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迅速推进，一大批新兴城市将在中华大地迅速崛起，中国将形成比较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各自起着特殊的、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都会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个数将达到1400个左右，其中大城市176个，中等城市490个，小城市730余个。从个数上看，小城市会增长的更快些，散布于各地的小城市和建制镇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们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富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大城市虽然不多，但它们是支撑中国现代经济的栋梁。从全国来看，以香港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及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城市群仍将构成全国一级核心区，这些地区不仅经济发达，产业结构先进，创新能力强，而且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其次，哈大沿线、武汉地区、汉中地区、成渝地区、兰州地区和乌鲁木齐地区将构成全国二级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它们担负着带动各自周围腹地发展的任务。第三，各省省内都将形成自己的经济中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省的经济中心有可能与原有的行政中心相偏离，比如已经形成或初见端倪的新的省内经济中心有青岛、柳州、大连、厦门、深圳、九江等等。此外，随着各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各省区经济的发展。会逐步改变省内单一经济中心的格局，逐步发展起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比如襄樊、宝鸡、绵阳、梧州、北海、芜湖等等。各不同层次的核心区是相应不同范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它们不仅集聚着区域内最先进制造业，也是区域内的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通过市场对区域的经济活动起着调节、辐射的作用。因此，不同层次核心区在全国的分布实际上反映了全国的空间经济格局。
6．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格局
开放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任何国家和地区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与世界一道前进的必要前提。1978年以来，中国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由80年代的沿海逐步扩大到90年代的沿江、沿边和广大内陆城市，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使得中国在20世纪末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逐步崛起，并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中国在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适应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作为支持亚太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对世界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局部范围内，中国努力加强与相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将逐步形成若干个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亚国际经济合作区：其中包括东北亚国际经济区，主要有中国的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及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东南亚国际经济合作区，主要有中国的华南、西南地区及东南亚诸国；中亚国际经济合作区，主要有中国的新疆及西北地区和中亚诸国；亚国际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必将有利于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格局，加速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促进21世纪的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趋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倾斜经济发展战略，在强调经济效益目标中，忽视了平衡目标，投资重心与政策优惠一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严重扭曲。我国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选择时，既不能重蹈覆辙，也不能矫枉过正，另走极端，偏重地区效率，以牺牲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为代价。在设计我国区域经济新的发展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复杂和独特的区域问题，以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沿海与内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
今后我国应该实行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它要求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从“九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力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色，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多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二是多极增长发展战略。就是在中西部地区选择几个省、市或地区或流域（如长江流域），像过去扶助东部沿海增长极那样，培养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是沿江经济带以互助互动为中心的协调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体系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资源利用的互补与协作；一般产业协调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协调区域市场，协调金融市场，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考虑到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的客观事实，也认识到制定发展战略应当从全局出发，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实现上，同时十分关注我国区域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试图在三者的统一中寻找最佳的区域发展模式，因而笔者认为，我国更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另外，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发展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三、区域经济关系冲突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区域经济关系领域发生了两轮十分严重的区域经济冲突。