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孟子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不能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给齐宣王解释说：“王欲构造殿堂，必命工师去寻大木。工师寻得大木，王则必喜，以为能胜此任。倘工匠将木料锯短砍小，王则必怒，以为不胜其任。由此可见，技术人才必不可缺。这些人自幼学习某一种专业，学成后便在社会上运用实行，而大王却迫使他们舍其所学，改弦易辙地服从自己，这难道能行得通吗？
“倘有人获一璞玉，虽其价值连城，不经雕琢，则只能是顽石一块，于是请玉工至家，强迫其按照自己的意图雕琢，结果因主人不懂雕琢之技而美玉被毁。
“如今大王治理国家，强令舍其所学，服从自己的意志，这同玉工雕玉有何不同呢？”
孟子与人谈话，很少就事论事，总要形象取譬，委婉地谈出许多具有普遍意义和富有哲理性的道理来。
齐宣王不是那鲁钝之辈，他听出了孟子这是在拒绝他，而且拒绝得有根据，有道理，令你无法再求。
齐宣王因此对孟子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像一双明亮的眼睛，揉不进半粒沙子。他像一块从陡峭的高山上滚下来的巨石，不折，不弯，奔向既定的方向，永不回头，不仅不知困倦与疲惫，而且速度愈来愈快，冲力愈来愈大。
齐宣王堪称圣明之君，他有着异乎寻常的胸怀与大度，他似乎意识到，世间的一切，目的是第一位的，实现目的的方针、策略、方法、手段、渠道、步骤则不必计较，尽可以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常言道，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既然孟子欲行仁政，何必硬拉着他行霸道呢？他行他的仁政，我行我的霸道，“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说法未必正确，或者干脆是错误的，我就是要与不同道的孟子“相与谋”。我要频繁与孟子接触，虚心向其讨教，好比对待食物，凡自己需求的，有利于身心健康发育的便摄取，储存，消化，吸收，反之则听之任之，默然置之，不接受也就是了，何必整日争论不休呢？方针确立之后，齐宣王便频频召孟子入宫，尊之为长，奉之为师，促膝交谈，聆听教训，对几斟酌，开怀畅饮。不仅如此，齐宣王还时常屈尊拜访孟子，而且每往必携带贵重的贽礼。
人都愿受人尊敬，都喜欢听奉承的溢言美词，大约圣贤也不能例外，于是宣王每有请教，孟子则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齐宣王是大国之君，孟子所谈自然很有针对性，多是为君之道，为政之道。
概括孟子的谈话，大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尊民，重民，爱民。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陛下认为，何为诸侯之宝？”
齐宣王被问得面红耳赤，讷讷半天，无言以对，最后应付似的勉强答道：“珍珠美玉，乃诸侯之宝也……”
齐宣王自知这个回答很没有把握，答完之后羞愧地低垂了头，等待着孟子的评论。
孟子听了，感到好笑。为君者总是贪婪成性，然而齐宣王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芝麻，看不见远处的西瓜。
齐宣王的答卷很糟糕，孟子只能给他画个“0”分。孟子告诉他：“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以珍珠美玉为宝者，殃祸必及其身。”
在诸侯的这三件宝贝中，“人民”是第一位的，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诸侯的政事之一是“制民之产”，保证百姓有足够的土地耕种，使耕者有其田，具体措施便是实行井田制。诸侯的整个政事是造福于民，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居于社会的中心和主宰地位，他们的生活富庶了、安定了，则必诚心地拥护和爱戴国君，这样上下同心，君臣一致，君民一致，国家则必然强大，社会则必然长治久安。
齐宣王与孟子对几而饮，三杯下肚，心跳加剧，面飞红霞，周身的神经犹如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全都兴奋起来了。孟子乘着酒兴问齐宣王：“一国之内，何为贵？”
齐宣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自然是君为贵。”
齐宣王回答得很坚决，很肯定。他认为自己的回答准确无误，这一回孟夫子可该给他个满分了，哪知孟子口中正咀嚼着一块鱼肉，摇摇头，摆摆手，笑了笑。
齐宣王被孟子笑愣了，不无惊奇地问道：“怎么，又错了吗？”
孟子口中的鱼肉咽于腹内，说道：“又错了。”
齐宣王不解地问：“依夫子高见，一国之内，何为贵？”
孟子停止了饮食，严肃地答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说，一个人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水旱灾害依旧，那就改立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