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再适齐国 首见宣王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在魏国时，是以宾客的身分和梁惠王交往的，并没有接受爵禄。孟子对于做官一事,并不像当时一般游士那样热衷和钻营，是谨慎而有原则的。魏国人周霄就曾问孟子：“古之君子做官吗？”
孟子答道：“做官。《传记》曰：‘孔子若三月无君任用，便惶惶不安。到国外去，必带谒见国君之贽礼，希望谋得官职。’鲁之贤人公明仪亦曰：‘古之人三月无君任用，便需前往吊慰，一以示同情。’”
周霄便问：“三月无君任用则吊慰，不也太急了吗？”
孟子答道：“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也。”
周霄又问：“孔子出国必带贽礼，是何道理？”
孟子答道：“士之出仕，犹农夫之耕田，农夫出国难道会抛弃其农具吗？”
周霄追问道：“既然出任官职乃读书人之迫切希望。而君子却又不轻易接受官职，是何道理？”
周霄此问，显然是针对孟子而发的。他想，孟子希望国君任用他，以施展其抱负，却又不肯轻易去谋求官职，这又是为什么呢？孟子于是答道：“男婴诞生，父母愿其必有妻室；女孩落地，父母望其将来嫁个好夫君。父母此心，人皆有之。然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儿女便钻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轻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但又厌恶不合礼义而仕。不合礼义而仕者，犹男女钻穴逾墙之类也。”
孟子很清楚地指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原则，假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那就是丧失了原则，做人还有比丧失了原则更可悲的吗？
有一次，万章也问到同样的问题：“有人说，古之贤人伊尹利用烹饪之技接近商汤，向汤乞求，获得商汤重用。真有此事吗？”
孟子很肯定地回答道：“不，并非如此。伊尹耕于莘国之野，而以尧舜之道为乐。倘不合道义，纵使以天下之财富为其俸禄，他亦不回顾；纵有千驷系于面前，他看也不看一眼。不合道义者，他既不与人，亦不取于人。汤使人以厚礼往聘之，他安静地说道：‘我何以要受汤之聘呢？我何不处于田野之中，由此而以尧舜之道为乐呢？’
“汤多次使人往聘之，不久，他翻然改变了态度，说道：‘我与其处于畎（quǎn）亩之中，由此独以尧舜之道为乐，何不使今君为尧舜之君，使今民为尧舜之民，重现尧舜之世呢？天生万民，之所以有先觉后觉之分，旨在以先觉者诲后觉，我自信为百姓中之先觉者，我须以尧舜之道教天下之民，唤其觉醒。当今之世，能唤起天下之民者？舍我其谁呢？’于是伊尹想：天下万民，无论男女，若有一个未沾润尧舜之道之恩泽者，便是自己推其坠于沟壑也。他就是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将天下重担挑之于肩，所以来到商汤面前，说服汤伐桀而拯救万民。
“我从未听说过自己行为不正而能教导别人者，更何况先辱其身而能匡正天下者呢？圣人之行各有不同，对当世之君主，或疏远，或亲近，或离去，或留恋，但归根结底，皆洁身而自好矣，吾闻伊尹以尧舜之道乞求于汤，未闻其以烹饪之技而相汤也。”
孟子认为，知识分子除要坚持原则和操守，所谓“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这样文明才能继续提升和发展，人类才有前途可言。
魏国又有一位名叫景春的纵横家，对公孙衍和张仪这两个出名的外交政客十分崇拜。有一次景商春向孟子说道：“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一怒而诸侯惧，安静下来则兵革息，天下太平。”
孟子冷冷一笑说：“这哪里算得上丈夫！汝未学礼吗？男子加冠，父训之；女子出嫁，母训之。母送女出门，告诫说：‘出嫁之后，要敬公婆，戒失节，勿违夫意。’妾妇之道，以顺从为原则。至于男子，应居于天下最宽广之住宅——仁，立于天下最正确之位置——礼，行于天下最光明之大道——义；得志，与民同行阳关路；不得志，独行其道，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乱我心），贫贱不能移（移我志），威武不能屈（屈我节），此之谓大丈夫。”
在一个只崇拜英雄而不尊重道德的时代里，孟子的这番话，无异是一声巨响，使张仪之流立即黯然失色。纵然在今天，依然令人震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的共同品格，这是人生价值中最值得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