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市沙湾区主管林政工作的林业局副局长王开利身体瘦弱，在被采访时说，他每天都处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白天正吃饭时电话一响就得走，晚上通夜不敢关手机。我在沙湾区采访了三天，每一天都看见他在处理新发生的盗伐盗运事件。而最让他头痛的便是一些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一些部门的特权思想，个别县的公安部门甚至用“武装押运”的办法偷运林产品，在执法中遇到的阻力很大，气得他曾扬言要找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四川省电视台的《今晚8.00》到现场录相。
盗伐盗运者有时还和黑社会势力勾结在一起，阿坝州九寨沟县便曾出现过一个黑恶势力集团，不但盗伐盗运木材，而且还搞打、砸、抢，曾打伤南坪林业局场长、工人多人。
各地对木材盗运都想了许多办法，据四川省南充市反映，曾发现有用集装箱偷运的。2001年8月，阿坝州在一份总结材料中称：“在近一两年时间，由于州内州外木材价格悬殊较大，在利益的驱动下，少数不法分子开始在我州乱收滥购木材，并利用军车、警车、邮车、油灌车等特殊性质车辆，作为运输工具进行偷拉盗运，致使我州局部地方林政管理出现反弹，乱砍滥伐案件有所抬头。”
2001年4月松潘县林业局便曾挡获三辆偷运林材的军车，缴获木材50多立方米。
在四川的若尔盖县和甘肃的迭部、玛曲接壤的郎木寺一带，被称为木材交易的“金三角”，这里一直有一个木材交易的黑市市场。而若尔盖县在某些领导的纵容下，偷拉盗运也就屡禁不止了。
2001年8月，我在若尔盖县考察时，一位藏族护林指挥所所长便曾气愤地对我说：
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盗运盗卖木头，老百姓用牦牛，每次拉几根，有后台的就用汽车，他们每年总要拉走几十方、上百方木头。看见国家的资源流失了，我心里放不下，觉得不管不行，但是一管就会得罪人。只要抓住一车木头，各级当官的包括县领导都会出面讲情。我们这里是牧区，草原的道路四通八达，本来就很不好管，再加上有的检查站和盗伐的人互相勾结，我们去抓偷运的，他们就先通风报信，有的检查站站长还是领导的亲戚，想整顿一下上面不同意。搞林政和林业公安的都觉得难度太大了，只要逗了硬，就得罪了领导，就要吃亏……还有人扬言要打、要杀管林政的人……
根据这位站长分析，盗伐的人其实还是做贼心虚的，2000年阿坝州和县公安局来查处盗伐现象时，林业、纪检、政法每个乡都开会，这一下盗伐者害怕了，以为要动真格了，有的人吓得连夜把木头抬到山上扔了，有的人连夜挖坑把木头埋在地下……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关键还是县委、县政府不逗硬，“会上喊得很凶，会下就丢在脑壳背后”，会上讲的那一套根本不执行。有时以罚款代替管理，特别领导们的亲戚犯案后更不认真处理，这一下“老百姓们看淡了”，国家规定盗伐盗运5立方米以上要判刑，许多人便钻了空子，每一次只盗运二三立方米……
县林业局一位职工还悄悄领着我去县××厂的职工宿舍土墙边实地“侦察”了偷伐、偷运的珍贵木材柏香，估计有六七立方米，据说是准备运到甘肃去做棺木的，可以卖出大价钱。他还告诉我，县里的旅馆、车站乃至县医院都是偷运者藏匿木材的地方。为了逃避林业局的检查，他们已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他还对我说：“您这次来得不凑巧，前几天国家林业局的人来了，他们听到了风声，不敢再拉木头。要不然，您会看到很多盗运木头的车辆的。”
几位曾经从事过林政和林业公安的工作人员向我讲出了许多当地偷运木材的“内幕”。
他们说，“天保”前，当地也有人盗运木材，但当时林政管理十分严格，打击盗运的力度很大，而且抓获盗运的木材后，25%返还奖励检查站，因此检查站的积极性很高。“天保”后，国家花了许多钱投入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本来打击的力度应该更大，但这时一些县领导和部门领导的亲戚子女们纷纷挤进县里设置的5个木材检查站当起了“临时工”，把这里的工作当成了一条致富的捷径。这些人过去原本没有正当职业，素质很差，现在又凭借亲戚或父辈的权势胡作非为，进行权钱交易，于是便放走了大量偷拉盗运的木材，而他们本身也借此发了财。
若尔盖木材黑市交易的存在让甘孜州州委领导十分震怒，下令严格查处。在州领导的指示下，2001年4月，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县长和副县长参加，组织了一次打击偷拉盗运的行动。
这天傍晚，林政人员们先是故意做出一副在餐厅里大吃大喝的样子，仿佛他们只是在尽情地消遣、玩乐，夜深了，预定的时间一到，他们便兵分两路坐上车向偷运木材的一些要道疾驶……
