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顿反对搬迁的斗争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激烈斗争。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政府坚持政府的立场。在1954年全年一直到1955年，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和礼拜五晚上都举行大会。会上的演讲者一个接一个，继续谴责政府的搬迁计划。
在埃克苏玛的指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税人协会以书信和请愿书的形式向政府提出抗议。我们打着“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的口号开展反对搬迁运动。这个口号成为台上演讲者和台下听众的共同口号。有一天晚上，这个口号甚至使小心谨慎的埃克苏玛喊出震撼人心的、19世纪用来联合非洲战士参加战斗的口号：
“Zemk inkomo magwalandini”（胆小鬼，敌人抢夺了我们的牛）。
政府计划在1955年2月9日完成搬迁。随着这一日期的逼近，奥利佛·塔博和我白天都在城内，会见当地的领导人，讨论行动计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为那些已经被赶走或遭起诉的人出谋划策。我们企图设法向法庭证明，政府的文件常常是错误的，因此政府颁发的指令也常常是非法的。但是，这仅仅是临时措施，政府不会因几个非法的指令而错上加错。
在完成搬迁的日子即将到来之前，我们计划在自由广场召开一个特别大会，届时将有一万人集中在一起听鲁图利酋长的演讲。但是，鲁图利酋长刚一到约翰内斯堡，禁令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强迫他返回纳塔尔。
搬迁之前的那个夜晚，当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中最热心的领导人之一乔·毛迪斯召集了一个50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他们希望非洲人国民大会下达命令向警察和军人开战。他们准备连夜修筑防御工事，第二天用武器和手中任何可以拿到的东西对付警察。他们借用我们的口号说：“只有跨过我们的尸体，索菲亚顿才能搬迁。”
但是，与包括我在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充分讨论后，乔还是告诫青年人冷静下来。他们非常气愤，感觉非洲人国民大会背叛了他们。但是，我们相信暴力将是一场灾难。我们指出，一个武装行动需要认真策划，不然就无异于自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作好对敌人以牙还牙的准备。
2月9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4000多名警察和部队士兵封锁了索菲亚顿，同时，有工人开始把腾空的房子拆毁，政府派来的卡车开始把住户从索菲亚顿搬到牧场。那天天黑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把几户人家安排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市内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家里。但是，我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来得太迟，不过是权宜之计。军队和警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几周后，我们的反抗就失败了。我们多数地方领导人都被禁止或逮捕，最后，索菲亚顿没有被摧毁于炮火声中，却被摧毁于隆隆的卡车和大锤声中。
如果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那么你对一个政治行动总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当你处于政治斗争的核心，你却没有时间去回想它。在西城区反对搬迁运动中，我们暴露出许多缺陷，得到了许多教训。“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这是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口号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一个口号是组织与其试图领导的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理应把特定的、愤愤不平的感情融入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借以动员人民去战斗。我们的口号抓住了人民的想象，但是，却使他们误认为我们将誓死反对这次搬迁。事实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本就没有准备那样去做。
我们从来没有为人们提供搬迁到牧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索菲亚顿的群众认识到我们既阻拦不住政府的搬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供居住时，他们自己的反抗情绪也不会那么大，流向牧场的人就会增多。许多租房户愿意搬迁，因为他们在牧场会有更宽绰、更干净的房子住。我们不必考虑房主和租房户的不同处境。
虽然房主有理由留下来，但许多租房户却愿意搬走。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到许多非洲主义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以牺牲租房户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房主的利益。
