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历史创举
（代序）
孙英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是一本论述蒙藏关系和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一个重大事件的学术专著。我对蒙藏古代的历史研究不多，但感兴趣。总觉得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编写这样的一本书，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事。鉴于此，我曾鼓励作者写这本书，写好这本书。这或许是在本书与读者见面之际，编著者要我在书前写点文字的原因。我执意不写，他们又执意要我写。是于人盛情难却，还是于事兴味犹存，或兼而有之，终于还是写了。
萨班是吐蕃带有政教合一性的宗教领袖，阔端是蒙古汗国的皇子和西路军统帅。他们于公元13世纪中期，在西部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会谈解决了吐蕃与当时蒙古汗国的和平统一问题。后来随着南宋的灭亡，形成了大一统的元朝中央政权。这是继承民族传统友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历史壮举。
藏族与中原内地各民族的友谊，源远流长。11世纪流传在藏族民族间的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门岭之战》中说：“汉藏之间亦有缘，汉地善业传藏地，藏地善法传汉地，藏汉如同日和月，彼此之间离不开，因缘相联成一家。”（甲措顿珠译《格萨尔王传·门岭之战》第6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的“善业”和“善法”，就是指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传播与交流。藏族与内地各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结成深厚的民族友谊，藏族人民形象地喻之为一座民族友谊的“黄金桥”（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37页，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民族友谊的“黄金桥”，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藏族是由西藏古代土著居民与黄河上游地区的氐羌族群以及北方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现代考古证实，西藏高原东面黄河上游地区的氐羌系统文化，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从不同方向向西藏传播，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藏族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藏族文化与周边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奠定了藏族和汉、蒙等民族之间友谊的基础。远在奴隶制时代，吐蕃王朝就与中原交往。唐朝公主和吐蕃赞普两次通婚，双方使节往来不绝，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特别是文成公主入藏，被传为千古佳话。吐蕃王朝灭亡后，大量的吐蕃部落流散于甘青及川西高原，并逐渐在这一带定居下来。相继存在于甘青地区的潘罗支政权、唃厮啰政权，都与宋朝交往甚密，“设茶马互市”（《宋史·吐蕃传》），结臣属关系。历史证明，藏族与中原各民族有着深厚的民族友谊和文化传统上的互相认同基础。
从西藏社会内部和藏民族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来看，自最后一位吐蕃赞普达磨被刺后，西藏社会便陷入分崩离析的动荡时期。新兴的封建农奴主相互割据，不断发生战争，同时对农牧民加重剥削。伴随着分割局势再度弘兴的藏传佛教，教派林立。各教派势力与各封建农奴主势力结为一体，割据自立，互不统属，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长期无休止的战乱与精神世界的分离，使藏族人民备受四百余年的分裂割据之苦，他们渴望和平、统一，能够安定地建设美好家园。
正是以民族传统友谊为基础，以当时历史条件下藏族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历史动因为根据，孕育了凉州会谈的成果与成功，在中华民族的统一、融合、发展史上，竖起一座永为世人瞩目的民族团结之碑、和平统一之碑。
13世纪初期，我国北方草原出现了一个内部团结、军事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政治势力——蒙古汗国。蒙古汗国相继统一西辽、西夏和金。此时，统帅蒙古汗国西路军的大将阔端，既以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又以政治家的睿智，对统一西藏坚定不移。他成竹在胸：西藏问题解决后，腐朽的南宋政权必将陷入蒸蒸日上的蒙古汗国的军事包围之中，大一统的局面即可实现。
如何解决西藏问题？阔端看到，西藏地域辽阔，气候独特，地形复杂，单凭武力非短时间内所能奏效。以藏传佛教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服务，进行和平谈判，乃是切合实际的上策。与此同时，一位精通“五明”的智者，吐蕃最具影响力的萨迦派宗教领袖萨班，不愧为与西藏人民心脉相通，真正能够高瞻远瞩，为西藏的前途和命运深思熟虑的政治哲人。他力主和谈，并挺身而出，敢于为此而献身。当阔端的宗教政治内容合二为一的邀请诏书送达西藏时，他先送二侄到凉州，以表和谈诚意，继之千方百计，统一西藏内部认识，终于在1246年，不辞年迈与路途险远，“以利益佛法及众生，尤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致蕃人书》）到达凉州。1247年与阔端达成西藏各派与蒙古汗国和平统一的具体方案，它的内容具体体现在《致蕃人书》中。西藏地区的僧俗百姓读《致蕃人书》后，无不欢欣鼓舞。
凉州会谈的成功，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国家的安定统一，民族的友好团结，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蒙族和藏族上层人物的阔端和萨班，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抛弃某些个人私利和民族偏见，以统一大局为重，共同促成了这一民族团结统一盛事。他们在祖国大一统的历史上功不可没。
凉州会谈的成功，是西藏属于中国，永远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见证。按照《致蕃人书》的规定，吐蕃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命，吐蕃要向中央政府交纳赋税，中央政府对吐蕃实施户籍管理。这便是向世界宣告，向历史宣告，西藏这片神圣的土地，从此正式划入伟大中国的版图。这光辉历史事实的发生，是在距今750年前的甘肃凉州。
凉州会谈的成功，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致蕃人书》颁布实施之后，藏族人民安居乐业，虽经中原王朝明、清之变，西藏与内地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广泛。民族团结友谊的“黄金桥”，历经风雨沧桑的历史洗礼，至今犹坚。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的编著者，从纷繁的资料中撷取其精华，又实地考察，数易其稿，以完备的体例，严谨的结构，详尽抒写了凉州会谈的缘由始末，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民族观审视历史，以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给民族分裂主义者以有力痛击。他们历经数年的辛勤劳动，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做出了史学工作者的可贵贡献。
1997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