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60年，坐落在希尔德顿以东大约20英里的艾丽斯市的福特黑尔大学仍然是南非高学历黑人的唯一聚集中心。福特黑尔不仅是来自南部、中部和西部非洲学者的灯塔，而且对于像我这样的南非黑人青年，也是一所与牛津、剑桥、哈佛和耶鲁一样着名的大学。
摄政王急于让我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我也很高兴去那里深造。在我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摄政王给我买了一套服装，这是我自己拥有的第一套双排扣灰色服装。穿上它让我感觉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那时我21岁，还无法想象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有谁能比我穿得时髦。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的佼佼者。令我高兴的是，摄政王也将会有一位具有大学学位的亲属。佳士提斯仍然在希尔德顿学院攻读初等文凭。他喜欢玩，不怎么喜欢学习，他是一个满不在乎的学生。
福特黑尔大学是1916年由苏格兰传教士在东开普要塞遗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曾经是19世纪最大的要塞。它建造在岩石平台上，丘脉河像护城河一样在它附近流过。福特黑尔位置优越，使英国人能够与英勇的考撒王山迪勒作战。山迪勒是拉哈贝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在19世纪最后一次要塞战役中被英国人击败。
福特黑尔大学只有150名学生，我当时已经知道，其中有十来个学生来自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我第一次见面的K.D.马叹兹玛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按照部落血统，他是我的侄子，但是我比他小，也远不如他老练。他个头高大修长，并且特别自信。他是三年级学生，对我关心爱护有加，而我就像尊重佳士提斯那样尊重他。
我们两人都属于卫理公会，我被安排与他住在一起。这个住所叫韦斯雷旅社，是一所漂亮的两层楼房，位于大学附近。在他的帮助下，我同他一起去拉夫迪附近的一个教堂做礼拜，并开始跟着他踢足球（他是英国足球高手）。对于他的意见，我都认真听取。摄政王一般不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寄钱，如果不是他的资助，我衣袋里只会是空无一文。和摄政王一样，他知道我将来要成为萨巴塔国王的参事，因此他建议我学习法律。
福特黑尔大学同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一样，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们要接受劝善教育，要服从上帝，要尊敬政府官员，并感谢教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学校，由于政治态度和实践都有殖民主义倾向，因此经常受到批评。即使有这些短处，我也认为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更多一些。当政府不同意或不能开办学校的时候，教会却为我们开办和经营学校。尽管教会学校常常在精神上要求很严格，但是，其学习环境比种族歧视盛行的官办学校要开放得多。
福特黑尔大学既是非洲大陆一些知名的伟大的非洲学者的家园，也是他们的摇篮，Z.K.马修斯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矿工的儿子，深受布克·华盛顿自传《从奴隶到总统》的影响。这本书宣扬通过努力和中庸之道获得成功。他教授社会人类学和非洲法律，并公开反对政府的社会政策。
在德育方面，福特黑尔大学深受D.D.T.佳巴福教授的影响。在这所大学于年开办时，他是第一位员工。佳巴福教授被伦敦大学授予英文学士学位，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奇迹。佳巴福教授教考撒文，也教拉丁文、历史和人类学。
当讲起考撒谱系学的时候，他简直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他告诉了我一些我从来就不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他也是一位非洲人权代言人，1936年，他成为“泛非洲大会”的第一任主席。该组织一直反对关于终止开普普选权的立法。
记得有一次我从福特黑尔乘火车去乌姆塔塔，坐在非洲人专用车厢里。这是唯一向黑人卖票的一节车厢。一个白人检票员过来检票，当发现我是从艾丽斯上的车的时候，他说：“你也是佳巴福教授那个大学的学生吗？”我点头说是。这个检票员立即高兴地给我检了票，并喃喃地说：“佳巴福是个好人。”
在第一年，我学习英文、人类学、政治、当地管理学和罗马条顿法。当地管理学是研究有关非洲人法律的一门学科。如果有人想到当地事务部门去工作，他就必须要学习这门学科。尽管马叹兹玛一直在劝我学习法律，但是，我却决心要当一名当地事务部门的翻译或公务员。那时候，当一名公务员对于一个非洲人来说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也是一个黑人能够渴望得到的最高职位。在乡下，行政长官办公室里的一名翻译，被认为只比行政长官低一级。第二年，福特黑尔大学开设了翻译专业，由提亚姆扎西授课。提亚姆扎西是一位从法院退休的着名翻译。我成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福特黑尔大学堪称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地方。和许多高等学府一样，它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例如，高年级的学生往往对低年级的学生傲慢无礼。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校园的时候，我在中心大院碰到了卡马利尔·法巴萨。他比我大几岁，在克拉基伯雷上学的时候，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但是，他对我却很冷淡、很傲慢。他有些看不起地对我说，我将住在新生宿舍。然后他告诉我，他尽管是我们宿舍的委员会组成人员，但是，作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他不再与别的同学住一个宿舍。我认为这件事很奇怪，也不民主。但是，这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天晚上，我们一伙学生议论起宿舍委员会里没有新生代表的问题。我们决定要摆脱传统做法，选出由两组学生组成的宿舍委员会。我们举行了讨论会，让所有住在那个宿舍里的学生都参加。只用了几周，我们就击败了高年级的学生，选出了我们自己的宿舍委员会。我本人是组织者之一，也被选进了这个新组成的委员会。