我从这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始终没有别的办法武装起来进行抵抗。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我们“武器库”内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代表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去坐牢。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不管我们采取哪种方式都会遭到铁拳的打击。一个自由战士一旦明白了这个艰难历程，即由压迫者确定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常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揭露压迫者。也就是说，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教育是个人成长的巨大动力，正是通过教育，一个农民的儿子才能成为医生，一个矿工的儿子才能成为一个矿长，一个农场雇工的孩子才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总统。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别人的馈赠，以求得发展。这种发展也就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差别。
自进入20世纪以来，非洲人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最初，外国教会和传教团创办了学校。在合众党的领导下，非洲中学和白人中学的教育大纲基本是一样的。教会中学为非洲人提供了西式英语教育，我所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教学设施的限制。
即使是在国民党人上台之前，投资上的差别也说明了这种种族主义教育的事实。通常，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是花在每个非洲学生身上的经费的六倍。对非洲人的教育并不是义务性的，只有在初年级时才实行免费。有一多半非洲学龄儿童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并且只有少数非洲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即使是花在非洲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如此之少，但仍然使国民党人感到不快。非洲白人对非洲人的教育历来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浪费，因为非洲人天生无知、懒惰，什么样的教育也不能弥补他们的这些不足。非洲白人从传统上就对非洲人学习英语有敌意，因为英语对非洲白人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
1953年，国民党统治下的议会通过了《班图教育法》，这个法律企图把种族隔离的“图章”加盖在非洲人的教育事业上。这个法律把非洲人的教育管理权从教育部转到了当地事务管理局。根据这个法律，由教会和传教机构负责的非洲小学和中学可以选择交给政府或接收逐渐减少的补贴，或者由政府接管对非洲人的教育，或者取消对非洲人的教育。非洲人教师不得批评政府或学校当局。这是在知识方面搞白人至上，也是教育歧视制度化的一种手段。
班图教育部长亨德里克·沃尔沃德解释说：“必须根据其生活中的机遇进行培训和教育。”他的意思是，非洲人没有并且将来也没有任何机会，那么，为什么要教育他们呢？他说：“总而言之，非洲人应当被训练成奴仆，处于终身附属于白人的地位。”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险恶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从总体上阻止非洲文明进步，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使非洲人民的自由斗争受到扼杀，将来非洲人的智力前景也就成了问题。正如马修斯教授当时所说：“在沃尔沃德学校里的无知教育和歧视性教育比根本没有教育更糟糕。”
这个法律和沃尔沃德的拙劣行径引起了黑人和白人的广泛愤慨。除了支持种族隔离的荷兰改良教教会和路德宗传教团之外，所有的基督教教会都反对这个新法律。但是，这种反对仅限于谴责，而没有进行抵制。英国国教会采取了抵制政策，他们对这项新政策的批评最大胆，也最坚决。约翰内斯堡大主教安布罗斯·里夫斯采取了极端行动，干脆把他的学校都关闭了。在他学校里就读的儿童总数达1万名之多。但是，南非教堂的大主教，为了不让孩子们流落街头，把其余的学校都交给了政府。尽管他们表示抗议，但其他教堂除了罗马天主教、第七天显灵教、联合犹太改良圣教没有政府的资助仍然坚持下去之外，都开始执行这个法律。即使是我们自己的魏斯勒阳（Wesleyan）教堂，也把2万名非洲学生交给了政府。如果其他教堂都像坚持抵制的教堂那样，政府将面临僵局而可能被迫作出让步。但是，政府却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了。
把学校管理交给当地管理局这项法律定于1955年4月1日正式施行。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讨论学校联合抵制方案。我们执行委员会内部首先秘密讨论了我们是否宣告持久地进行抵制，以便在《班图教育法》生效前就使它失败等问题。讨论是激烈的，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坚持持久抵制的人认为，《班图教育法》
是一杯毒水，渴死也不能喝。以任何方式接受它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他们说，国家正处于爆炸状态，人民要求采取比抗议更强烈的抵制活动。
尽管我有煽动闹事者的坏名声，但是我总认为，组织绝不作做不到的承诺因为，那样会使人民失去信心。我的观点是，我们的行动不应该置于理想的思考之上，而应置于实际的思考之上。持久抵抗需要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而我们又没有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我们过去的运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快速建立我们的学校以容纳成千上万的学生，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就几乎都等于零。与其他人一起，我坚持主张开展为时一周的抵制活动。
