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歌曲的末世风情
岁月沉淀了成熟的光华，同时也沉溺了生命剩余无几的挣扎，张国荣在后期的演艺生涯里，不但演出了死亡的本能意识，也歌出了日落的末世生命。弗洛伊德在他的短文《论短暂》（“On transience”）中指出，快乐很快，生命很短，短暂消逝的东西越见其珍贵罕有的价值，也越容易引起哀悼失落的情绪，而艺术工作者和哲学家总带有这种先知的天分，比常人提早发现事物幻变和世界幻灭的事实。人生如梦，戏如人生，张国荣在最后的岁月里唱出了生命匆匆来去的苦涩——一九九九年他推出《陪你倒数》大碟，同碟收录歌曲《梦死醉生》，描画梦幻生死的快感和颓废；二○○一年他与黄耀明合作推出Crossover，里面有一首合唱歌曲《夜有所梦》，诉说失眠的痛不欲生和苦海无边。这前后两首歌曲，相隔只有短短三年，却仿佛走了漫长的历程，由生命的狂欢走到颓败。或许我们可以争议唱片的歌曲内容是经由媒介工业和市场导向为歌手打造的结果，呈现的文化造像也不过是一个体系的产品，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歌手与市场是互动的，形象的打造有时候不能完全脱离歌者本身的个性、气质、信仰和能力，没有张国荣与生俱来的颓废美，《梦死醉生》和《夜有所梦》便不能体现那份朝生暮死的震荡力。此外，作为殿堂级的歌手，张国荣自退休复出加入香港滚石唱片公司及环球唱片公司后，便一直参与唱片的制作，从曲词的选择到大碟的主题，以至音乐录像的拍摄，他都主导投入。如果说艺人和歌手有两种，一种是被动地演好别人分派给予的角色和身份，另一种却是在环境重重的限制中主动争取活动的空间，致力演出自己的风格，那么张国荣便属于后来的那一种了。香港填词人林夕在悼念张国荣的文章《四月一日之后》中写道：
从一九九五年他复出乐坛开始，我替他打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歌词，飞扬、缠绵、妖媚、忧郁、沉溺、喜悦、悲伤，转眼八年，至此画上了句号。可遗憾的是，在最后的五首歌的歌词里，我依然按以往路线在感情世界中唱游，并没有写下一些心灵鸡汤式的歌词。监制曾经提醒我，别写太悲的东西，我也没有特别放在心上，忽略了当时他心境上的需要。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
林夕的自白道出了填词人与歌者之间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和紧密的情谊，也浮现了作为文化产品的流行音乐制作背后的人情素质，而我们常常说的“传奇”，便是在大众声光电幻里划下了属于个人的演艺风华，久久不能让人忘记，“飞扬、缠绵、妖媚、忧郁、沉溺、喜悦、悲伤”，就是张国荣给香港流行音乐定格的声情风貌。
《梦死醉生》、《陪你倒数》、《夜有所梦》和《玻璃之情》都是林夕为张国荣书写的歌词，四首歌曲逐层深入生命无常的末世思想里，剖视世界倒下、自我分裂、情感崩塌的焦虑，从《梦死醉生》的“有一梦便造多一梦／直到死别都不觉任何阵痛／趁冲动能换到感动这愉快黑洞／苏醒以后谁亦会扑空”，到《陪你倒数》的“时候已经不早／要永别忍多一秒已做到／朝着世界末日迎接末路／要抱着跌倒”，甚或是《玻璃之情》的“我这苦心已有预备／随时有块玻璃破碎堕地”，道尽生命个体的脆弱、醒和梦的界限模糊，以及当“时间”走到尽头的幻灭和一无所有。弗洛伊德说美丽的事物总容易凋萎、消亡，不能恒久保有，因为寂灭是世界自然的定律，有生必有死，亦方生方死；克里斯特娃也说当人沉溺于事物短促消逝的哀伤到了极点，便会产生狂喜的反射，为了支撑沉重的哀痛，必须以狂喜的轻省提升生命败亡的美感（BlackSun,0—0）。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看，玻璃坠地、天摇地撼和颓垣败瓦是生命和世界无可奈何的归宿，林夕的词、张国荣的歌声，不过是唱出了无常的有常、有情的无情而已，而受众如我却会在这种苦痛的沉溺当中获得狂喜的快感和寂寞的抚慰，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先知一般提早领会和应验事物寂灭的真理。
