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禁色的蝴蝶:张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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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引言:时尚·前卫·性感

引言:时尚·前卫·性感

张国荣在二○○一年接受国际刊物《时代》(Time)的记者访问,谈到他的英文名字时这样说。事实上,Leslie这个可男可女的中性名字,不但标志张国荣性别意识的取向,同时也浮映了他二十多年来的演艺风格:时而不羁放荡,时而千娇百媚,时而雌雄莫辨。张国荣的父亲张活海是著名的西服裁缝师,因为这个背景,张国荣留学英国期间,在利兹大学(Universityof Leeds)主修的是纺织和成衣(Corliss,)。这些童年生活背景和留学经验,都给予张国荣敏锐的时装触觉与自我形象的构想,同时亦塑造了他比较上层阶级、属于公子哥儿或世家子弟的贵族气质及西化形态。

早年的张国荣,无论是日常衣装的打扮还是唱片封套的造型,都流露时尚的风格和大胆创新的美学形态,他曾经说过,早在很久以前(约八○年代)已经爱穿着牛仔裤和背心上台演唱,但这种过于前卫的装束,跟当时社会普遍要求歌手隆重的打扮背道而驰,因而遭受非议和排斥。事实证明,张国荣的衣饰观念比同代人走前了一个世代,不但具有西方流行音乐和时装文化的感觉,同时也敢于尝试、超越和挑战大众约定俗成的习惯。年轻时代的张国荣,早已在日常生活中穿着法国时装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的风格化衣服,奠定了日后双方合作的基础;此外,他也酷爱阿玛尼(Giorgio Armani)的西装,更是少数能以中等身型而能穿出一身帅气的男子。有趣的是,历年来张国荣的大部分唱片封套都是以西装示人,例如《一片痴》、《为你钟情》、《张国荣(迷惑我)》、Summer Romance、Final Encounter、《张国荣精选》,等等,或以西装外套配以简约的衬衣,或以煲呔(Bow-tier的广东话音译,即蝶形领结。——编注)配合三件头的英式西服,甚至是红色领带配衬整套全红的衣裤。西装的造型凸显了他闲雅的意态、翩翩潇洒的风度,而大胆的用色与简约合身的剪裁又使他建造了潮流的典范,这些造型,在当时已引来无数的模仿者,而隔了这些年月的距离,却仍没有落后或过时的感觉。由此可见,张国荣的衣饰品位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历久常新。香港时装设计师马伟明曾经指出,八○年代流行西装外套单穿,不一定会跟下身连成一套,张国荣在这方面的配搭做得恰到好处;八○年代中期开始,张的造型渐渐趋向casual,由斯文深情慢慢转为充满动感和型格,例如詹尼·范思哲(Gianni Versace)与罗密欧·吉利(Romeo Gigli)等充满活力色彩的设计,将张国荣推向更时代化的感觉;直到九○年代初,张又转回西装笔挺、一派贵公子的模样,当中更见成熟的风味。马伟明甚至概括地说:“他摩登、前卫、性感,永远自信十足,很喜欢表达自己,以服装为例,他不会介意别人的看法,认为在台上好看的,他就会尽情表现自己,别人的眼光他不会太在乎。”“衣饰”对张国荣来说,是演艺工作的需要,亦是表现个人潮流触觉的美感体验和突出自我形态的真身再现,例如众所周知,张国荣喜欢穿“红”,亦是少数被公认穿得好看的艺人,那是由于“红色”并不是人人受落和穿戴得起的颜色,它的霸道和明艳,如果没有张扬的个性是无法穿出味道的,但张国荣的“红”,却体验了典雅的成熟美、飞扬的动感与气势,同时又散发让人充满遐思的情欲想象。到了后期,“衣饰”更成为张国荣“性别”身份的再造、个人阴柔气质的盛载,九○年代中期以后的他,穿得更随心随意,不但混融男女性别的界限,舞台上彰显男体女相的形象,甚至以歌曲和音乐录像阐述人与衣饰彼此解放的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张的步法走得更前更远,遭受抹黑、攻击和非议的压力更大。

如果“性别”如同“衣饰”,可以随时更替、变换和错置,那么,张国荣引人入胜或引起争议的地方,便在于他在舞台上层出不穷、时男时女的性别易装游戏,一方面为香港的表演艺术与流行音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典范,另一方面又处处触碰了社会大众的禁忌与性别偏见,因而造就他独有的传奇风采。这个篇章,就是基于要为张国荣的性别议题爬梳脉络而写的,从一个演艺工作者舞台姿态的剖析,彰显张的艺术创造与成就,并且拆解社会大众对“非异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存有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成见。这里借着讨论张国荣在电影和舞台上的性别易装,以及在音乐录像里双性与雌雄同体的形态,打开性别论述的空间,跨越旧有社会成规的限制,揭示媒介集体建构“恐同症”(homophobia)的方向和现象。这个章节的目的不在于判断真伪对错,而在于辩解媒介与性别议题之间对衡的张力,从张国荣孤身作战的性别抗争中,窥视和反思香港传媒的权力与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