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开始进行为时一周的抵制活动，这是1954年月在德班举行的年会上建议的。但是，代表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大家赞成开展持久的抵抗运动。年会是最高级别的会议，它比执行委员会级别还要高，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几乎没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一种抵制运动。沃尔沃德声明，政府将永久性关闭所有进行抵制活动的学校，参加罢课的学生将被禁止重新上学读书。
由于这次抵制活动，学生家长和社团将不得不介入教育，取代学校的位置。
我向学生家长们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房屋以及每一个社团组织都必须变成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学习中心。
抵制活动在4月1日开始，并出现了复杂局面，因为这种抵制常常是偶然发生的、无组织和无结果的。在东兰德，有大约7万名学童受到了影响。黎明前举行了游行，并号召学生家长们让孩子待在家中。许多妇女在学校里放哨，动员已经进入学校的学生们离开学校。
在城市东南的一个名叫格米斯顿的小镇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乔舒亚·马库伊，为800名参加抵制运动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持续了三年之久。在伊丽莎白港，巴雷特·铁西辞掉了正式的教学职位，专门为参加抵制的学生兴办学校。1956年，他让70名学生去参加六级标准考试，除了三名学生之外，其他都通过了考试。许多地方都有临时学校（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对外称“文化俱乐部”），为参加抵制活动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政府后来通过了一个法律，从事未经批准的教育工作可处罚款和监禁，警察经常骚扰这些俱乐部，但是许多仍然坚持在地下活动。最后，社团学校衰败了，面临接受歧视性教育还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学生家长大多选择了前者。我自己的孩子在第七天显灵教会学校学习，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不依靠政府补贴。
这次抵制运动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判断其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直接的目标，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并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从第一个层面上看，这次抵制运动显然是失败了，我们没有使全国的学校都关门，也没有使自己摆脱《班图教育法》。但是，我们要求修改这个法律的抗议活动，使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沃尔沃德被迫宣布：教育应该一视同仁。政府在1954年11月起草的教育大纲就是对原先根据种族改造教育体制的主张的让步。最终，我们除了从“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同意接受一种被降格的教育。但是，班图教育的后果却出乎意料地给政府带来了麻烦。正是由于实行班图教育，才使20世纪年代出现了在这个国家从未看到过的最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当这些在班图教育下的儿童进入他们的青年时代的时候，他们满怀着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鲁图利酋长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几个月后，Z.K.马修斯教授在美国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后带着改变斗争策略的思想回到了南非。他在开普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不知道是否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宪章》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个大会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
几个月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会议收到了提案，要求建立一个人民大会政务院，让鲁图利担任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和玉苏福·凯查利亚任书记。人民大会准备制定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则，新宪章将听取人民的建议，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被授权以书面形式听取本地区每个人的意见。这个宪章将是一个来自人民的文件。
人民大会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思潮，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许多人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作好转入地下争取秘密活动的准备。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重要的公开策略和行动，这些公开策略和行动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带来了关注和群众支持。人民大会将是一种公开的力量显示。
我们关于人民大会的梦想是让它成为自由斗争历史中的划时代的大事，通过联合所有南非被压迫人民和进步力量，形成嘹亮的要求改变南非现状的呼声。我们的希望是有一天会看到像1912年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样庄严的场面。
