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感谢两个后荣迷时期的歌迷组织“哥哥香港网站”及 Red Mission的仗义帮忙，他们慷慨赠予的写真集、图文书、剪报资料、网上留言，甚至海外发行的影碟“特别版”，让我霍然惊觉“歌迷组织”原来才是“明星研究”第一个重要的“数据库”，他们收集、储存、分档、评议的能耐持续数十年，而且往往夹着许多个人的年代记忆与时代风貌，成为论说的基本材料。此外，他们的热诚、投入、真挚与无私，也让我讶然感悟，原来人世间有一种感情是可以超越现实的功用价值、生命的血缘关系，甚至死亡的界线。当然，“歌迷文化”也有它的排他性，对偶像的倾注与崇敬容不下第三者，当中会有争持、固执、沉溺、迷乱，但唯其如此，才是人性真情的流露！我庆幸有机会参与其中，以一个“戏迷学者”的身份共同建立与“张国荣”的关系，是的，是“戏迷学者”（fan scholar），这是卢伟力给我的戏称，既与任姐的“戏迷情人”遥相呼应，也生动具体地说出了我个人的耽溺，于是便欣然接受了。在西方的论述里，总认为“戏迷”不适宜当“学者”，因为他 /她的情绪感性会破坏了学术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学者”也不适宜担演“戏迷”，因为这样会妨碍论述对象的客观性 ；然而，我从来都不相信客观与主观、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立的公式，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真的可以如此决绝地区分吗？况且，我也从来不觉得学术研究或学院规范有什么值得高蹈的姿势，那些框架、那些空间也不过是尘世间的寄身而已！因此，我将我的“张国荣研究”当作诗歌看待，在理论的建构中渗入个人诗化的观照、抒情的感应，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笔触来对待吧？！或许会有人因而不喜欢，但这没有什么打紧，他们可以另有选择，套用张国荣的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如果写和被写的都被命为“异端”，那么他和她是不必强求的，因为世界虽然细小，但总有容纳和照耀彼此的国度！
最后还要感谢小思，自二○○五年四月开始写作这本书，她一直忧虑我的健康和精神状况，见面时的耳提面命，节日里的书柬留情，都让我在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日子感受蓝天白云的召唤，她说书写来“情根太深，一旦铸就，不能自拔，不过，如果这是命定，那也无奈”。也许小思是敏锐的，我在进行“危险的写作”，是在追寻张国荣的身影中铸炼自我，在层层剥褪的人格分裂里体验另外一个或另外一些生命——跟“死亡本能”的理论纠缠时，曾感应一些黑影在摇曳、一些声音在旋荡；在与哥哥对影互照的刹那，便仿佛明白艺术最孤独也最唯美的险境，使人狂喜也苦不堪言；在男男或女女的异色景观内，体悟人间色相终究是空，你你我我的四面环照，依旧敌不过岁月的寂灭！写作如同生死，人与书也无可避免的历劫几番，曾经因为情绪的狂暴而中途废弃，也因为不知名的病痛被迫躺在医院的睡床上，文字与意念散成碎片——这样的卷动，会带来无法回头的沉坠，但人世总要这样的走一趟，否则便白过了，我不过是像哥哥那样，忠于自己相信的理念而已！如今书稿已成，没有蜡炬成灰，却以一颗一颗墨黑的字体记印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