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在关锦鹏《男生女相》的访问中，曾坦白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性格阴柔而又带有自恋倾向的人，他觉得自己的特点是敏感，尤其是对爱情的敏感，而观众也认同了他这些细腻、细致的特质，难怪关锦鹏也回应说：在张国荣的易装电影中，不知是这些阴柔的角色造就了他，还是他本人造就了这些角色？！至此，二人的对话，颇带点“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况味。事实上，如果没有张国荣，又或者是换上了尊龙，我相信电影《霸王别姬》台上台下的易装演出不会那么细腻传神，他幽怨的眼神、缠绵的情意，或甜蜜的娇羞与含蓄腼腆的温柔，并非一个在没有认同女性特质之下的演员所能做到的，换言之，是张国荣对女性身份的认同，让他通过易服的形式，发挥他的女性特质，两者的关系犹如银币的两面，易装者与表演的角色已合二为一，有如镜子的“重像”（double），互为映照。然而，有趣的是李碧华小说的第一版，原是对同性恋采取宽容、平和及自然的态度，但经由陈凯歌改编之后，却带来影片极端的“恐同意识”，扭曲了同性爱自主独立的选择意向，而我也曾因应这个问题询问张国荣本人，以他这样一个游走于性别边界的人，如何面对和处理这部电影的恐同意识？他说他很明白陈凯歌的政治背景、意向和市场压力，而作为一个演员的他，最重要的便是借用个人的主体意识，演好“程蝶衣”这个人物的深层面向，在影片可以容纳的空间范围内，将程蝶衣对同性爱那份坚贞不朽的情操，以最细腻传神的方式活现银幕，带动观众的感受。此外，张国荣也指出《霸王别姬》的结局，是他和张丰毅一起构想出来的，因应电影情节的发展而和原著有所不同，他们着眼的地方是两个主角之间的感情变化，蝶衣对师哥的迷恋必须以死作结和升华，才能感动人心，可惜陈凯歌一直不想在电影里表明两个男人的关系，反而借用巩俐来平衡同性恋的情节，张国荣甚至认为如果《霸王别姬》能忠于原著，把同性爱的戏作更多的发挥，对同类题材的电影来说，成就一定比他后来接拍的《春光乍泄》为高（卢玮銮、熊志琴，0—）。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潜藏浓厚的“同性恋恐惧症”，但张国荣的易装演出，以及对戏中“程蝶衣”这个角色的揣摩，却颠覆了这种恐惧意识，我们只要集中观看张国荣的个人演出，便可意会到他在舞台上自我表演的形态，犹幸这部电影的前半部，由别的演员饰演童年时期饱受阉割与性别扭曲的程蝶衣，这恰恰使到张国荣的演出，能够独立于导演的同性恋恐惧意识以外，演活了程蝶衣那份对同性爱义无反顾的固执，在在透现一股颠覆的况味，变成对电影/导演本身的一个“反讽”（irony）。
舞台上的“扮装皇后”
我觉得艺人做到最高境界是可以男女两个性别同在一个人身上的，艺术本身是没有性别的。
张国荣如是说——事实上，多年来他的舞台演出与音乐录像都致力于融合男体女相的艺术形态，借用“衣饰”跨越性别的幅度，挑战世俗的规范，打造情欲流动新的面向，或演唱会上演绎扮装皇后的姣艳，或音乐媒介里化身雌雄同体的剪影，这都给香港的演艺文化缔造了前所未有的典范，而当中引起的赞叹与争议，亦在在反映和考验了这个城市对多元性别承载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