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其实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各国都有，比如在美国，被称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有的州设立了与之对应的“特殊教育部”，下面有“行为纠正班”。加州有专门的学校招收有学习与心理障碍的学生。有的州有“少年法庭”，对涉及法律的学生，由少年法庭裁定他们必须在这种学校接受专门教育18个月至2年。在日本，有为厌学的学生专门开设的“家庭学校”。中国一直没有专门针对“差生”的学校和机构（以前的“工读学校”现已更名转向）。所谓的“差生”，一直是被主流的“择优教育”排斥的、不管的、放任自流的、边缘化的。中国的“差生”人数急剧增长，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学校的不作为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差生”只是某方面差，并非各方面差；只是一个时间段差，并非永远差。“差生”的边缘化加速了他们的反成长。送往徐向洋工作室、少年西点阳光学校和刘晓冰工作室的孩子应该算是幸运的，大量的孩子得不到及时的救助，严重的结果是自杀、自闭、自暴自弃而后流浪到社会，以至于犯罪。。
徐向洋是“择差教育”的创始人，迄今已10余年，学员总数加上曾经附属的“三纵”和华北营，乐观估计1万人。它是民间创办的教育训练机构，没有政府拨款，没有慈善资金投入，没有正式列入国家教育体制，它是徐向洋冒着风险在艰难的探索中起步、建立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它生存下来了，并且发展了，壮大了，成熟了。但1万个孩子相对于几千万个孩子，它对整体现状的改变效力微弱，所以有了我前面说的“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的一家之言。
其理论意义在于，它是对现行教育的拾遗补缺，它的思想、理念在教育的终极意义上得以体现，而且是对现行教育的部分纠偏。因为极其复杂的诸种原因，至今不可避免地、大量地产生着所谓的“问题学生”、“问题孩子”及“差生”，这些学生和孩子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谐社会”不解决孩子与父母、孩子与学校、孩子与社会及孩子与自身的和谐，社会如何和谐？中国已经似乎不乏以此类学生和孩子为对象的不同名称的工作机构，但长期以来坐而论道（言论、言教）的多，实质性的行动和收效少。这些机构改变不了学校基本不管“问题学生”（不管当然也有管不了的原因）这样一个基本现实，更管不到、改变不了家庭和孩子。在此种情形下，“择差教育”以比较强烈的形式和行动适时介入，当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它的产生是合乎道德的， 同时给现行教育提供了一个参照，一个提示：无论今后的教育发展还是教育改革，都应考虑接纳它的某些思想理念，以形成既合乎理性又合乎道德的完备的教育体系。
两难是人类的基本困境，两全其美终归于理想。此项教育使很多孩子从此做真人，走正路，发生命运的改变，又使很多孩子身受皮肉之苦，尊严蒙上阴影。“惩戒教育”（包括戒尺）是徐向洋工作室前期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负面行为更多的是被诟病、被社会放大了，而正面效果却有意无意被遮掩着。这是一个费思量，颇屈枉的现象。
毕竟，我们遭遇了一个史上无有的巨大的特殊人群（包括孩子的家长、家庭），我们一时找不到帮助和挽救的办法，现存的法理和体制对这个人群的救助捉襟见肘，反衬出道德层面的意义的重要来，于是，徐向洋式的教育便有了合理的存在和生存的空间，对其实践中的“负面”行为，虽众声喧哗，社会仍然有着较高的容忍度。毕竟，特殊人群必需特殊办法必有特殊对待，在还没有找到更为有效的办法之前，在人群现状还未得到根本改善之时，徐向洋式的教育仍将合理地存在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国家能够允许这种教育形式长期存在的原因。这是一次重要的教育改革的尝试（这一改革实际上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范围），它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我以为，对待它要像对三十年改革开发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一样，同样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同样要解放思想，要运用邓小平的“不争论”智慧先干起来，最后权衡利弊，决定取舍。而此类教育自身则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恶存善的过程。