个人最喜欢还是张国荣与黄耀明合作的《夜有所梦》，将失眠的苦况痛快淋漓地披现眼前，凡有类同经验的受众定然会身同感受：“现在二十四度现在二十五度／现在二十八度现在没事给我做”，是反复不能入睡的挣扎；“偷窥我跟踪我惊险到想吐／我拒捕我要逃我要挂号／我一路睡不好只为噩梦太嘈”，是梦魇的压迫和恐惧的侵袭；“逐步逐步镇静逐步逐步镇静／现在尽量镇静别问为什么镇静”，是企图自行治疗和平衡自我的做法，但总会徒劳无功。弗洛伊德在阐释抑郁症的状态时说，因着无法解除心魔而致使失眠，是一个自我即将耗尽的过程，是悲伤承载至无力承载的结果（“Mourning and Melancholia”,）。《夜有所梦》揭示的是无重的失眠状态，掺杂惊恐和忧郁的缠绕，噩梦周而复始，漫长没有尽头；此外，“失眠”可说是一项最孤独的挣扎，根本不可能有旁人能够伸手援助，反而越是挣扎越孤立无援，惊恐和压抑也随之加强和加深，犹如跌入无底的黑洞之中，不知失眠何时终止，睡了醒了又能否再睡，明天晚上是否重蹈覆辙，终至有一种无法自我掌控的焦虑和颓败，直至崩溃。
《梦死醉生》唱道：“不开心再睡到开心……苏醒以后难道你会哭出笑容”，《陪你倒数》唱道：“大结局今天最后／不必寄望来生等拯救／不要彼此诅咒／你亦无余力再走”，这些唱颂，让我想起了张爱玲的说话：“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或：“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张国荣演出了苍茫的生命，也唱出了末世的个人风情，在妙曼的歌影声情里，他和为他打造形象的幕后功臣从来都没有刻意建构一个智者的角色，解决时代的问题；相反，张不过是掉落风尘的人间行者，以魅惑的姿态告诉我们怎样在末世里跳着自己醉心而优美的探戈，沉溺至死，至死方休。
结语
如你看到我
是运是命
请关起眼睛
如你听到我心底哭声
请收起吃惊
静静睡吧
不必慰藉叫我再动情
——张国荣：《红蝴蝶》
张国荣遗作《红蝴蝶》，以凄美的意象和声音述说爱情与生命的陨落，隐约与他晚期的电影世界和歌曲作品互相呼应，那是一个生命无常、朝生暮死、自我失控的领域，唯有通过艺术的声情表演，才可将人性的缺陷与遗憾刹那曝光，将自我搏斗的力量永恒定格。千禧年代的张国荣，不再公子哥儿般以深情的眼神、挑逗的笑容站在舞台上或镜头下装演俊美的情人，卸下扮装皇后的雌雄同体或浪荡子弟的狂野风流，他挖开人性阴沉的面孔、精神分裂的自毁本能，以极不讨好甚至惹人憎厌的负面角色突破演艺的框架，发挥一个演员在定型以外的潜力。电影研究工作者吴昊曾在一个公开的座谈会上说张自《流星语》之后的转型意识十分强烈，片中他饰演带着孩子生活的父亲，以步入中年的心态表现跟孩子相依为命的苦心。吴昊的观察说明了张在演艺工作上刻意求变的独立思想和追求，在电影工业的限制中寻求自我蜕变和突破的机遇。香港的电影文化有时候是十分褊狭的，惯演“小生”的演员少有愿意接受中年或奸邪的角色，尤其是同时也担当歌手的人，总害怕电影中过分负面的人物形象会破坏和危害他们在公众领域里的正面姿态。王家卫也曾慨叹香港不少三四十岁的男演员常常刻意地或被迫扮演二十多岁的青年，让演的人和看的受众都相当辛苦。王家卫的批评正一语道破香港男演员在年龄关口和人物造型上无法挣脱的桎梏，从这个电影文化的脉络去看，张国荣在《枪王》中扮演杀人狂魔，在《异度空间》里化身精神病患者，便益发见出他作为演员和歌手难能可贵的自觉。或许，张从影二十多年以来即使演尽风流人物或浪荡情人，但这些人物本来就不是纯美和正面的，总带有亦正亦邪的异化素质，总有人性贪婪、自私、傲慢、偏执的弱点，唯其如此才可让他卸下道德的包袱，轻省地选择人性边缘的角色，以同样敏感细腻的技艺演绎人面正反正邪的各种层次和内涵，继而牵动观众悲喜交缠的情绪。
尊敬的书友，本书选载最精华部分供您阅读。留足悬念，同样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