但是，高年级的学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他们召集开会，会上，一个名叫莱克斯·塔塔尼的学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作为新生，这种行为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怎么能够被曼德拉这样几乎连英语都讲不好的乡下落后的新生推翻呢！”然后，他模仿我的说话方式，让我听起来带有浓重的嘎莱卡口音，他的同伙对此捧腹大笑。塔塔尼的轻蔑讲话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决心。
我们新生组成了正式的宿舍委员会，反过来分配高年级的学生去干他们最不愿干的工作。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
大学的学监A.J.库克牧师知道了这场争端，他把我们召到了他的办公室。
我们认为理在我们一边，因此不准备屈服。塔塔尼呼吁学监推翻我们的意见，说着说着，他还停下来擦眼抹泪。学监要求我们改变立场，但是我们没有屈服。像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样，塔塔尼也有脆弱的一面。我们告诉学监，如果不采纳我们的意见，我们将全体退出宿舍委员会，使宿舍委员会本身失去完整性和权威性。最后，学监决定不再干预这件事。我们坚持自己的坚定立场并取得了胜利。
这是我与当局之间展开的第一次交锋，我感到了公理、正义的力量。但在以后与大学当局的交锋中，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在福特黑尔所受的教育是室外、室内相结合的教育。我比在希尔德顿时更热爱体育。这有两个原因：我的个子更高了，我的体格也更强壮了。但更重要的是，福特黑尔大学比希尔德顿学院小得多，所以体育比赛很少。我有能力参加足球和越野赛跑。越野赛跑对我的教育很有帮助，在越野赛跑中，训练比固有的能力更重要，我可以通过勤奋和自律弥补自己的天赋不足。我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作为一个学生，我发现许多青年人虽然天资聪明，但却没有充分发挥其天赋的自律能力和韧劲。
我还参加了戏剧社，并曾在一个戏剧中扮演亚伯拉罕·林肯。这个戏剧是我的同学林肯·木肯塔尼改编的。从原着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木肯塔尼出生于特兰肯地区的一个着名家庭，他是我佩服的又一个人。由于他在福特黑尔大学是唯一比我个子高的学生，所以木肯塔尼扮演他的同名人，而我扮演约翰·威尔克斯布恩，即林肯的刺客。木肯塔尼关于林肯的描述是庄严而合乎礼仪的。他背诵了林肯在哥底斯堡演讲中最精彩的一段，赢得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我扮演的是一个小角色，尽管我是这个戏的寓意的载体，说明冒大险的人常常需要承担大的责任。
我成了学生基督教协会的成员，并负责礼拜天在临近的村子里讲《圣经》。
和我共同负责此事的是一位理科学生。我是在足球场上认识他的，他来自特兰斯凯省的旁多兰，名叫奥利佛·塔博。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他的才能很高，是一位思路敏捷的雄辩家。他不愿意接受我们许多人自觉自愿接受的陈词滥调。奥利佛住在博达豪尔，这是一个英国教徒开办的旅馆，虽然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他接触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他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有时，我们一伙礼拜天步行到艾丽斯城内的某个餐馆去吃饭。餐馆是白人开的，那些年月，一个黑人直接从前门进入餐馆是不可想象的，在里面吃饭的黑人就更少。然而，我们却倾其所有，围着厨房吃了一圈，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不仅学习物理等科学知识，而且还学习交际舞。对着餐厅内的一台音调嘶哑的破留声机，我们花好几个小时练习狐步和华尔兹。我们每人都轮流跳男步和女步。我们的偶像是维尔多·希尔巴斯特，他是交际舞世界冠军。我们的教练员是一位同学，名叫司马利·西万德拉，他后来成了交谊舞高手。
在一个临近的村子里，有一个非洲人舞厅，名叫恩彩拉曼兹。它迎合了当地黑人社会的需求，但对在校学习的学生来说却是个禁地。但是，一天晚上，由于急于找女舞伴练习舞步，我穿上衣服溜出了宿舍，直奔那个舞厅而去。那是一个豪华的地方，我感觉很新奇。我看见对面有一位可爱的女士，于是就请她跳舞。
一会儿，她就投入了我的怀抱。我们一起跳得很默契，我能想象我当时的舞姿是多么的神气。几分钟后，我询问起她的名姓。“鲍克韦太太。”她温柔地说。我几乎要把她丢在现场快速离去。我朝对面望去，发现了劳斯伯瑞·鲍克韦先生。
他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非洲领袖和学者之一。他当时正在那里和他的内弟、我的教授Z.K.马修斯闲聊。我向鲍克韦太太表示歉意，然后在鲍克韦和马修斯教授的目光下腼腆地把她护送到一边。我真想钻入地下，我违反了许多条校规。但是，在福特黑尔大学负责纪律的马修斯教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他认为，只要你努力学习，就是令人高兴的事，他就能容忍。自从恩彩拉曼兹那个夜晚之后，我学习更加努力了。
福特黑尔大学的特点在于它的成熟程度，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新鲜而惊奇的。按照西方标准，福特黑尔大学的开放程度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像我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青年，它已经够开放了。我第一次穿睡衣，开始感觉不舒服，但慢慢地习惯了。我以前从来没用过牙刷和牙膏，在家里，我们用灰把牙齿擦白，用牙签清洁牙齿。连冲水厕所和洗热水澡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我开始使用香皂，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蓝色的去污剂。
