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通史
4449900000057

第57章 大帝的重建与分裂(21)

元朝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元代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上

所作出的贡献我国是一个有几十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但都已有悠久的历史,也都各有自己的长处。元代的大统一,使阻碍各民族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此疆彼界消除了。许多少数民族入居内地,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少数民族自己创造的科学文化,又学会和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汉族科学文化。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各有所发明和创造,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元朝历史上,涌现出来的少数民族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是非常多的。

在科学技术上,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科学家,在天文、地理、水利、建筑、农学、医学等方面有许多成就。著名的回回科学家有:精于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的瞻思,他汇编了一本总结治河经验的《河防通议》,其他还有《西国图经》、《审听要诀》等著作;医学家萨德弥实对中医很有研究,著有《瑞竹堂经验方》一书;忽思慧著的《饮膳正要》,是吸收了汉、蒙、回、女真等族人民的饮食经验写成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的元代农学家鲁明善是畏吾儿人。这些少数民族科学家都是用汉文从事著作的。此外,少数民族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也传到了内地,如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那里学来了纺织技术,在内地进行推广,大大提高了我国古代的纺织技术水平;著名的回回医术在内地十分普遍。据说传到内地的一种回回药物,可治一百多种病。

在文化艺术上,元代少数民族同样有许多贡献。著名的蒙古民族史诗《元朝秘史》,就是在十三世纪中叶产生的。它不仅是蒙古族的第一部历史文献,也是蒙古民间诗歌、传说和小说的汇编。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不少优秀的本民族作品。我国少数民族一向以能歌善舞著称于世。元代西夏和回回音乐在内地很流行,特别在元朝宫廷里,还专门设有少数民族的乐队。西藏佛教艺术对内地也有很大影响。

居住内地的少数民族,其中有许多人掌握了汉族文化。因此,在元代以汉文从事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作家、戏曲家、史学家、画家、书法家特别多。著名的诗人有回回人萨都刺、乃贤、丁鹤年,维吾尔人小云石海涯(贯酸斋)。其中萨都剌的诗,“诸体具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乃贤写了不少描写人民痛苦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如《颍州老翁歌》、《新乡媪》、《卖盐妇》等诗,如实地反映了元朝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矛盾。《新乡媪》描写官府逼人,地主索债。“囊中无钱瓮无粟,眼前只有扶床孙。”这位老年的妇人,只好忍痛领着自己的小孙儿“入城卖”。“骨肉分离岂足论,且图偿却门前债!”深刻暴露了吃人的封建制度。

元代出身于蒙古、畏吾儿、回回、唐兀、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元曲家,见于记载的至少有十余人,其中有些作品至今还保存着。参加《宋史》、《辽史》、《金史》编纂工作的少数民族史学家也有好几人。在艺术上,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有:维吾尔人丁野夫、回回人高克恭,都是善画山水的国画家,畏吾儿人伯颜不花善画龙,边鲁善画花鸟。回回人虁虁(náo挠)是著名的书法家,人们说他的字有“晋人笔意”。他的弟弟回回,颜体字写得很好。畏吾儿人盛熙明是书法的研究者,有专论书法的专著。

从元代少数民族对祖国科学文化的贡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少数民族以他们自己伟大的创造性,不断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红巾军起义的始末及历史意义

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后,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首《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首小令的作者虽然不是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的,却对元末的反动封建统治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道出了“开河变钞祸根源”和“人吃人”的社会现实。

元朝末年,皇帝、贵族和官僚,只知享乐腐化,欺压人民,因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发展到激化的地步。“开河变钞”就是引起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

什么叫“开河变钞”呢?原来,从1343年以后,由于政府不修水利,造成黄河决口,弄得人民流离失所,田野荒芜,漕运中断,盐场冲毁。元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不得不于1351年强征汴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在二万戍军的监督下,重开黄河故道。这就是“开河”。所谓“变钞”,那是1350年的事,由于元朝统治者挥霍浪费,造成财政恶化,于是决定用变更钞法的办法来搜刮民脂民膏。这样,到了红巾军起义爆发前夕,社会上怨声载道,人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剥削和压迫的苦痛了。

进行秘密宗教(一种揉合弥勒教、摩尼教和白莲教的宗教)活动的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个开河的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派教徒在治河民工中活动,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天下将要大乱,光明就在眼前。同时又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预先埋在黄陵岗(今河南兰考东北)附近的黄河故道上。他们到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到治河民工挖出这个独眼石人后,个个惊诧不已,以为真的应验了。

1351年(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等人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县)宣布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又因为起义军大多信教,烧香拜佛,又称香军。邳州人芝麻李和赵均用等人攻占徐州,定远人郭子兴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他们都接受刘福通的领导,属于北方红巾军系统。同年八月,著名的农民领袖彭莹玉(又称彭和尚)、徐寿辉等在南方发动起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了“天完”政权,于是南方各地的弥勒教教徒纷纷响应起义,接受徐寿辉、彭莹玉的领导,属于南方红巾军系统。此外,方国珍起兵于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张士诚起兵于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他们都是不属于红巾军系统的。