到路口了，他们熄了车灯，悄悄地守候在那里。黑暗中，听见远处有了大卡车发动机的声音。领队着急地告诉司机：“来了，快追！”一追上去果然是两辆偷运木材的卡车。他们截住了一辆，另一辆在夜色的掩护下飞快地逃跑了。司机立即跳上车去追，但已经没有踪迹……正懊恼间，第三辆卡车又过来了，截住一看，上面竟盗运了十几立方米木材，而且全是名贵的香柏……
这一切真像是警匪片里的镜头。
这个夜晚，另一路林政人员也大有收获，他们截获了7辆偷运木材的出租车，每辆车上都带有木材一方到两方。
这次行动，大有斩获，抓住了大批偷拉盗运木材的不法分子，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们都十分高兴，认为一定会对这些不法分子进行严惩，可以刹住这一股和“天保工程”公然对抗的歪风了。
谁知结果却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县上规定，林业部门对偷拉盗运者只有“抓”的权利，而没有处理权，于是这些人便全部交到了“县上”。这一交便没有了下文，打电话、写条子用其他方式说情的人络绎不绝，其结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国家规定，偷运木材5立方以上者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在若尔盖县却都是处以罚款，最多拘留15天便完事。
这以后，偷拉盗运之风便更加炽烈。
2001年7月。一位州领导到若尔盖县视察时发了脾气，指出当地已形成伐、运、销一条龙的木材交易黑市市场，要求公安部门和林业部门进行严厉打击。谁知在公安、林政人员出动前，早已有人走漏了风声，偷拉盗运者立即迅速转移了赃物，以致这次行动又无功而返。
当地不法分子甚至嚣张到敢于殴打执行公务、进行车辆检查的人员，还暗地里派人监视林政干部们。对林政干部的生活规律——包括他们在哪儿吃饭、哪儿喝茶都摸得一清二楚，林业局的车号更烂熟于心，只要看见林业局的车来了，放哨的便会立即骑上摩托飞跑回去报信，等林业局的车赶到，偷拉盗运者早已躲起来了。
当然，让林业局干部和林政人员们感到最难对付的并不是这些偷拉盗运者，而是领导们的介入和干扰。他们说：“领导们的亲属不能处理，我们又怎么能去处理老百姓？但是，我们要在这儿拿工资、吃饭，又怎么能得罪这些权势？”于是，大家便只得“睁只一眼闭一只眼”了……
许多次，在抓获偷拉盗运者时，不法分子们第一句话不是先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气势汹汹地宣称：“××是我的哥哥……××是我的亲戚……”
正是在这些“××”的包庇纵容下，若尔盖县才会出现伐、运、销一条龙的木材交易黑市市场。
据说过去一位林政股长就因为公正无私、执法严格，曾让偷拉盗运者闻风丧胆，以致得罪了许多人，最后连某些领导也不喜欢他，认为他不识时务。心灰意冷之余，他觉得没意思，便要求调动工作了。
也许，腐败、官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才真正是盗伐盗运者的“金三角”吧？
“水分”中的“政绩”
造假和形式主义则是生态建设中又一严重问题。
这样的问题，1958年曾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吃过大苦头，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但在体制和习惯的作用下，如今它仍然阴魂不散，而且造假的方法似乎变得更加“高明”了。
据统计，在全世界开展的各种生态环境建设中，我国无论项目的数量或项目的规模都居全球第一，但是效果却不明显，“造林不见林”便是典型的表现之一。
原因之一便是我们的各种汇报材料、各种统计数字往往“有水分”，更严重的是，这种掺“水分”的造假者不但没有受到严厉的查处，反而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会受到嘉许和提拔。
于是，造假之风愈演愈烈。
民谚早就称：“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
一位基层工作人员曾愤怒地对我说：“现在有的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哄国家的钱，我敢说，照这样发展下去，不管国家给了多少钱，10年后还是会造林不见林！”
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说：“但愿我们不要变成说谎的民族！”
“说谎的民族”，多么沉重、多么痛苦的抨击和反省啊！
他们的看法也许过分悲观并失之偏颇，但却值得国人重视和警醒。
国家为了保证生态建设的成效，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检查。部分缺乏生态意识的地方，为了对付检查，除想方设法进行“勾兑”外，便是采取“同是一盘菜，各敬各的神”的办法，搞一两块或几块“示范地”，长防工程是它，天保工程是它，退耕还林也是它，既对付上级和检查组也对付报纸、电视台等各种新闻媒体，如果检查工作不认真、不深入，便往往上当。