可能是由于这些不熟悉的事情，我十分想念我在孩提时代就熟悉的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有这种感情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我参加了一个探险小组，晚上秘密到学校的农场去探险。在那里，我们点起篝火烤玉米吃。我们坐在篝火周围，边吃玉米，边讲荒诞不经的故事。我们这样并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出于重新捕捉那些对我们来说最有乡间趣味的一种需要。我们有胆识，有健美的体格，吹嘘我们毕业后将挣多少多少钱。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人，但是，实际上我仍然是一个迷恋乡间乐趣的乡下人。
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世界隔绝的同时，我们则热心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我是大不列颠的热心支持者，并且，当我知道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期末典礼上讲话的那个人将成为英国驻南非的大律师的时候，我特别高兴。他名叫詹·司马兹，是英国前首相。福特黑尔大学以主人身份招待他，并把他拥戴为世界政治家，这是莫大的荣誉。当首相J.B.赫索格主张中立的时候，后来成了副首相的司马兹，正在全国发动南非向德国宣战的运动。我非常渴望亲眼看到像司马兹这样的世界领袖。
三年前，当赫索格发起运动取消开普非洲人的投票选举权的时候，我发现司马兹对非洲人表示同情。我更关心的是，他帮助建立了民族青年团，在世界上倡导民主，而不是在国内压制自由。
司马兹讲了支持大不列颠向德国宣战的意义。英国主张西方的价值思想，我们作为南非人也同样主张。我记得，他的英国口音几乎与我的英国口音一样糟糕！我同我的同学们一起衷心地为他欢呼，拥护他关于为自由而战的号召，而忘记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没有自由。
司马兹在福特黑尔大学对那些改变信仰的人传教。每天晚上，住在韦斯雷旅馆里的学监都要分析欧洲的军事形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将簇拥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听BBC广播电台播放的温斯顿·丘吉尔富有鼓动性的讲话。尽管我们支持司马兹的立场，但是，他的来访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的一个同龄人，名叫尼亚提·康基萨，虽然被认为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但他却谴责司马兹是一个种族歧视主义者。他说，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我们这些“黑人英国人”自己，英国人企图使我们文明化的同时也在压迫我们。他说，荷裔南非人与英国南非人之间不管相互如何对立，但是，两个白人集团总是会团结起来对付黑人的威胁。康基萨的观点使我们很吃惊，他似乎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一个同学低声对我说，尼亚提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模模糊糊听说过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组织，但知之甚少。随着南非向德国宣战，赫索格辞了职，司马兹成了首相。
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第二学期，我邀请我的朋友保罗·马哈巴内与我一起去特兰斯凯过寒假。保罗来自布隆方丹，因为他父亲扎丘斯·马哈巴内牧师的原因而在福特黑尔大学很出名。他父亲曾经两次出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他与这个组织有联系，因而得到了一个叛逆者的罪名。当时，我对这个组织并不怎么了解。
在寒假期间的一天，保罗和我去了特兰斯凯省的首府——乌姆塔塔。当时，乌姆塔塔只有几条大街和一些政府建筑物。我们站在邮局的外面，这时当地的行政长官——一位60多岁的人走到保罗面前，让保罗到邮局里面为他买几张邮票。任何白人让任何黑人去为自己办事，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行政长官说着就想给保罗钱，但是，保罗并没有要。这位行政长官很生气。“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脸涨得红红地说。“没有必要问你是谁，”马哈巴内说，“我知道你是谁。”行政长官问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无赖！”
行政长官大怒，说：“你要为此付出大的代价！”然后就走了。
我对保罗的行为感到很不舒服。我佩服他的勇气，但也认为他这是惹是生非。行政长官很熟悉我，如果他让我而不是让保罗去办这件事，我将索性照他的吩咐去做，并把这件事忘掉。但是，我钦佩保罗的所作所为，尽管我并不想自己也这样做。我开始认识到，一个黑人不必要接受每天被白人强加在身上的侮辱。
寒假过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早早返回了学校。我感觉到自己更加有力量，并且感觉什么东西都变新了。我努力学习，一直到10月份考试。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想我将成为一位有大学学位的学生。就像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一样。我认为大学学位不仅是做官的通行证，而且也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条件。校长亚历山大·克尔、佳巴福和马修斯教授一直一遍一遍地教导我们，作为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们是非洲的精英。我相信，世界将在我的脚下展开。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最终能使我母亲重新得到财富和荣誉。这些财富和荣誉是她在父亲去世后失去的。我将在库奴为她建造一所像样的房子，并配备花园和现代家具。我将支援她和我的姐妹们，以使她们买得起这么长时间买不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梦想，它似乎是我能够实现的梦想。
