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徐志摩散文经典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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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笑看人生芙蓉雀(18)

我乘便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一三年太戈尔被选得诺贝尔奖金的电报到印度时,印度人听了立即发疯一般的狂喜,满街上小孩大人一齐欢呼庆祝,但诗人在家里,非但不乐,而且叹道:“我从此没有安闲日子过了!”接着下年英政府又封他为爵士,从此,真的,他不曾有过安闲时日。他的山氐尼开顿竟变了朝拜的中心,他出游欧美时,到处受无上的欢迎,瑞典丹麦几处学生,好像都为他举行火把会与提灯会,在德国听他讲演的往往累万,美国招待他的盛况,恐怕不在英国皇太子之下。但这是诗人所心愿的幸福吗,固然我不敢说诗人便能完全免除虚荣心,但这类群众的哄动,大部分只是葛德所谓无意识的崇拜,真诗人决不会艳羡的。最可厌是西洋一般社交太太们,她们的宗教照例是英雄崇拜;英雄愈新奇,她们愈乐意,太戈尔那样的道貌岸然,宽袍布帽,当然加倍的搔痒了她们的好奇心,大家要来和这远东的诗圣,握握手,亲热亲热,说几句照例的肉麻话……这是近代享盛名的一点小报应,我想性爱恬淡的太戈尔先生,临到这种情形,真也是说不出的苦。据他的英友恩厚之告诉我们说他近来愈发厌烦嘈杂了,又且他身体也不十分能耐劳,但他就使不愿意却也很少显示于外,所以他这次来华,虽则不至受社交太太们之窘,但我们有机会瞻仰他言论丰采的人,应该格外的体谅他,谈论时不过分去劳乏他,演讲能节省处节省,使他和我们能如家人一般的相与,能如在家乡一般的舒服,那才对得他高年跋涉的一番至意。

七月六日

原刊1923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

罗素又来说话了

每次我念罗素的著作或是记起他的声音笑貌,我就联想起纽约城,尤其是吴尔吴斯五十八层的高楼。他们好像是二十世纪的两个敌对的象征,罗素先生与五十八层的高楼。罗素的思想言论,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黄昏,紫黑云中不时有金蛇似的电火在冷酷地料峭地猛闪,骇人的电闪,在你的头顶眼前隐现!

矗入云际的高楼,不危险吗?一半个的霹雳,便可将他锤成粉屑震的赫真江边的青林绿草都兢兢的摇动!但是不然!电火尽闪著,霹雳却始终不到,高楼依旧在层云中矗著,纯金的电光,只是照出他的傲慢,增加他的辉煌!

罗素最近在他一篇论文叫做:《余闲与机械主义》(见Dial,For August,1923)又放射了一次他智力的电闪,威吓那五十八层的高楼。

我们是踮起脚跟,在旁边看热闹的人;我们感到电闪之迅与光与劲,亦看见高楼之牢固与崛强。

一二百年前,法国有一个怪人,名叫凡尔太的,他是罗素的前身,罗素是他的后影,他当时也同罗素在今日一样,放射了最敏锐的智力的光电,威吓当时的制度习惯,当时的五十八层高楼。他放了半世纪冷酷的,料峭的闪电,结成一个大霹雳,到一七八九那年,把全欧的政治,连着比士梯亚的大牢城,一起的打成粉屑。罗素还有一个前身,这个是他同种的,就是大诗人雪莱的丈人,著《女权论》的吴尔顿克辣夫脱的丈夫,威廉古德温,他也是个崇拜智力,崇拜理性的,他也凭着智理的神光,抨击英国当时的制度习惯。他是近代各种社会主义的一个始祖,他的霹雳,虽则没有法国革命那个的猛烈,却也打翻了不少的偶像,打倒了不少的高楼。

罗素的霹雳,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轰出,不是容易可以按定的;但这不住的闪电,至少证明空中涵有蒸热的闷气,迟早总得有个发泄,疾电暴雨的种子,已经满布在云中。

他近年来最厌恶的对象,最要轰成粉屑的东西,是近代文明所产生的一种特别现象,与这现象所养成的一种特别心理。不错,他对于所谓西方文明,有极严重的抗议;但他却不是印度的甘地,他只反对部分,不反对全体。

他依然是未能忘情的,虽则他奖励中国人的懒惰,赞叹中国人的懦怯,慕羡中国人的穷苦他未能忘情于欧洲真正的文化。“我愿意到中国去做一个穷苦的农夫,吃粗米,穿布衣,不愿意在欧美的文明社会里,做卖灵魂,吃人肉的事业。”这样的意思,他表示过好几次。但研究数理,大胆的批评人类;却不是卖灵魂,更不是吃人肉;所以罗素虽则爱极了中国,却还愿意留在欧洲,保存他:Honorable的高贵,这并不算言行的不一致,除非我们故意的蛮不讲理。

When I am tempted to wish the human race wiped out by some passing comet I think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of art;those two things seem to make our existence not wholly futile.