20世纪90年代，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我国启动了“中德合作四川省嘉陵江上游防护林工程项目”。但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仍然在偷懒、作假，挖空心思地想出许多办法对付远道而来的德国专家。
其他的中外合作项目也有类似情况。
这样地自欺欺人，还自以为得计，难道不是民族的悲哀？
岷江上游某县上报的材料中，1998年以前，森林覆盖率仅仅不到10%，但三四年间却猛增到30～40%，而在境内却看不到森林，甚至县城周围也是童山濯濯……这样的县还远远不只一个、两个。
有的市、县汇报材料中，退耕还林（草）工程取得了伟大成绩，退耕的土地达数万亩甚至10万亩以上，但从当地粮食种子部门传来的信息却是，“用种量和过去一样”，这又是玩弄的什么魔法？
和造假相联系的便是特殊的“政绩腐败”。少数人为了创造“政绩”，获得上级的赏识和提拔，便不惜大搞虚报浮夸和形式主义，许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也由此产生。（作者曾在《贫困的呐喊》一书中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一些领导曾到某地种树，当地反映，来时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大批随从，地方还要为之准备树苗、接待乃至安排媒体录相、采访，实在“不堪其扰”，因此呼吁道，“这样的场面请尽量减少一些”。
一些基层林业部门反映：“我们也不愿意造假，但是上面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要求，有时让我们无法操作，便只得报假数字。”甚至还有人这样说：“上面喜欢什么数字，我们就报什么数字！”
在进行“绿色通道”建设中，并未处在旅游“黄金线路”上的某县一位姓周的老农反映：“最心痛的是政府让我把两亩水田退了种成毛白杨。我指望的就是这两亩田每年打1500来斤粮吃饭啊，这一下全退了，只给我三四百斤粮，咋够？这咋整？以后全指望上面供应，咋过日子？真是鼻子了压住口——没法啊！”
强迫退了水田种毛白杨的并不只这一家，原因是县委书记下令沿公路两边全部要退出30米开外种树，而当地绝大部分是丘陵和低山区，平坝很少，这样一来，部分水田和菜地都在退耕之列。农民不愿退，党委和政府便施压，最后一些乡竟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农民拒绝在退耕地上种树，县林业局长出面动员也碰了壁，只得让乡、村干部们来挖树窝，干部们在前面挖，农民们便在后面指手划脚地大骂“狗腿子”……
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以及绿色通道建设的有关规定。
西海固的农民们已经在呼吁，退耕还林不能搞“政绩工程”，少数酷爱“政绩”的官员，听到老百姓们的呼声了吗？
中国的启示
最后，在结束这部作品时我还想说几句话：不管我们存在多少问题，将面对多少困难和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毕竟已经实现了伟大的转变——上自国家领导、下至最基层的普通老百姓，绝大多数人已经从极“左”的、错误的生态伦理观中走了出来，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脆弱，并且抱着内疚和忏悔的心情纠正了过去的许多错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已经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人的共同目标。
中国的努力，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在他的《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第一章便谈到了“中国的启示”，并且认为：“中国为遏制气候变化而积极采取行动，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在过去的这几年间，实际上已经减少了碳的排放量。在其经济以7%的的增长率而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将碳的排放量降了下来，这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范例，实在值得人们学习。”
另一位西方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教授小约翰·B·科布在他的《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一文中也说：“中国也许能找到一条走出由于经济学和生态学理论与实践碰撞而产生的两难困境之路，也许中国甚至会引领整个世界的道路。”
如果真能如此，则
中国幸甚！
中国人幸甚！
长江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