旧欲望满足后立即产生新的欲望，新的空虚、疲惫、新的痛苦。因此他说：生命的整个根本就是痛苦，每一部生命史就是痛苦，它是和痛苦不可分的。所以，中国现代史的第一个接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王国维说，《红楼梦》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中国版。《围城》正是从哲学的层次上揭示了人类在现实世界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最终却总是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中，极深刻地表现了“人生如同围城”这一具有哲学意味的主题。可以说，钱锺书的《围城》是对中国文学中的“围城”母题做了极为精彩和经典的演绎阐释。如果我们放开眼界，纵观世界华文文学，那么，“围城”母题作为一个可以不断重复的精神现象和文学的“叙述代码”，也在地域更为辽阔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被或隐或显地重复书写和讲述着。
（一）婚姻文本中的复述
爱情是人类和文学永恒的主题，“围城”母题在永恒的爱情主题中被不断地重复叙述和大量演绎，“围城”母题所蕴涵的进退两难的“人生之困境”的深刻意义，也被体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
旅美作家陈若曦的小说《突围》①① ［美］陈若曦：《突围》，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可以说是一个对于婚姻“围城”母题精彩诠释的文本。男主人公骆翔之是一位美国大学的教授，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其实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如其他同事那样懂得如何赚钱，教书之余搞房地产生意或者炒股，或者对政治有浓厚兴趣，这些他都外行也比较排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教书、写书，他只热爱自己的事业。但他对于爱情，却是一个不懈的追求者。在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他娶了自己的一个台湾来的学生——美月，虽然美月并不爱他，但他坚信自己的爱最终会融化她的心。然而随着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小琴的出生和长大，骆翔之对妻子的感情也逐渐在美月温顺却没有激情的生活里，在病孩的折磨下一点点淡化，消失，直至爱上他的女学生李欣。为了争取和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骆翔之承诺要离婚，和李欣结合。但妻子美月绝望之下的出走，却让骆翔之独自面对小琴的时候惊慌失措地发现，这个家根本不能没有美月，为了对孩子负责，他必须要保持一个完整的家。
李欣作为一个善良单纯的台湾女孩，来到美国，一心爱着年龄大她近二十岁的教授，她对他的爱是纯洁的，真诚的。然而她也清楚地看到，骆翔之心中背负着歉疚和责任，不可能与美月离婚，她要主动离开他，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骆翔之不能割舍对李欣的爱，但是，回到家中，他依然彷徨无措……婚姻是座“围城”，骆翔之曾经冲出过一次，那也是一次对自身婚姻选择的“否定”。而五年婚姻带来的结果，就是他每月必须付给前妻500美元的生活费。第二次进入围城，他依然怀着对爱情的美好想象，希望能够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然而随着爱情的失落，他又一次想“突围”，再次否定自己的选择。但这一次，因为有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孩子，他无法洒脱地“突围”，再次进入一个全新的美好的婚姻童话围城中。直至小说结束，骆翔之的“突围”仍然徒劳无功……
在陈若曦另外一个小说文本《贵州女人》①① 陈若曦：《贵州女人》，载《四海》1990年第9期。中，主人公水月当年在穷乡僻壤艰难度日，恋爱屡遭挫折，家里又欠着债，为了活路，她万里迢迢嫁到美国，委身、伺候比她大三十七岁的老人翁德和。尽管摆脱了贫困山区的生活，但生活的富足并不能让水月满足，老人婚后一年就不举而难以人道，畸形的婚内关系使得她痛苦，她坚持要离婚。在心仪的老乡、憨厚而粗壮的阿炳离去后，水月的情感失去了依托，无论丈夫如何想尽一切办法挽留，她还是离开了没有爱情的“围城”，回到贵州老家去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平凡的贵州女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寻。
我们无法在这里进行简单的道德判断，只能说“围城”永远都是婚姻最好的比喻。
再看瑞士华文女作家赵淑侠的短篇小说《影与镜》，这是她的小说集《阿尔卑斯的黑发》①① ［瑞士］赵淑侠：《阿尔卑斯的黑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中的首篇。小说的叙述采用外视角的方式，先从故事的女主人公静芬的痛楚的心境写起，这是她和他分手的前夜，漆黑的夜里，室内没有灯光，静芬对镜而坐，虽然身体和内心都无比痛苦，但她的“脊背挺的笔直”。镜中的她已经红颜老去，而年轻的他，吴风，在与静芬同居八年之后终于厌倦了这感情的“围城”，收拾好了行李箱，要离开这个人老珠黄的中年女人，去开始他新的爱情生活了。吴风爱浪漫和幻想，他曾经深爱静芬的娴静和内在的美，不顾一切追求她，然而当爱情在生活的磨砺下渐渐剥蚀，他便再也无法忍受“被这屋子关住”，“我是不受约束的。”尽管他对静芬也有内疚、自责、烦恼、怜悯，但是他无法克制从生理和心理上对静芬的反感和排斥——过重的心理负担和艰辛的生活让她迅速衰老，在他眼里曾经娴静优美的妇人彻底失去了对他的吸引力。而他还正当年轻，他认为“爱，是双方的事，我又没欺骗她，而且，我那么可贵的青春时光，就伴着她消耗掉了！”他在矛盾自责的心境中，还是最终选择了离开。