我们设想吸引最广泛的赞助组织，并邀请200个左右的组织出席人民大会，不管是白人组织、黑人组织、印度人组织和有色人组织，我们都请他们派代表参加1954年3月在德班附近的汤加特召开的规划会。在会上成立了全国行动理事会，理事会由8名委员组成，分别来自4个赞助组织。该委员会由鲁图利酋长担任主席，书记处由“南非印度人大会”的瓦尔特·西苏陆（后来由于对他的禁止而被迫退出该组织，其职位由奥利佛担任）、玉苏福·凯查利亚，“南非有色人组织”（SACPO）的斯坦利·洛兰和“民主人士大会”（COD）的莱昂内尔·波恩斯坦组成。
南非有色人组织由有色人领袖人物和商业工会人士于1953年9月在开普敦成立，是一个为了在开普保留有色人投票权而开展的斗争中迟到的产物，该组织是有色人利益的代表。在南非有色人组织成立的大会上，奥利佛·塔博和玉苏福·凯查利亚发表了讲话。在反抗运动的鼓舞下，民主人士大会在1952年下半年成立，它是一个激进的、反政府的左派白人政党。民主人士大会虽然是一个小组织，主要局限于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但是，其影响与其人数却不成比例。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有迈克尔·哈迈尔、布拉姆·费希尔、拉斯迪·波恩斯坦，他们都是我们争取自由事业的雄辩家。民主人士大会紧密地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保持一致，提倡普遍公民权和黑人与白人完全平等。我把民主人士大会看作直接就我们的观点与白人共和党相联系的桥梁。民主人士大会对非洲人起到了一种重要的象征性作用，因为反对白人参加斗争的黑人发现，确实有一些平等对待黑人的心怀善意的白人。
全国行动委员会邀请所有的入伙组织及其追随者对《自由宪章》提出自己的建议。传阅函被发往全国的每个乡镇和村庄，传阅函上写着：“如果让你制定法律，你将怎么办？你将如何把南非变成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的幸福乐园？”有的传单充满着体现宪章特点的诗一般的理想主义：
我们把南非的黑人和白人都称作南非人，让我们一起讲自由！
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让所有使我们自由的要求都记录在案，让这些要求统统写进《自由宪章》。
这种号召体现了人民的想象力，各地的运动场、文化俱乐部、宗教团体、纳税人协会、妇女组织、学校、商业工会纷纷提出建议，有些建议就写在餐巾上、从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锥形纸帽上、我们发的传单的背面。看到普通人的建议远比领导人的建议更高明，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最集中的要求是“一人一票”制。大家的共同认识是，这个国家属于所有以它为家的公民。
非洲人国民大会分支机构在起草《宪章》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事实上两个最好的草稿来自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这些草稿经过综合整理，然后再发往各地和各委员会征求意见。全国行动理事会有一个专门班子负责起草《宪章》，然后由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审阅。
《宪章》需要提交人民大会讨论，每个章节都要经过代表批准。6月份，在召开大会的前几天，我们的一个小组审阅了《宪章》的草案。我们仅仅作了很小的修改，因为时间紧迫，并且这个文件已经很像样。
人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西南数英里之外的克里普敦举行，这是一个坐落在草原上的村庄。大会会期是1955年6月25日至26日。这两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多人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恐吓参加了大会并为《宪章》投了赞成票。他们有的自己驾驶汽车，有的乘坐公共汽车和卡车，有的步行来到会场。尽管压倒多数的代表都是黑人，但是，其中也有300多名印度人、200多名有色人和100多名白人。
我与瓦尔特一起驾车到了克里普敦。因为我们两位都遭到了禁止，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会场边缘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与会的人数和良好的秩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佩戴着黑、绿、黄袖章的“自由志愿者”迎接每位代表的到来，并负责给他们安排座位。有身穿会议裙、会议衬衫、会议头巾的老太太和青年女士，也有身着会议袖章和头戴会议帽子的老头和青年男士。到处挂满了“我们终身自由，斗争万岁”的标语。主席台上五彩缤纷：在象征四个联盟组织的四色四辐条巨型车轮前就座的有来自民主人士大会的白人，有来自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印度人，也有来自南非有色人组织的有色人。白人警察、黑人警察及特警侦探在会场周围不时地走动，他们又是拍照，又是记录，试图对参会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在会上，大家演唱了许多歌曲，许多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期间，代表们统一安排就餐。会议的气氛既严肃又活泼。第一天下午，分别用英语、塞索托语、考撒语向与会者逐段大声宣读了《宪章》。每读完一段，代表们都会高呼“Afrika!”（非洲！）和“Mayibuye!”（回来！）表示赞同。会议的第一天是成功的。