每一轮冲突都加剧或引发了几乎所有的重大宏观与微观经济问题，同时还造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三角债”成灾等极其严重的信用危机。展望“十五”计划时期，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现实中仍潜伏着第三轮区域经济冲突的潜在诱发因素，区域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区域经济领域发生了两轮区域经济冲突。这两轮区域经济冲突的基本线索是非常清楚的：重复建设（即盲目引进与重复布局）一原料大战一市场封锁一价格大战。回眸过去的两轮区域大战，与80年代相比较，90年代的区域经济冲突在规模、涉及范围、破坏性程度等方面都要严重于前一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变革，一元经济利益主体逐步为国家、区域、企业和个人等多元经济利益主体所取代，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企业的经济利益得到政策的承认并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但迄今为止，从传统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远未完结，而且新旧体制并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并使以前较为隐蔽的矛盾显性化、复杂化、多样化。这些矛盾在不同层次的经济中均有所反映。在区域经济层次上这些矛盾的共同特征冲突加剧，大战不断。
改革以来的区域经济冲突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每一阶段的冲突都引发或加剧微观与宏观经济矛盾。从改革开始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区域经济冲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4年）为盲目布局与盲目引进阶段。在“分灶吃饭”等改革措施实施后，各地区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投资与外贸等权利，地方经济利益得到明确承认。同时，当时的价格体系存在较多的问题且仍然具有较大的刚性，其中对区域经济关系影响很大的主要问题是，比较而言能源与原材料的价格偏低而加工业产品的价格偏高。在这种背景下，出于对财政收入的追求，各地区竞相向见效快、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投资，竞相从国外引进这些加工工业的设备与技术，重复引进颇多。由于各地区财力有限。资金分散，投资规模小，大部分新建企业与规模经济要求相去甚远。这一阶段的冲突造成全国性投资膨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企业规模不经济、加工能力与能源、原材料的供给严重失衡等恶果，并为下一阶段的冲突升级埋下了种子。
第二阶段（1985—1988年）为原料大战阶段。在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各地区为了不使本区内的加工能力闲置，政府、企业甚至个人纷纷加入原材料大战行列，区域经济大战此起彼伏，而且冲突剧烈。资源省区采用各种强制性手段明令禁止区内农副产品与原材料输出，到处封关设卡。当时有人惊呼“再没有不设防的城市”。加工省区则以抬高价格、强行闯关等方式抢购。这一阶段的冲突使全国与区域经济关系进一步混乱。由于投入物的售价不断被抬高，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价格轮番上涨，全国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大，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扭曲的价格信号导致农副产品及原材料的需求虚假，经过涨价与产量扩张的交替影响，许多农副产品与原材料过剩，大量资源浪费或闲置，许多农民与小的原料生产厂家损失惨重。
第三阶段（1989—1992年）为市场封锁阶段。在农副产品、原材料出现过剩的同时，加工产品因盲目生产也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为了治理过热的经济而采取的紧缩政策加大了企业的市场压力与需求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开始疲软，各地经济增长趋于缓慢，市场成了企业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以及社会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关键。于是，以保护本地市场不被侵占为主要内容的区域间市场封锁逐步蔓延，各种以经济、行政乃至法律手段建立起来的关卡遍布全国各地。地区封锁具有传导性，在一些地方制定并实施了封锁规定后，其他地方便纷纷效仿，因没采取封锁的地区普遍认为“早封锁得利，迟封锁吃亏，不封锁遭殃”。区域市场封锁加剧或引发了全国市场疲软、经济滑坡、区域间经济联系断裂等问题。由于“假冒伪劣”产品本小利大，对地方收入增长有好处，许多地方政府对假冒伪劣产品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打假”时雷声大，雨点小。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一些地方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于市，致使人们谈“假”色变，而有些优质产品却找不到销路。此外，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下，企业不仅产品价值实现困难，而且周转资金严重短缺。为了维护本地经济发展，除采取市场封锁外，各级地方政府还插手资金流转领域，清理企业债务时采取“先区内后区外”的清欠原则，致使“三角债”愈来愈复杂，最终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组织清理“三角债”与限产压库工作。
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但一些冲突仍然存在，而且冲突所造成的许多后果至今仍影响着地区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1992年以来不仅没有找到有效克服或管理之前产生的冲突的办法，而且发生了新一轮影响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冲突。
随着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八五”初期以来出现了全国性的，以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为主、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异常扩张为特征的第二轮区域重复建设与区域对抗，导致了“八五”后期全国经济过热及随后的市场需求不足，并恶化了之前就已存在的“假冒伪劣”产品与“三角债”等一系列问题。
新一轮重复建设与80年代初相比，具有参与者更多因而扩张速度更快、其所导致的恶性价格战的负效应更大等特点。“九五”计划确定了化工、机械、汽车、电子与建筑五大产业为支柱产业。下面我们看看这些支柱产业的重复建设情况。
——化学工业。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资金和资源的大量浪费，雷同的低水平产品过多又导致了企业的恶性竞争，企业亏损，甚至濒临破产。但“九五”规划编制时全国有23多个省市区把化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目前大多数化工产品能力严重过剩，企业开工率仅为60％左右。有的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最多发挥50％。尽管如此，但仍有不少地区热衷于上化工项目，如华东等地区的在建、筹建、正在洽谈或已获批准建设的聚酯项目达13个，小聚酯生产线达60多条，总产能规模达190万～210万吨，其中，仅集中在浙江省绍兴和萧山两地的9个聚酯项目新建规模就达117万吨。
——机械工业。我国许多机械设备不宜再增加新的生产能力，然而盲目引进与重复建设并未因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而停止。受盲目引进和重复布局的拖累．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50％左右，锻钢件能力利用率只有30％左右。机械工业重复引进与盲目布局十分惊人。如机器人研制是科研热门，在“八五”末期至“九五”初期，全国有100多家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进行研究；光纤光缆全国有10多个单位研制，大部分都是在同一水平线上重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