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居于亳都，与葛国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守礼法，不祭祀鬼神。汤着人去问：“为何不祭祀？”葛伯答道：“无牛羊做祭品。”汤便派人给他送去牛羊。葛伯将牛羊宰而食之，却不用来做祭品。汤又着人去问：“为何不祭祀？”答道：“无五谷做祭物。”汤又派遣亳地百姓去替他们耕种，老弱者去给耕种者送饭。葛伯不仅不感激，反而带领其民拦截掠夺送饭者的酒肉饭菜，凡不肯交出者便统统杀掉。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去送饭，葛伯宽将他杀死，抢去了他篮子里的佳肴美食。汤就为着这个孩子被杀的缘故兴兵伐葛，天下皆曰：“汤非为图天下财富，而是为百姓报仇。”汤之征伐，自葛开始，出征十一次，天下无敌。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百姓纷纷说道：“汤为何后征我方？”百姓望之，犹久旱之盼甘霖也。汤师所至，商贾不惊，农耕不避，诛暴君，慰百姓，如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无不欢欣鼓舞。
《书》云：“等待我们的王，王来了我们不再受罪！”这讲的是人民盼望周武王的情形。又说：“攸国不服，周王便东行讨伐，以安定那里的男男女女，他们将漂亮的丝织品束之成捆，盛于箩筐，请求与周王相见，作大周的臣民。”这说的是周初东征攸国的情形，攸之官吏以锦帛迎接周之军官，攸之百姓则箪食壶浆迎接周之士卒，可见周王出师，旨在诛暴君，拯万民。《泰誓》曰：“我们的威武要发扬，杀掉那些残暴的君王，还有一些该死的都砍光，这样的功绩比汤还辉煌。”
孟子讲完了历史，最后总结似的说：“不行仁政则已，倘行仁政，四海之民皆举首而望之，齐、楚虽大，有何畏哉！”
宋都彭城，破烂不堪，城墙低矮，残缺不全。街道狭窄，曲曲弯弯，坑坑洼洼。建筑不整，到处残垣断壁。店铺或关或闭，开门者亦死气沉沉。市面萧条冷落，行人稀少。街上行人，精神委靡，衣衫褴褛……见此情形，公孙丑等孟门弟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国家，纵使行仁政，又能如何呢？
宋王偃在位十五年，外有强邻侵扰，饱尝丧权辱国之苦；内有权臣挟持，深味政权旁落之难。他不甘屈辱，上愧对于列祖列宗，下无颜见万民百姓，欲崛然奋起，不奢望称霸于诸侯，只求得国泰民安。纵观天下时势，欲强国不外乎两条路线，一条是儒家的仁政，一条是法家的强权，经过权衡与比较，他选择了前者。正当他欲行王政的时候，孟子师徒远道而来，这简直是神灵的佑助，是雪中送炭。他安排贵宾于最好的馆舍下榻，设盛宴款待，与之促膝倾肠三天三夜，宾主对在宋行仁政均信心百倍。然而，他们全都错了，因为操纵宋国政权者不是宋王偃，而是大夫戴盈之。
戴盈之身高不过五尺，但却长得肥头大耳，腰宽体阔，颈粗项短，脸胖得不分眉眼，远远望去，简直就是一堆肉；倘若他在前边走，你在后边观，则又变成了一个滚动着的肉球。他素来对上毕恭毕敬，对下笑容可掬，且常慷慨解囊，济人危困，故表面上，满朝文武，无不拥戴。明地里他从不跟人斗，似乎很宽宏，很大度，只是背后里心狠手辣，许多人被他害得家破人亡，还在为其歌功颂德；有的人被他卖掉，还在积极为其数钱。凡他积极提倡、热情拥护的一切，无不是其坚决反对、处心积虑地加以扼杀的一切。他的心腹最能领会他的意图，例如他说某某人很好，要设法保护和营教，心腹们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或答应一声“是”，不久这个人便要遭暗算。宋王偃自然完全掌握他的这一特点，但畏于他的权势，无可奈何。朝中老臣，吃其亏者不少，吃一堑长一智，连国王都畏而惧之，臣僚们则更退避三舍，倍加谨慎。这一切，戴盈之全然不知，误认为得宠于国君，获誉于群臣，于是更加得意洋洋，有恃无恐。国君提出欲行王政，戴盈之积极响应，奔走呼号，国君因此更加忧虑。忧虑藏于内心，不能现于表面，表面上要赞扬他的才干与热情，一切委托他来操办。
既然国君视孟子若神明，待孟子为上宾，戴盈之也就百般殷勤，万般谄媚，溢美颂扬之辞不绝于耳。孟子不仅精明强干，而且经历坎坷，见多识广，接触不到三次，便识破了这是一个笑里藏刀，口蜜腹剑，阴险奸佞的小人，思想上倍加警惕。一次，戴盈之受宋王偃的委托，与孟子一起探讨行王政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尽管孟子对戴盈之的印像不佳，但基于性善论的观点，希望他能够将失去的善性再寻回来，便开诚布公地谈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取于民有制，薄税敛，减轻人民的负担，取得人民的拥护。当谈到具体税率时，孟子主张十分抽一，免除关卡和行商税。戴盈之听了，很是赞赏这种薄税敛的主张，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接着双手一摊，很难为情地说道：“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卡商品之征，眼下宋国确难办到，吾欲先略作减轻，待到明年，则遵夫子教言而行之，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