南北红巾军经过了艰苦的战斗历程。

韩山童、刘福通等在起义后不久,由于地方官的镇压,韩山童不幸被捕牺牲。刘福通领导起义军继续战斗,占领了颖州,以“复宋”为号召,打出“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并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因此响应起义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在打败“素号精悍”的元阿速军之后,很快占领了安徽和河南的一些地方。

1351年八月,邳州人李二(芝麻李)、萧县赵均用等攻占徐州,也称红巾军。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占领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称“北琐红军”。1352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县(今湖北襄县),称“南琐红军”。二月,定远富豪郭子兴等在濠州起义,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起义军。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一直是元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元顺帝多次派军前往镇压,都没有成功。于是采取了两翼包围的战略。1352年八月,元顺帝令丞相脱脱出兵徐州,残酷地镇压了芝麻李起义军;西翼的布王三、孟海马也先后被镇压。北方红巾军受到暂时挫折,刘福通率领的主力红巾军被孤立。

这时元朝统治者非常得意,又派脱脱率领百万大军去镇压占领高邮的张士诚起义军,高邮十分危急。但元廷内部发生内讧,脱脱被撤职,围城的元军顿时四散。刘福通抓紧这一时机,突破元军的“围剿”,使红巾军重新壮大起来。1355年二月,刘福通为了进一步联络、调遣各路红巾军,建立根据地,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迎至毫州(今安徽毫县),建立北方红巾军政权——宋,改元龙凤,以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1356年九月,刘福通为了扩大战果,开始三路北伐,准备一举攻克大都,推翻元朝。当时,由李武、崔德率西路军,进攻陕西,山东的毛贵率东路军,直捣大都;关先生、破头潘率中路军,进攻山西,配合东路军包围大都。毛贵一路,势如破竹,直抵大都近郊,元顺帝慌乱不堪,准备迁都逃跑。由于其他各路起义军没有很好配合,造成孤军深入,最后败退回来。三路北伐失败了。韩林儿、刘福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在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部的进逼下,刘福通不得不退守安丰。1363年二月,投降元朝的张士诚,趁安丰空虚之机,突然派兵围攻安丰,刘福通力战牺牲,韩林儿被朱元璋救出。北方红巾军最后失败了。

南方红巾军虽然与北方红巾军信奉同一种秘密宗教,但由于派系不同,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也互不支援,甚至还发生矛盾。

为了打击元朝在南方的封建统治,南方红巾军系统的徐寿辉等,在建立天完政权后,也分兵四出,攻打城池。彭莹玉率领义军东去江西,至安徽,抵浙江,又折回苏南、皖南、江西。这支起义军活动范围广,战斗最激烈,所过之处,打击官僚、富豪,赈济贫民,纪律严明,所在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南方红巾军提出“摧富益贫”的战斗口号,表示决心用革命的暴力去实践他们争取社会平均、平等的主张。这个口号很有号召力,对于发动南方各地农民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地主分子污蔑说:当时的一些“窭者”、“贱者”、“无赖者”,“皆群起趋之”。这就从反面说明贫苦农民响应起义的情况是多么热烈。

可惜的是,1353年十一月,彭莹玉在瑞州(今江西高安县)牺牲。元朝反动军队疯狂地对红巾军进行镇压,南方农民起义进入低潮。

1355年正月,南方红巾军利用脱脱在高邮大败的机会再度掀起革命风暴。渔民出身的倪文俊连战皆胜,重新占领汉阳,并以此为天完政权的新都。但是倪文俊准备谋杀徐寿辉夺位,没有成功,反被其部将陈友谅所杀。1360年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建立汉政权。从此,南方红巾军内部不和,陈友谅处境十分孤立。天完政权的另一将领明玉珍出走四川,建立夏政权。其他将领,有的据城自守,有的投奔朱元璋。

处在南北红巾军之间的朱元璋(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成为这支起义军的统帅),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按照徽州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稳扎稳打,形势越来越好。自从1356年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市)后,朱元璋的势力扩大到苏南、浙江、安徽不少地区。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等人。最后挥师北上,北伐大都,推翻了元朝,1368年建立了明朝。朱元璋从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转化为封建皇帝。

元末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这次农民起义是元代革命农民“杀尽不平”和“摧富益贫”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实践。这种思想是我国古代农民的平等和平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它强调了暴力斗争,因此元末农民起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更加发扬,斗争先后坚持了十七年。

第二,这次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黑暗统治,从而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

第三,在元末农民起义过程中,起义农民夺田地、分浮财、镇压官僚地主,使封建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打击,出现了“王公甘受辱,奴仆尽同升”的局面,因而局部地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战后大量自耕农的出现和地主对农民封建隶属关系的变化,都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元末农民战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