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禁军士兵开始以执行公务为名抢劫私人财产。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左常侍罗让、翰林学士黎埴等大臣的府邸全部被洗劫一空。长安坊间的一些流氓地痞也开始趁乱烧杀抢劫，并且互相攻击。一时间鸡飞狗跳、尘埃蔽日，整座长安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一天的流血政变，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
翌日清晨，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前来上朝，都等在宫门外。一直到太阳爬得老高，建福门才徐徐打开。只见伫立在两侧的禁军士兵全部刀剑出鞘，脸上依旧杀气腾腾。百官战战兢兢地走到宣政门，大门却尚未开启。许久，宫门打开，宦官传令：所有朝臣，一律只能带一名随从进入内廷。
紫宸殿上已经没有了宰相和御史，百官随意站立，班位全乱套了。
脸色苍白的文宗皇帝升殿之后，看着表情各异、班位混乱的文武百官，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宰相怎么没来？”
仇士良一声冷笑，说：“王涯等人谋反，已被关进监狱。”随后，召左仆射令狐楚和右仆射郑覃把王涯的亲笔供词呈给皇帝看。
文宗一下子全明白了。
他接过那纸供状，忽然作出一副愤怒而惊愕的表情，问令狐楚等人：“这是王涯的亲笔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天子越发表现得怒不可遏，狠狠地说：“果真如此，死有余辜！”
李昂知道，他现在必须表现得越惊愕越好。因为惊愕就表明他无辜，表明他没有参与宰相们诛杀阉党的计划。这样他才能摆脱干系，以免仇士良等人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天子废掉，甚至杀死。
李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其他的一切，他都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事变第三天，御史中丞李孝本在咸阳西面被抓获；同日，李训也在逃亡凤翔的中途周至镇（今陕西周至县），被当地官员逮捕，旋即押赴京师。走到昆明池时，李训知道自己反正是一死，倘若被送进禁军军营，还要徒然遭受凌辱，于是便对押送官说：“得到我，就等于得到富贵！听说禁军现在正到处搜捕我，待会儿进了城，他们一定会把我抢走，到时候你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不如现在砍下我的首级，秘密送进宫去。”押送官觉得言之有理，随即一刀砍下了李训的脑袋。
事变第四天，满朝文武都被勒令去旁观“叛党”的游街示众和行刑过程。
神策军将李训的首级高挂在“叛党”队列的前方，后面的囚车分别押着王涯、王璠、舒元舆、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游街示众，然后将他们推到闹市的一株独柳下，一一腰斩，最后把首级悬挂在兴安门外示众。
当天，所有“叛党”的宗亲族裔，不论远近亲疏一律处死，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其中，有妻女侥幸未死的，全都充为官妓。
事变第五天，仇士良下了一道密敕，命凤翔监军张仲清将郑注诱杀，随后全家诛灭。
第七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逮捕韩约，次日将其斩杀。
尘埃落定之后，文宗李昂被迫下诏，大举封赏此次镇压“叛乱”的功臣。仇士良和手下的大小宦官，包括禁军官兵，全部获得不同程度的升迁和赏赐。
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就这样以一场政治灾难宣告终结。
李训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就像两颗光芒万丈却乍现即逝的流星，在沉沉的帝国夜空中一掠而过。
在他们身后，黑暗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浓重。