那一年，我被提名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学生代表委员会在福特黑尔是最高的学生组织。当时，我不知道围绕选举竞争制造了许多麻烦，而这些麻烦又将改变我的命运。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在那年的年末举行。当时，我们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按照福特黑尔大学的章程，从全体学生中选出6名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选举前不久，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有关问题并让大家发表意见。学生们一致认为福特黑尔大学伙食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应当增加，以便让它在学校管理中不只是一个橡皮图章。我同意这两个动议。如果学校当局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学生将投票联合抵制这次选举。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投票。
这次大会后不久，预定的投票选举开始了。多数学生都抵制选举，但是25个学生（约为全体学生的1/6）参加了投票，并选出了6位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也包括我本人。同一天，6位当选的委员碰头讨论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一致决定集体辞职，因为我们支持联合抵制选举并且也没得到多数学生的投票支持。然后，我们起草了一封辞职信，并交给了克尔博士。
但是，克尔博士很聪明。他收下了我们的辞职信，然后通知第二天晚饭在餐厅举行新的选举。这将确保让所有的同学都参加选举，以避免产生借口，说学生代表委员会没有得到全体学生的支持。那天晚上，选举按照校长的要求如期举行。但是，同样只有那25个学生投了票，同样还是那6个学生当选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似乎一切还是老样子。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6个人召开了碰头会，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投票差异很大，其他5位当选人坚持：我们是在全体学生中当选的。我认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全体学生都在选举现场，但是多数人并没有投票，说我们拥有他们的信任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联合抵制选举，这是全体学生一致赞成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仍然坚持那个决定，不能被校方的某些诡计所蒙蔽。我没能说服我的那5位当选伙伴，只好第二次辞职，我是6位当选的学生中唯一第二次辞职的。
第二天，我被校长召了去。克尔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实际上他也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创始人，是个很受尊重的人。他严肃地回顾了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重新考虑我的辞职决定。我告诉他我不能重新考虑。他让我晚上睡觉时再仔细考虑考虑，第二天告诉他我的最后决定。但是，他警告说，他绝不允许他的学生不负责任，并说，如果我坚持辞职，他将只好把我开除出福特黑尔大学。
他说的话使我震惊，并使我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以前我从来没有作过如此沉重的决定。那天晚上，我咨询了我的朋友兼辅导老师K.D.马叹兹玛。他认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辞职是正确的，不应该屈服。当时我觉得，我相信马叹兹玛胜过相信克尔博士。于是我谢别K.D.马叹兹玛，回到了宿舍。
尽管我认为我所做的在道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仍然拿不准我的辞职正确与否。难道是我正在为一个无关紧要而抽象的原则毁掉我的大学生涯吗？我发现把坚持自己的私利而牺牲自己看作是对学生们负责的原则是难以接受的一种想法。我打定主意，不能在我的同学们眼里当孬种。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在福特黑尔大学的学业。
第二天上午我去克尔博士办公室的时候，我仍然处于难下决定的心态。直到他问我是否作出了决定时，我才真的拿定了主意。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我无法问心无愧地为学生代表委员会服务。克尔博士似乎对我的回答有点吃惊。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很好。当然，那是你的决定，我也对这个问题再考虑考虑。我建议，如果你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明年你可以再回到福特黑尔大学继续读书。曼德拉，你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考虑这件事。”
正如克尔博士一样，我对自己的回答也感到有些意外。我也知道离开福特黑尔大学是鲁莽的。但是，我需要折中的时候却又无法折中，似乎我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不让我搞折中。我在感激克尔博士的立场和愿意再给我一次考虑机会的同时，也非常愤恨他决定我命运的绝对权力。如果我愿意，我应该有退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利。这个不公正的处理痛苦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时我才明白，克尔博士不是一个大救星，而是一个并非总是和蔼可亲的独裁者。那年年末我离开福特黑尔大学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被遗弃的痛苦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