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迢递五千年，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呈现出“圈”的语义场。此“圈”有三：核心圈，中国本土，两岸四地；周边圈，东南亚华人族群；海外圈，留居、侨居各国的中国人及其后裔。“文化中国”因之而跨出了国土疆界、语言疆界和社区疆界。
不过，在“周边”和“海外”，都属本土之外，华文文学确实存在“双重边缘性”问题，即相对于中国文学是“边缘”，相对于居住国主流文学亦属“边缘”；也确实存在一些文学上的困惑，诸如有身份迷失、笔墨喑哑、后继乏人等等现实问题。然而，唐山在，汉魂不灭。文化负载者们仍有心中的阳关，“离散”的境遇仍有“反离散”的书写，精品佳构中仍有“根”的寓言与家园想象，简洁优雅的汉字仍伴随着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苦旅，他们并非疏离落空了中华文化，那母性的声音依然在母题的叙述中加响。
如果斩断了传统文化的根脉，尽管有可能在现代化的世间获取自我意义的欲望满足，却也同时成了无根的漂萍；如果割裂了中国人文的精神延续性，尽管可能形成某种俗世与幻象结合的新个体形态，却也同时无法从神性的维度获取文化负载者的依据；如果丧失了母语存在的家园，尽管有可能扩大了某些思维的边界，却也同时难以下潜到相应的文化深层——那才是使人的头脑和文学的精灵获得充分发散的温床；如果剥离了公共家园和先祖家园的关联，尽管可能赢得一场物质性的生命棋局，却也难以逃脱意义迷惘、身份焦虑和求证自我的迷狂、错乱，造成某种程度的人格残障。而一旦陷入了存在的迷津，将导致生命目的的意义上的失落，从而无法要求他们对所属的“文化共同体”，作出主动的道义担当。
当一个海外华文作家确认自己是一个“文化负载者”时，他必然会认同心中的阳关——作为文化生存方式和传承方式的民族传统。当一个海外华文作家同时又确认自己为“艺术主体”时，他也必然会将个体精神本位和族群精神传统绾结一起，即便是“流外”的处境，也常常给自己带来文化负载的刺激。
白先勇的写作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且看他的自述：
初来美国，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年底圣诞节，学校宿舍关门，我到芝加哥去过圣诞，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花，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耶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觉，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爱我华①① 即爱荷华：安格尔聂华苓夫妇在美国加州爱荷华大学创办的国际作家工作坊。白先勇将“爱荷华”写成“爱我华”，看来是有意为之。，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①① 白先勇：《蓦然回首》，1976年写于美国加州，见《白先勇自选集》第308页，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
即使是高楼矗立万户灯火福音响遍，那个辽阔而古远的“故国”便是愁思中的乡关。文化乡愁成了文学母题（在下面的章节里将进一步阐述），成了“去国”后被放逐的无限惆怅。
在另一段文字中，白先勇继续写了这种文化乡愁滋生的过程：
在那段期间，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寻。像许多留学生，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还打算回国的时候，去向父亲请教，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
暑假，有一天在纽约，我在little Carnegie Hall 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从慈禧驾崩、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到“战乱”，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一时呈现眼前。南京屠杀、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侵害、被焚烧的肉体，横陈在那片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的眼睛直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
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①① 白先勇：《蓦然回首》，《白先勇自选集》第309页，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
特别的时空触发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在白先勇那里，“乡愁”并非只是一个“文化空巢”。他知道，把那些容易流失的历史遗存留在自己的作品里，让乡愁有个见证者，正是一个华文作家的心灵归宿，也是一种地域精神的聚集与回首。于是，他更加关注自身的认同问题，对自己离开的地方予以返视性的“寻根”与认知，也就有了《梁父吟》的辛亥革命，《冬夜》的五四运动，《岁除》的北阀，《秋思》的抗战，《一把青》的国共内战。夏志清因之而说，读完《台北人》，就像看完一本历史书。这本书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从现实中游离出来的文化乡愁，一种人生命运的矛盾和根源性的苦恼，从而更接近“我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的方向性哲学命题，纵然时光流逝，仍然会引起对人性的部分产生共鸣。
另一位旅美作家聂华苓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则从一般意义的游子破碎的乡情乡思中进一步超越出来，用充满寓言式的笔墨叙写了流落海外“失根的一代”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女主人公桑青，出身于书香门第，天真而单纯，憧憬着鲜花与春天。但日军侵华和内战造成了接而连三的社会动乱，使她卷入了难民的人流。不断的逃难，失了根也失去了生存的规范，终于于怅惘和迷乱中一步步走向堕落和毁灭。她随丈夫逃到台湾，不久夫婿挪用公款而遭通缉，她也东藏西躲，整天提心吊胆。后来她又流落到美国，受到美国移民当局的盘查和刁难，不停顿地转移居所，和移民局捉起迷藏来，颠簸与周旋使她最后成了到处乱跑的疯子——“桑青已经死了，我是桃红”。不少论者认为这是一篇写精神分裂的心理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在双重边缘性的境遇中流浪无依的人生与命运的历史性写照。“桑青与桃红”这两个名字就值得玩味。《广群芳谱》释“桑”为“东方自然神木之名”，“桑之为物，其根众也”。古诗谓“青青陌上桑”，乃本固枝荣，生机盎然之征象也。桃红艳丽一时，然一场风雨袭来，不免“落花流水春去也”，物失其根，无所依归。“桃”在汉语中谐音“逃”字，寓逃之夭夭，状无家可归之失落。小说女主人公由“桑青”变为“桃红”的心路历程，实在是历史动乱中人生命运的大悲剧，怎一个“精神分裂”定论？
聂华苓在《桑青与桃红》的“跋”里，讲了帝女雀填海的神话故事，吐露了矢志不渝地要把大海填平的心愿。她写道：
大海大吼。“小鸟儿，算了吧！就是千年万年你也休想把我大海填平！”
帝女雀向大海投下一粒小石子。“那怕就是百万年，千万年，万万年，一直到世界末日，我也要把你大海填平！”
东海大笑。“那你就填下去吧，傻鸟儿！”
帝女雀飞回发鸠山，又衔了一粒小石子，又飞到东海，又把小石子投在海里。
直到今天，帝女雀还在那儿来回飞着。①①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跋·帝女雀填海》，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聂华苓自称《桑青与桃红》是一次“不安分”的尝试。将“文本”与“跋”加以对照，我们不难看出她作为一个文化负载者的创作心迹。桑青与桃红两个故事的双线并行，那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和寓言的世界的重合，是精神死亡的“阁楼人”和精神自杀的“流浪人”的叠加。而在一次次恋梦般的颠簸中，在双重边缘的绝境中，那“帝女雀”投下的小石子——母性的声音依旧盈耳，依旧在呼叫着、召唤着“流浪的中国人”①① “流浪的中国人”系白先勇评论《桑青与桃红》时用的概念。，尽管沿途充满痛苦和折磨，路还是要走下去。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忧郁”而又“不屈”的故事的重现，是逃难者同祖先的一种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