第二天，《宪章》每一段都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得到通过，当下午3时30分准备最后投票通过《宪章》的时候，一伙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特警侦探蜂拥跑上主席台，一个警察拿起麦克风用粗哑的声音宣布我们有谋反的嫌疑，未经警察允许任何人不准离开会场。警察开始把主席台上的人都赶下了台，并没收了他们的文件和照片，甚至在文件上做上“肉汤”和“素汤”的标志。另一伙带来复枪的警察在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线。会议代表高唱“Nkosi Sikelel’iAfrika”（南非国歌《上帝保佑非洲》），表示强烈的抗议。然后代表们被允许一个一个地离开会场，警察一个一个地进行盘问，并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当警察开始袭击的时候，我正在会场边上，我本能地想站出来为代表们说活，但是，我想到谨慎似乎是聪明之举，因为，如果我站出来，我们立即就会被逮捕入狱。会后立即在约翰内斯堡召集了紧急会议，我回去后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意识到这次袭击是政府将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信号。
尽管人民大会遭到了破坏，但是《宪章》本身却成了指引解放斗争的伟大灯塔。像其他不朽的政治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自由宪章》是实际目标和诗一般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它赞美废除种族歧视和人人获得平等的权利，欢迎热爱自由并参与创造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所有人士。它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梦想，成为解放斗争和国家未来的蓝图。《宪章》的前言部分说：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南非是居住在南非的所有的人的南非，不管是黑人或白人，除非根据人民的意愿，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声称对它享有统治权；我们的人民被建立在不公正、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政府剥夺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出生权、自由权与和平权；我们的国家，只有我们的所有人民都和睦相处、共享平等和机会的时候才能繁荣昌盛；只有一个建立在所有人民的意愿之上的民主政府才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出生权，不管他或她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性别或什么信仰；因此，我们南非人，不管是黑人或白人，大家以彼此平等的公民和兄弟的身份接受《自由宪章》。我们决心一起努力，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获得民主。
然后，《宪章》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提出了要求：
人民当家作主！
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将有立法部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有的人都将有权参与国家的管理；人民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或性别，都是平等的；少数人统治的一切机构，包括咨询委员会、政务部门和当权机构，都将被民主政府部门所取代。
全国一切团体都有平等的权利！
全国各团体、各种族在政府各部门、法院、学校将享有平等的地位；全国各团体将受法律保护，使种族和民族自尊不再受到伤害；所有的人都有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习惯的平等权利；宣传和实施民族、种族或肤色歧视或轻视将是一种犯罪行为；一切种族隔离政策都将被废除。
人民共享国家的财富！
我们国家的财富、南非的所有遗产都要归还给人民；土壤下面的矿产、银行及垄断性产业都要总体上归人民所有；将对其他所有工业和商业强化管理，使它们有助于为人民造福；所有的人都将享有平等权利在他们选择的地方经商、生产，并可进入各种贸易、行业和专业领域。
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共同分享土地！
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将被废除，所有的土地都将由在其上劳作的人们重新分配，以消灭饥荒和土地饥饿者……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特别是反共产党、反白人的一部分非洲主义者，对《宪章》持反对态度，因为它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整个历史上所要求的南非根本不同。他们声称《宪章》有利于社会主义，并认为国民党人和白人共产党人对《宪章》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影响。1956年6月，我在《解放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宪章》赞成私有企业，将会使资本主义首先在非洲人中繁荣。
《宪章》保证，当自由到来时，非洲人将有机会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拥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财产，总之，将过上资本家和企业主那样的生活。《宪章》中没有说要消灭阶级和私有财产，或生产资料公有，或公布任何科学社会主义信条。《宪章》中关于矿产、银行和垄断性行业可能国有化的条款是如果经济不仅仅由白人商人拥有和经营则需要采取的一种措施。
《宪章》事实上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因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南非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宪章》所展望的变化就不可能实现。它并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关于人民要求结束压迫的总体主张。在南非，实现公平就必须废除隔离，因为隔离恰恰是不公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