关于“甘露之变”导致的政治后果，史书作了这样的记载：“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内侍省），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太和九年深冬的那些日子，唐文宗李昂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被噩梦惊醒。
醒来后的李昂总是怔怔凝望着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身处何方。直到看清这熟悉的寝殿和龙床，李昂急促的呼吸声才会慢慢地平息下去。
夜未央，可李昂睡意全无。
他只能圆睁双眼，在无涯的黑暗中焦灼地等待——等待那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天明。
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
转眼已是新年。正月初一，文宗御宣政殿，改元“开成”。
不堪回首的太和九年就这么翻过去了，可文宗却始终没有从“甘露之变”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一年，李昂事实上还很年轻，虚岁才二十七。按常理，这种年纪本来应该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可此时的李昂却显得有些意志消沉和未老先衰。
这也难怪。经历了那么多挫折与失败，就算有再多的锐气和棱角，肯定也都被磨得一干二净了。
过去的李昂虽不喜声色犬马，但至少对左右神策军的马球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从这一年起，李昂却把马球赛减少了十之六七，纵使偶尔举办一两场宴会，他的脸上也从未有过一丝笑容。
闲居的时候，李昂更是郁郁寡欢。左右侍从看见他总是一个人独处，时而徘徊眺望，时而独语叹息，很少主动和人说话。
李昂仿佛在一岁之间就苍老了。尽管他的生理年龄还很年轻，但却无可挽回地走进了心理上的老年。
细心的侍从发现，只有当天子的目光偶尔从书架上的某个地方掠过，眼中才会闪现出一丝旧日的神采。不过，那神采也是极其微弱、稍纵即逝的。
天子注目的那个地方摆着一本书。
那是一册久已蒙尘的《贞观政要》。
自从“甘露之变”后，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基本上一手把持了朝政，其嚣张程度比当初的王守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时期，李石、郑覃、李固言、陈夷行四人先后入相。对于宦官擅权的现实，他们也无可奈何，只求明哲保身。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末，李固言被外放为西川节度使。在剩下的三个宰相中，只有中书侍郎李石的表现还算强硬。虽说他也不敢跟宦官公开较量，但至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朝廷的一些纲纪。
可仅仅因为这样，李石就成了仇士良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李石骑马上朝，刚刚走到半路，忽然从暗处射出几支冷箭，左右随从当即吓得抱头鼠蹿。李石被射中一箭。幸亏刺客射艺不精，没射中他的要害。李石慌忙捂着伤口拍马往家里跑，可刚跑到坊门，又有一个刺客从斜刺里冲出，猛然一刀向他砍来。
要是这一刀命中，李石就是第二个武元衡了。
还好李石的反应快，挥起鞭子往马屁股上狠命一抽，坐骑受痛，奋力往前一跃，竟生生躲开了这一刀，只是马尾巴被砍断了一截。
李石就这么捡回了一条命。
得知宰相遇刺后，文宗大为惊愕，立刻命禁军派兵护卫，同时下令各级衙门全力缉捕刺客。然而，各级官员忙活了一整天，却连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
李石遇刺的消息传开后，满朝文武都成了惊弓之鸟，第二天集体缺勤，连请假条也不打，害得文宗在大殿上苦等半天，到最后数一数人头，居然只有九个人上朝。
整个京师人心惶惶，直到几天后才慢慢恢复正常，而那两个刺客则始终没有抓着。
不过，案子没破，不等于没人知道真相。其实，李石自己比谁都清楚，要拿他性命的人，除了仇士良，没有第二个。
事后，李石越想越怕。
仇士良既然想干掉他，就绝不会轻易罢手，一次不成，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与其这样天天担惊受怕，还不如辞职走人算了。
随后，李石屡屡上表请辞。