“择差教育”的高收费，是社会的一个关注点。有人给徐向洋的工作室算账，一算就算出了“暴利”。我对经济不在行，但仅就行走这项训练科目而言，学校所承担的安全风险，是收费看上去很高的因素之一。除此，大量的特殊训练，扩大学员数量，扩建新区，购买土地，新建宿舍，都需要钱。现行学校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50，他们是1：8，学校不能太亏了管带（实际上已经在亏着管带），而其学员的教育难度更是普通学校的学生不可与之并论且超乎想象的。因此，它不能不盈利，否则这个学校、这个事业就不能生存。
我似乎是在这里为此类学校的高收费答疑。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后述的“此类学校”，是除去了仅为我所较为了解的徐向洋工作室、少年西点阳光学校以刘及晓冰工作室的——正是全国庞大的“问题学生”（“网瘾”学生）群体的存在，让“此类学校”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暴利”市场，发现了中国教育市场的巨大商机，发现了一个名叫“徐向洋”的人于他们的行动有理、有例、有据、有利的重大意义。无数名目繁多的“此类学校”一时间一拥而上，面对“暴利”巨大的诱惑，他们仓促上阵，于是，“矫正问题少年成了挣钱的新行当”（某报新闻标题）。报载，某特训营负责人经过计算后，称此行业每年的年产值有10亿元。同是报载或网络广告，许多原名为咨询室和辅导工作室的机构纷纷改名转向开办“特训学校”、“行走学校”，有的干脆上来就直称××魔鬼训练营。于是产生了重庆大东方“小义事件”，产生了宜昌海天训练营、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新疆华龙西点学校将学员打死等系列悲惨事件，而罪名最终落到“择差教育”头上。当今媒体大多关注的是现行教育，对“择差教育”一知半解或一叶障目，悲剧一旦发生便不分青红皂白群起而攻之，使原本处于边缘的“择差教育”陷入艰难尴尬的境地。百姓如我者，对“择差教育”原本就孤陋寡闻，在媒体的渲染下，便难免群情激愤口诛笔伐。这一切，又似乎都在情理之中。
徐向洋式的教育，不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学校无理论，校长无思想，管带无素质，这样的“三无”学校一旦出现，结果必然逃不出四个字：谋财害命。
打开电脑点击“行走学校”，与此相关的网页竟有5100万之多。据统计，此类教育机构全国有300多所，其中还不包括三、四百家戒网瘾中心或学校。它们各自为政各施其能五花八门，真正认真、正经办学的少，眼睛盯钱的多。多少孩子的家长因为家有“问题孩子”而茫然无措，多少“此类学校”和商人校长在大把地赚着孩子家长的黑心钱。2010年暑期我看到一则报道，某训练营暑期两个月收费近两万，极力鼓吹训教效果，能信吗？这才是黑心与暴利。家长们可要睁大眼睛，千万别病急乱投医，即使不害命，那两万块钱必是扔进了水里。我以为，自杀的“小义”不是不该送，而是父母送错了地方，不是不该被惩戒，而是惩戒失度和滥施惩戒，这一点，想必学员们的父母包括小义的父母都心知肚明。
重庆“大东方事件”发生后，许多发现孩子送错了地方的学员家长们纷纷要求转到徐向洋工作室，但工作室容量有限。某报记者就此采访徐向洋，徐向洋说，有真品，就会有赝品，只要有名星，就会有模仿秀。但他们模仿的不是真经，都是一知半解的生搬硬套，因此出了乱子。相反，不出乱子才怪。只要这些模仿秀存在，以后乱子还会出。有的“学校”甚至把《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工作条令》和办学许可证原原本本克隆到自己学校的网址上，还有人欲将徐向洋工作室集聚十余年含56条实践精髓的“能力诸元集结训练”冠以自己的名字出版发行。
谈到舆论压力，徐向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有李逵就有李鬼。有一分利益就有十分的赌博冒险。古今亦然，中外亦然。
为了正本清源，也为避嫌“李鬼”，2007年8月31日，陈锋校长在学校网站发表声明：
重要说明
少年西点阳光学校，是依据中国择差教育事业的创始人徐向洋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以及他所制定的“能力诸元集结训练”为中心的教育训练大纲，以各工作条令、规章制度为代表的行政管理规范，而从事的择差教育这一伟业。我们坚定不移地、虔诚地以徐向洋先生为师，认真学习其理念及系统的工作方法，努力实践，敬业工作，为中国择差教育事业而奋斗！
我常常忍不住拿现行教育与择差教育进行难易对比。在普通学校，一个“问题学生”就是一个炸药包，七、八个聚在一起就是炸药桶，而几十上百个集中到工作室后，工作室就成了炸药库。仅就我所知，不说男孩，光是女孩就让你晕菜。一个天津女孩不带脏字不说话，到工作室第一晚不肯睡宿营车，要自己刷卡住旅店。一个贵州16岁女孩，一天要抽两包烟，天天在社会上打麻将。一个女孩曾率众7次砸了人家的火锅店。一个女孩深夜12点要外出，母亲不让，说你要出去就从我身上踩过去，女孩真就穿着皮鞋踩着母亲的肚子出了门。另一个女孩同此，不同的是她出去时踩的不是母亲的肚子，而是踩断了母亲的两根肋骨。一个女孩12岁就成了学校和社会上的“大姐大”，涉毒乱性，而且在训练基地“隐藏”极深，表现超好，回家后比来训练基地之前变本加厉地恶劣。有5 个女孩到工作室后外逃，途中将啤酒瓶砸到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头上，激得徐向洋大呼“重拾戒尺”。这使我立刻想起了相隔不久发生在湖北广水市的一件事，也是5个女孩，最大的16岁，她们逼迫一少女脱光衣服让一30多岁的男子强暴，然后得钱1600元5人平分。
