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通常总是低于1。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情况。（1）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从总的变动趋势来看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一点在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我国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从50年代初的3左右上升到60年代末期的3．4左右，然后转而下降，到90年代末下降到1．63左右，总的来看则是呈下降态势。从二元对比系数来分析，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在70年代初最大，1970、1971、1972这三年二元对比系数最低，为0．13。在这之后二元对比系数逐渐上升，到90年代末上升到0．23左右，总的呈上升态势。从这两个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和加强到缓解和改进的过程。这期间的分界，大致在70年代初。（2）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还很明显。反映在比较劳动生产率上，农业部门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还有较大的差距，90年代中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年平均为0．39，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年平均为1．72，这反映在二元对比系数上则表现为二元对比系数依然较低，90年代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0．22，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任务还相当严重。（3）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是在波动中进行的，说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还不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一般趋势有较大的背离，表现在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从总的趋势来看还呈现出一种下降的态势，虽然80年代中期与70年代相比经历了一个由降低到逐渐升高的过程，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反而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说明这一时期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使我国农业产值结构转换与就业结构转换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工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二是90年代末期我国二元对比系数较80年代中期有所下降，与80年代中期相比二元经济结构又出现加强的迹象。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除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之处外，由于其结构转换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面还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1．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
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999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50．1％，二者相差3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3％，劳动力的比重为23．0％，二者相差2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0％，劳动力的比重为26．9％，二者相差6．1个百分点。显然这种差异，第一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
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绝对对称是不可能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大于第一产业，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转换要慢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其就业结构滞后性更为突出。世界银行在《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发展中国家工业与农业的产值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时（1979年价格）达到相等，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两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也达到相等。我国的工业与农业产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134美元时达到的，当时，工业为38％，农业为39％。到198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1．3倍。达到310美元，而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仅为17．2％，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68．4％。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的严重失衡，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扭曲。从工农业产值构成看，到80年代末，我国的工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然而从就业结构来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国的第一产业仍占劳动力份额的1／2，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
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严重偏离，说明劳动力在社会各个产业之间的转移还存在着较大的阻碍；同时，也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都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渐进的结构演变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与此相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特点。
我国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国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过高，又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直接相关。我国1999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仅高于1988年的泰国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却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国。如果以我国90年代初的就业结构来进行比较，则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是上述各国中最低的（1991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60％、21．3％和18％）。
3．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点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钱纳里发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区内，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但差异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明显高于工业化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表现出与上述城市化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1999年我国制造业比重为42．7％，不仅大大超过了处于工业化中期国家的水平，并超过了工业化后期国家的平均水平达10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指标仅相当于工业化中期的水平，为30．98％。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既受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取决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村工业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发展道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直接相关的。塞尔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来说。其就业弹性系数不仅大于1，而且呈现连续递增的发展趋势，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所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这是因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更依赖于城市化的进展。与第二产业不同，第三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它不像第二产业所提供的物质产品那样可以在产地以外销售和消费。因此，第三产业只有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才会有较大发展，而在人口密集度较小的农村由于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发展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成本高收益小。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须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