文宗虽然明知道此案的幕后主使就是仇士良，但也无可奈何。别说没有证据，就算有，他也不敢拿仇士良怎么样。
正月十七日，文宗下诏，将李石外放为荆南节度使。
与此同时，户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杨嗣复、户部侍郎李珏进入了宰相班子。
随着这两个人的入相，一度销声匿迹的牛李党争便又卷土重来了。
李固言和李石离任后，剩下的两个宰相郑覃、陈夷行均属李德裕之党。作为牛党的李固言担心朝政被李党把持，于是早在临走之前，便极力向文宗推举了杨嗣复和李珏。杨嗣复的父亲杨于陵，就是元和三年录取李宗闵和牛僧孺的主考官。
杨嗣复和李珏入相后，李党的陈夷行非常不爽。每次讨论政务，他便故意跟杨嗣复吵得不可开交。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他甚至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不过，文宗没有答应他。
陈夷行如此剑拔弩张，杨嗣复自然也不甘示弱。所以刚一入相，他便处心积虑想让牛党党魁李宗闵回朝。当然，杨嗣复也知道，郑覃和陈夷行肯定会阻挠，所以他没有直接向文宗提出来，而是搞了个迂回战术——先去跟宦官疏通，再让宦官跟文宗打招呼。
杨嗣复的这一招很管用，因为此时的文宗对宦官基本上不敢说半个不字。
几天后的一次朝会上，文宗主动提出：李宗闵已经外放好几年了，应该召他回来担任朝职。
郑覃一听，马上出列，高声奏道：“陛下若体恤李宗闵被贬得太远，最多只能往内地调一调，千万不可再用。倘若陛下非用不可，请先让臣离开。”
郑覃话音未落，陈夷行立刻接腔：“李宗闵当初以朋党乱政，陛下为何顾惜这样的小人？！”
杨嗣复冷笑：“郑大人，陈大人，为人处世，最好是中庸一点，不要凡事都用自己的爱憎作标准。”
看见双方一下就掐起来了，文宗赶紧打圆场：“这样吧，不妨先给宗闵一个州。”
“陛下！”郑覃急了，“这样对他太优厚了，臣认为，最多只能让他担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司马。”
李党如此霸道，杨嗣复当然没必要跟他们客气。他随即大声指责郑覃和陈夷行是在搞党争。郑、陈二人眼睛一瞪，立马又把帽子扣了回去。于是，当天的朝会就变成了一场口水仗。双方都撕破脸面，高声对骂。天子和满朝文武目瞪口呆，恍然有置身于菜市场之感。
许久，文宗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就这么定了，给宗闵一个州吧。”
眼见天子心意已决，郑覃等人才悻悻地闭上嘴。
当天散朝后，文宗一直长吁短叹，忍不住对侍臣抱怨：“身为宰相，却吵成这个样子，你们说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侍臣们无言以对，只好安慰天子说，郑覃他们也是出于忠心，一时激愤才会这样子的。
文宗闻言，只能摇头苦笑。
忠心？！
是啊，也只能理解为忠心了。登基十几年来，这种为了党派利益而不顾一切的“忠心”，朕见得太多了，当然也见怪不怪了。
二月初九，文宗下诏，将李宗闵由衡州司马升为杭州刺史。
这令人不快的一页总算是翻过去了，但是，宰相班子内的两党恶斗，却从此愈演愈烈，一刻也没有平息。“李固言与杨嗣复、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郑覃、陈夷行，每议政之际，是非锋起，上（文宗）不能决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要说这样的执政班子能治理好国家，那基本上就是个笑话。
开成三年，让文宗烦心的不仅是宰相之间的恶斗，还有他那个不争气的太子。
太子名叫李永，是文宗的长子，于太和六年册立。其母王德妃生下他后，先是与另一个女人杨贤妃争风吃醋而失宠，不久又被杨贤妃谗害而死。李永从小没了妈，自然比较缺乏管束，于是天天跟一帮内侍宦官混在一起，就知道吃喝玩乐，很少花时间读书。
文宗先后派了几个德高望重的大臣给太子当老师，却始终没什么效果。杨贤妃趁机向文宗猛吹枕边风，添油加醋地编排太子的不是。
到了开成三年九月，文宗终于忍无可忍，便召集宰执大臣们在延英殿开会，历数太子的种种劣迹，准备把他废掉。
废黜储君非同小可，大臣们纷纷表示反对：“太子年少，应该允许他改过。储君乃国之根本，不可轻易动摇。”曾给太子当过老师的韦温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没有好好教育他，致使他沉沦到这种地步，难道只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