儿子离开三纵不久，徐向洋和陈锋都先后称放弃了戒尺惩戒，徐向洋工作室改用黄牌警告。是迫于压力还是来自生活现实的警醒，或是另有高招不惩而治、不戒而改？我也晕菜。连菩萨心肠的晏紫闻听后也疑窦丛生，问我：这行吗？她说她很难相信“那些”孩子不用戒尺也能转变。我也不信。我想，这也是“择差教育”和主事者的两难吧。我甚至想，为了学校能够存在，徐向洋、陈锋、刘晓冰是否不再刻意、锐意追求学员的转变率了呢。
工作室的每一步，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你完全意料不到的事，而你在处理这些“意外”时还要时刻小心可能发生的更大的“意外”。不是某人某个老板有钱了自以为看准了就能当此项教育的校长的，不是每个“此类学校”的管带都有徐向洋工作室管带和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爱心，不是每个“此类学校”都有徐向洋积聚、总结10余年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训练方法。历史选择了徐向洋。一个人可以轻松地当小学中学大学的校长，但极少有人能胜任此项教育的校长。你有徐向洋同样的大学学历，你没有他当兵的军旅经历；你有当兵的经历，你没有大学学力；你有其他项工作经历，你没有他当职大老师的经历；这些你若都有了，你却没有他辞去职大教职，拿数学只能考10分的顽皮的儿子作试验当起家庭教师的经历。即使这一切你都具备了，你可能没有他健壮的体魄，渊博的谈吐，威武的形状，还有他秉承的陶行知“爱满天下” 的教育。
所以，那些致孩子于死地的校长和管带们，我视他们为“人民的公敌”。孩子的父母把孩子交给你们，就是连性命也交给了你们，你们不能草菅人命。一些行伍出身的“管带”、“教员”，不少人本身就有暴力倾向，选任他们的“校长”应对他们的暴行承担连带责任。如今，“此类学校”方兴未艾，如果因为关系、政绩、地方利益甚或金钱利益，负责审批“此类学校”的各级各类职能部门，若罔顾其资质，擅自批准招生开业，一旦出事，我视此类部门为“人民的公敌”的帮凶。
“择差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能够自主生活，自觉学习，增强抗压、抗挫折、抗干扰能力，回归正常生活。办学效果工作室至今可能未作全面、严谨、正式的统计调查，我想，其难度在于孩子最终是否转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段方能作结，即时性的统计结果很可能是不可靠也是不可信的。有的人转变立竿见影，有人转变在中期，有的甚至在人生的后期，但绝大多数人程度不等的转变向好则是没有疑义的，反弹至不可救药的终是极少数。这与家庭教育依然失误、学校教育仍不作为有关，也与孩子的受训年龄有关。杜义干了四年多管带，经他观察总结，认为最佳受训年龄为13岁至16岁。他举例的“隐藏”极深的那个12岁的“大姐大”，是比较极端的个例。
我还是愿意对择差教育的效果作正面评价。看看两封回家后的孩子来信：
管哥，我是辛森。经过工作室管带的精心培养，我现在和父母相处得很好，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吵闹了。学校老师对我的印象也不错，都挺喜欢我的。对了，开学第一次物理小测验，我是全班第一！怎么样？很厉害吧！第一次月考我是全班第十一名，虽然我还不大满意，但大家都说我有进步，下次再努努力就可以了，我听了好高兴……
两年后辛森又给徐向洋写了报喜信：
老徐：我是辛森。真想您，真怀念在工作室的日子。转眼间我已经初三毕业了。先跟您汇报一下我的中考成绩吧！这次中考，我考了600.5分（满分660分），在班里排第二，学校里排在50几名。我考上了天津市第二十中学（比我现在的学校要好一些，嘻嘻！）咋样？不错吧！多亏了您及工作室管带们的帮助和父母的关爱！我高兴得都找不着北了！
初三这一年特别的苦，各科的卷子一摞一摞的，压得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可我没忘记在工作室训练的成果——那就是坚持不懈！每当我遇到挫折时，我都会想起艰苦训练时的情景；每当想要放弃时，我都会对自己说：“千万不要浪费你的第二次生命！”就这样，初三这一年我挺了过来。我很感谢工作室的每一个人以及我的父母，是大家让我找回了自我，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如果不是大家，我怎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从工作室回来后，我平常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不小的转变。我和父母之间的隔阂变小了，能更有效地沟通了。家里吵架的次数明显少了，气氛很融洽。现在的我能很好地理解父母，体恤他们的不容易。我的父母也经常夸奖我，受到鼓励的我也不断进步。这样的良性循环，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实在是无法形容我心里对工作室的感谢，还是衷心地说一句：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