罗素先生经过了这几年红尘的生活在战时主张和平,反抗战争;与执政者斗,与群众斗,与癫狂的心理斗,失败,屈辱,褫夺教职,坐监,讲社会主义,赞扬苏维埃革命,入劳工党,游鲍尔雪微克之邦,离婚,游中国,回英国,再结婚,生子,卖文为生他对他人生的观察与揣摹,已经到了似乎成熟的(所以平和的)结论。

他对于人生并不失望;人类并不是根本要不得的,也并不是无可救度的。而且救度的方法,决计是平和的,不是暴烈的:暴烈只能产生暴烈,他看来人生本是铄亮的镜子,现在就只被灰尘盖住了;所以我们只要说擦了灰尘,人生便可回复光明的。

他以为只要有四个基本条件之存在,人生便是光明的。

第一是生命的乐趣天然的幸福。

第二是友谊的情感。

第三是爱美与欣赏艺术的能力。

第四是爱纯粹的学问与知识。

这四个条件只要能推及平民他相信是可以普遍的天下就会太平,人生就有颜色。

怎样可以得到生命的乐趣?他答,所有人生的现象本来是欣喜的,不是愁苦的;只有妨碍幸福的原因存在时,生命方始失去他本有的活泼的韵节。小猫追赶她自己的尾巴,鹊之噪,水之流,松鼠与野兔在青草中征逐:自然界与生物界只是一个整个的欢喜。人类亦不是例外;街上褴褛的小孩,那一个不是快乐的。人生种种苦痛的原因,是人为的,不是天然的;可移去的,不是生根的;痛苦是不自然的现象。只要彰明的与潜伏的原始本能,能有相当的满足与调和,生活便不至于发生变态。社会的制度是负责任的。从前的学者论政治或论社会,亦未尝不假定一分心理的基础;但心理学是个最较发达的科学,功利主义的心理假定是过于浅陋。近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对于社会科学是大的贡献,就在证明人是根本的自私的动物。利他主义者只见了个表面,所以利他主义的伦理只能强人作伪,不能使人自然的为善。几个大宗教成功的秘密,就在认明这重要的一点:耶稣教说你行善你的灵魂便可升天;佛教说你修行结果你可证菩提;道教说你保全你的精气神你可成仙。什么事都没有自己实在的利益澈底;什么事都起源于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利己的动机。但同时人又是善于假借的;他往往穿着极体面的衣裳,掩盖他丑陋的原形。现在的新心理学,仿佛是一座照妖镜;不论芭蕉裹的怎样的紧结,他总耐心的去剥。现在虽然剥近,也许竟已剥到蕉心了。

所以,人类是利己的,这实在是现代政治家与社会改良家所最应认明与认定的。这个真理的暴露,并不有损人类的尊严,如其还有人未能忘情于此;并且亦不妨碍全社会享受和平与幸福的实现。认明了事实与实在,就不怕没有办法,危险就在隐匿或诡辩实在与事实。病人讳病时,便有良医也是无法可施的。现代与往代的分别,就在自觉与非自觉;社会科学的希望,就在发现从前所忽略的,误解的,或隐秘的病候。理清了病情,开明了脉案,然后可以盼望对症的药方;否则,即使有偶逢的侥幸,决不能祛除病根的。

实际的说,身体的健康当然是生命的乐趣的第一个条件;有病的与肝旺的人,当然不能领略生命自然的意味。所以体育是重要的。但这重要也是相对的,我们如其侧重了躯体,也许因而妨碍智力的发展,像我们几个专诚尊崇运动学校的产品,蔡孑民先生曾经说到过,也是危险的。肌肉与脑筋,应受同等的注意。如男女都有了最低限制的健康,自然的幸福便有了基础,此外只要社会制度有相当的宽紧性,不阻碍男女个人本能相当的满足,消极的不使发生压迫状态致有变态与反常之产生。工作是不可免的,但相当的余闲也是必要的;罗素以为将来的社会不容不工作的份子,亦不容偏重的工作,据经济学家计算,每人每日只需三四小时工作,社会即可充裕的过去,现有的生产率,一半是原因于竞争制度的糜费。

