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平盛世和仁义之道再次衰微，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重又抬头兴起，臣杀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孔子对此深为忧虑，著作了《春秋》这部伟大的史书。著作历史，褒善贬恶，本来是天子的职权，孔子却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说：“了解我的，怕就在于《春秋》这部著作吧！责骂我的，也怕就在于《春秋》这部著作吧！”
自此以后，圣王不再出世，诸侯肆无忌惮，读书人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蛊惑人心，直发展到天下的主张不属于杨朱，便属于墨翟。杨朱是唯我主义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主张个人第一，以我为中心，这就否定了对君上的尽忠。墨翟则与杨朱相反，他主张兼爱，天下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这就否定了对父母的尽孝。目无君上，目无父母，无异于禽兽也。公明仪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这是当今社会的真实写照，此乃当权执政者率禽兽而食人也。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便无法兴起，无法发扬光大。荒谬的学说欺骗了百姓，阻塞了仁义之路，人与人之间则必强凌弱，暴凌寡，弱肉强食，相互残杀，这实际上就是率禽兽而食人。我因此而深为忧虑，挺身而出，捍卫古圣先贤之道，反对杨朱、墨翟之说，驳斥错误的言论，使发表荒谬言论者不得抬头。荒谬的学说既已产生，则必危害社会，危害政治。即使圣人再度兴起，也会同意我的这一见解。
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天下方得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百姓才得安宁；孔子著作了《春秋》，乱臣贼子方有所畏惧。《诗经》上说过：“攻击戎狄，痛惩荆舒，就没有人敢抗拒我。”像杨朱、墨翟这样目无君上、目无父母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惩罚的。
最后孟子总结似的说：“我也欲正人心，息邪说，反偏激之行，斥荒唐之言，以继大禹、周公、孔子三圣之事业，岂善辩哉？我不能不辩呀。能以言反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听了夫子这番“善辩”之辩，公都子很感惭愧，大有无地自容之感。自己追随夫子数十年，但却并不了解夫子，至少是了解得不深，仿佛云雾中观庐山，隐隐约约，蒙蒙眬眬。今天夫子的一席话，犹似一阵狂风，吹散了云雾，公都子方识得庐山真面目。原来夫子的一生，时时处处以古圣先贤为光辉榜样，他考虑问题总是以天下国家、以百姓民众为出发点和着眼点。只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方会这样一生无私无畏。
在孟子看来，孔子所删编的《诗》与《书》，并非尽善尽美，尚有许多缺憾与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工编修，以述仲尼之意。当然，摆在他面前的主要任务是著作《孟子》一书。他要抓紧有生之年，组织带领弟子们完成这三部著作的修改与写作。为了既抓紧时间，力争在自己离世之前完稿，又能保证质量，不至于粗制滥造，贻误后人，孟子根据弟子们的特长作了科学的搭配与分工，三部书同时进行，他自己则负责策划、指导与答疑。
为了集中精力和时间著书立说，孟子极力排除干扰。尽管如此，他毕竟无法生活到真空里，仍有许多人找上门来询问请教，他们来自诸侯各国，不消说以邹、鲁为多，更以当地乡亲为多。大家将孟子视为一所规模巨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遇到了难题都跑到这里来翻阅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寻找自己问题的答案。孟子著书再忙，再累，总不忍心将这些满怀希望和冀盼的来客拒之门外，特别是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齐国有一位读书人，跑来向孟子请教儒学上的问题，孟子给予满意的答复。交谈中涉及孟子在齐为卿，后来竟辞去十万钟俸禄不受，毅然回国。齐人表示对此不能理解，难道儒家就不爱富贵与权势吗？此人并告诉说，自孟子离去以后，齐宣王整日耳断头低，闷闷不乐，他后悔自己未到昼邑去挽留孟子，失去了一个天下难得的贤臣。听了齐人的这番议论和介绍，孟子泰然自若地说：“古之贤君乐于善言善行，因而忘记自己的富贵与权势；古之贤士何尝不是如此呢？愿行自己的路，忘记了他人的富贵与权势，因而王公不对其恭敬尽礼，便不能多次与之相见。相见的次数尚且不能多，更何况是要他作臣下呢？”
鲁国有一贵族，府上家丁奴仆甚多。他自问待下人不薄，衣食均优于其他豪门，但下人们却消极怠工，破坏器具，甚至逃跑。这位贵族不解其故，专程赶来向孟子讨教。孟子说：“对于人，养而不爱等于养猪，爱而不敬等于豢养狗马。你待下人不能恭敬挚爱，他们自然要与你离心离德。”
原来如此，鲁人恍然大悟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