静芬原本是一个生活安宁富足，被人羡慕的富家太太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传统的标准的贤妻良母。然而当她被年轻的具有诗人气质的吴风热烈追求的时候，她平静的心境被打碎，在这样浪漫的爱情追求面前，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分量和价值。在前夫那里，她只是个管家、管孩子、晚上陪丈夫睡觉的太太，而且是不如别人太太的太太，她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真正爱情。为了模糊的影子般的“爱情”，为了“能有三年五年有生命的日子”，为了“独立”，为了不再是一个“附属品”，她坚决离开了“幸福”的家——冲出了“围城”，走入一个充满了未知的新的感情“围城”。她时刻担忧新的“围城”的不牢固——他们只是因为相爱而同居，这同居关系决定了新的围城的脆弱和随时可以坍塌的可能。静芬看似柔弱的性格和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坚定、果断、自尊的傲骨。她不乞求谁的怜悯和施恩，她反抗前夫对她人格的轻蔑和鄙视，她同样也不苦苦挽留已经消失了的爱情的影子。
这篇小说故事叙述的时间仅仅是一个离异的前夜，小说以两人精微深细的心理活动入手，交叉搭织而成故事结构，静芬与吴风二人相识、热恋、私奔、结合的过程都有机地穿插其中，熨帖自然，回忆和心理描写的精细，将一个看似离奇的感情故事叙述得清晰、真实、合理而伤感。
在旅美旅欧的华裔华文作家笔下，写爱情婚姻围城内外纠葛的故事数不胜数，婚外情、婚外恋故事泛滥。“围城”母题在不同时代的故事里被重复叙述和演绎，红尘男女糊里糊涂中忙着结婚、离婚，受情欲的驱使，失去了目的性，婚姻围城出出进进的混乱与盲目状态，显示出矛盾重重的生存哲学的意味。
（二）难以突破的人生困境
《围城》之所以成为一部杰出的作品在于它对人生、对社会的诠释，其实已经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围城》所展示的不仅仅只是婚姻“围城”观，同时展示了人性对自我的束缚，即“人性的围城”。《围城》的情节围绕着方鸿渐的求学、回国、交友、恋爱、工作、家庭等人生经历中人性的激烈冲突，包括需要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欲望与道德、人自身多种需要之间的冲突等。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围城》的主题是“探讨人的孤独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也有人认为《围城》是没有主题的空城。其实《围城》还有它更深层次的主题，即并非写人类对于某种抽象命运的反抗，也并非是某些观念性的东西，而是一种人性的、人类本身的无法摆脱的困境。俯视人生，作家用形象来分析整个人类社会的“围城”状态，人的生命的“围城”状态。城堡有时是人造的，有时是心造的，更多则是无形的。钱锺书通过《围城》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围城”，小说从哲学的层次上揭示了人类在现实世界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最终却总是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中，深刻地表现了“人生如同围城”这一具有哲学意味的主题。
围绕“围城”这一意象，小说堆砌多重的反讽，或者说“围城”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几乎先验地注定了反讽的无所不在。方鸿渐从一个小“围城”逃到另一个小“围城”，但仍然逃不出特定的“大围城”——整个病态文明社会以及人性固有的弱点设定的“超级围城”。与此相关，我们很容易想到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城堡》，“城堡”寓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特征以及最后走向神秘、走向虚无，与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老庄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非常接近。叶廷芳认为，“城堡”除了是卡夫卡“内心经验的总结”，“恐怖权威的魔影”、“异化”、“世界的速写”外，它还是“犹太人寻找家园的譬喻”，“人类寻找上帝的寓言”，“可望而不可即的真理的象征”。①① 叶廷芳：《寻幽探秘窥“城堡”——卡夫卡的〈城堡〉试析》，《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K的处境就是以渺小的个人、有限的个体去体验无限的空间，他的目标永远无法达到，他只能永远在途中，满怀希望而又绝望地生存着，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可企及的空间往往也是“超越的空间”，对于像卡夫卡这样具有强烈宗教信念的作家来说，正是对不可企及性的空间的追求，才体现了人类超越性精神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