工业主义的一个大目标是“成功”(Success),本质是竞争,竞争所要求的是“捷效”(Efficiency)。成功,竞争,捷效,所合成的心理或人生观,便是造成工业主义,日趋自杀现象,使人道日趋机械化的原因。我们要回复生命的自然与乐趣,只有一个方法,就在打破经济社会竞争的基础,消灭成功与捷效的迷信简言之,切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说,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过来的主义,与青年会所代表的道德。我前天会见一个有名的报馆经理,他说,报的事情,如其你要办他个发达,真不是人做的事!又有一个忠慎勤劳的银行经理,与一个忠慎劳勤的纱厂经理,也同声的说生意真不是人做的,整天的忙不算,晚上梦里的心思都不得个安稳,究竟为的是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实情。竞争的商业社会,只是萧伯讷所谓零卖灵魂的市场。我们快快的回头,也许可以超脱;再不要迷信开纱厂。此如说,发大财要知道蕴藻滨华丽宏大的大中华的烟囱,已经好几时不出烟。我们与其崇拜新近死的北岩公爵(他最大的功绩,就在造成同类相残的心理,摧残了数百万的生灵,他却取得了威望与金钱与不朽的荣誉)与美国的十大富豪,不如去听聂云台先生的忏悔谈,去请他演说托尔斯泰与甘地的真谛吧!

罗素说他自从看过中国以后,他才觉悟“累进”(Progress)与“捷效”的信仰是近代西方的大不幸。他也悟到固定的社会的好处这是进步的反面与惰性,或懒惰主义的妙处这是捷效的反面。他说:“I have hopes of laziness as a gospel.”

懒惰是济世的福音!我们知道罗素所谓“懒惰”的反面不是我们农业社会之所谓勤私人治己治家的勤是美德,永远应受奖励的而是现代机械式的工商社会所产生无谓的慌忙与扰攘,灭绝性灵的慌忙与扰攘。这就是说,现代的社会趋向于侵蚀,终于完全剥夺合理的人生应有的余闲,这是极大的危险与悲惨。劳力的工人不必说,就是中等社会,亦都在这不幸的旋涡中急转。罗素以为,譬如就英国说,中级社会之顽,愚,嫉妒,偏执,迷信,劳工社会之残忍,愚,酗酒的习惯,等等,都是生活的状态失了自然的和谐的结果。

所以现代社会的状况,与生命自然的乐趣,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友谊的情感,是人与人,或国与国相处的必需原素,而竞争主义又是阻碍真纯同情心发展的原因。又次,譬如爱美的风尚,与普遍的艺术的欣赏,例如当年雅典或初期的罗马曾经实现过的,又不是工商社会所能容恕的。从前的技士与工人,对于他们自己独出心裁所造成的作品,有亲切真纯的兴趣;但现在伺候机器的工作,只能僵瘪人的心灵,决不能奖励创作的本能。我们只要想起英国的孟骞斯德,利物浦;美国的芝加哥,毕次保格,纽约;中国的上海,天津;就知道工业主义只能孕育丑恶,庸俗,龌龊,罪恶,嚣,高烟囱与大腹贾。

又次,我们常以为科学与工业文明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的,关系是有的;但却不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科学,就没有现代的文明;但科学有两种意义,我们应得认明:一是纯粹的科学,例如自然现象的研究,这是人类凭着智力与耐心积累所得的,罗素所谓“The most god-like thing that men can do”。一是科学的应用,这才是工业文明的主因。真纯的科学家,只有纯粹的知识是他的对象,他绝对不是功利主义的,绝对不问他所寻求与人生有何实际的关系。孟代尔(Mendel)当初在他清静的寺院培养他的豆苗,何尝想到今日农畜资本家的利用他的发明?法蓝岱(Faraday)与麦克士惠尔(Maxwell)亦何尝想到现代的电气事业?

当初的先生们,竭尽他们一生精力,开拓人类知识的疆土,何尝料想到,照现在的状况看来,他们到似乎变了人类的罪人;因为应用科学的成绩,就只(一)倍增了货物的产品,促成资本主义之集中;(二)制造杀人的利器,奖励同类自残的劣性;(三)设备机械性的娱乐,却掩没了美术的本能。我们再看,应用科学最发达的所在是美国,资本主义最不易摇动的所在,是美国;纯粹科学最不发达的,亦是美国:他们现在所利用的科学的发现,都不是美国人的成绩。所以功利主义的倾向,最是不利于少数的聪明才智,寻求纯粹智识的努力。我们中国近来很讨论科学是否人生的福音,一般人竟有误科学为实际的工商业,以为我们若然反抗工业主义,即是反对科学本体,这是错误的。科学无非是有系统的学术与思想,这如何可以排斥;至于反抗机械主义与提高精神生活,却又是一件事了。

所以合理的人生,应有的几种原素自然的幸福,友谊的情感,爱美与创作的奖励,纯粹知识科学的寻求都是与机械式的社会状况根本不能并存的。除非转变机械主义的倾向,人生很难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