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八传至达磨（亦作朗达玛）时，吐蕃贵族间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加之吐蕃王朝对外接连用兵，进行领土扩张，致使国力消耗很大，渐至衰微，造成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达磨“禁佛”本想藉此缓和国内矛盾，结果引起佛教僧人的反抗，本人也遇剌身亡。此后，统一的吐蕃王朝便不复存在了。
一、王室分裂及奴隶平民大起义
达磨有两个儿子，即永丹和欧松，而大妃綝氏弄权，支持永丹，占据了拉萨地区，即位称赞普；达磨小妃所生的欧松，由一部分贵族拥护控制了云如地区（今西藏山南一带）。这两大贵族势力集团，为了争得一个正统，互不相让，混战不休。史书记载，当时吐蕃“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吐蕃本土经历两个派系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形成了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
与此同时，吐蕃周边诸将领，趁内部混乱之际，纷纷起兵，互相攻伐。就在这种奴隶主统治分崩离析，王朝土崩瓦解的形势下，爆发了奴隶和平民大起义。
奴隶和平民大起义摧毁了吐蕃王朝统治的基础。首先河湟一带的吐蕃随军奴隶趁边将混战之际发动起义，自号“嗢末”军，其后遍及河陇等地。869年，吐蕃本土相继爆发了奴隶和平民大起义。韦·阔协列登领导奴隶和平民在康地区（今昌都、甘孜一带）起义，韦·罗泊罗穷在拉萨附近卫如地区起义，在山南一带爆发了由秦木贡米珠和许布岱则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在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起义军攻城夺寨，扑杀奴隶主，平分胜利果实，给奴隶主阶级以沉重打击。877年，起义领袖许布岱则率领起义军攻下秦瓦达则（今琼结县），捣毁吐蕃历代赞普的墓地。尽管这次平民和奴隶起义轰轰烈烈，规模宏大，摧毁了吐蕃王朝，并且给当时已取得特权的佛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平民和奴隶们自身的阶级局限，必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起义是自发的，没有统一坚强的领导，力量分散，而最终被统治阶级镇压了下去。
吐蕃王朝瓦解后，各地贵族世家便纷纷割据独立，扩充势力，互不统属。如藏堆地区以仲巴拉孜为首邑的没庐氏和属庐氏地方势力；许列莫地区以章喀细赞为首邑的娘氏、朗氏地方势力，以彭波萨丹木为首邑的卓氏和玛氏地方势力；上雅隆地区以那摩雅孜、那摩麦孜两处为首邑的琛氏和涅氏地方势力；洛扎丹秀地区以甲仓贡囊为首邑的尼瓦氏和苏布氏地方势力；琼结地区以库古觉喀为首邑的库氏和涅氏地方势力。此外，在塔布、工布、列、拉萨等地也各自形成地方势力。
吐蕃王室后裔在一些地方势力的支持和拥护下，也形成了比较多的割据一方的势力集团，即所谓四个王系。
占据拉萨的永丹后裔，藏史称之为拉萨王系。永丹的儿子赤德衮宁，有两个儿子柔巴衮和尼玛衮，尼玛衮之子尼斡巴衮，其后人分住于龙穴、潘域、多康等地，柔巴衮有两个儿子德波和多杰巴。多杰巴的后人察那意希嘉参，其子安达赤巴，在这父子两人时期，藏传佛教自多康地区开始复兴，于是他们在自己领地建立政教合一的小势力范围。
欧松之孙赤德尼玛衮占阿里为王，藏史称之为阿里王系。赤德尼玛衮有三子分据三处，长子贝吉日巴衮据孟城（印度河上游），后成为拉达克王系；次子札喜德衮据布让（今普兰）；三子德祖衮据象雄，后成为古格王系。总称为“上衮三王”。德祖衮有子二人，柯热和松额。松额出家为僧，名意希沃（亦译作智光），并在其领地建立政教合一的小势力集团。柯热之孙绛曲沃（亦译作菩提光）迎请阿底峡大师至西藏传教，柯热之孙沃德六传至赞楚德，至亚泽为王，称亚泽王系。
欧松的另一个孙子札喜邹巴退居拉多，有子三人：巴德、沃德、基德，称为“下部三德”。沃德第三子赤穹，据雅隆秦昂达则城，其孙在此称王，则为雅隆觉阿王系。沃德次子赤德的后人在青海定居，成为宗喀王，即后来的唃厮啰。
上述的拉萨王系、阿里王系、亚泽王系、雅隆觉阿王系，也就是四个割据势力，被称作四个王系，四大王系又继续分裂，出现更多的势力集团。例如拉达克王系和古格王系就是从阿里系分出的两个支系。此外，原驻守在甘、青一带的吐蕃将领们也相互混战。这些所谓的王室集团和其他地方势力集团各据一方，互相混战，从五代到南宋，这300多年的时间里，西藏社会变成了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局面。
王位争夺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直接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彻底灭亡。在此过程中，更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是吐蕃社会制度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旧的奴隶制社会在大起义的猛烈冲击下趋于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封建农奴制逐渐产生。这种社会制度的更替大约是从10世纪开始的，历经300多年，到13世纪初期，西藏地区全面确立了封建农奴制。当时的卫、藏、阿里、塔布、工布地区，土地经营和生产方式是领主庄园制，吐蕃王朝时的奴隶占有制已经被取代。在大起义中，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现象相当普遍，他们在阶级分化中，极少一部分富裕的自耕农上升为封建领主，而绝大多数成为封建领主的农奴。还有，吐蕃王室诸后裔，大奴隶主的后裔等，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
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给藏传佛教的再度弘传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并未使广大藏族人民的生活得到较好的改善，所以宗教便成为他们解脱痛苦和烦恼、幻想来生幸福的精神寄托。
二、藏传佛教的再度兴起
西藏佛教界把公元978年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始。大约10世纪初期，也就是达磨“禁佛”后大约百年时间，西藏佛教的余烬首先在青海和西康地区复燃，这是由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喇钦·贡巴饶赛等人的大力提倡下复兴的。藏文史料记载“后弘期”佛教从多康地区传入西藏始于拉萨王系永丹六世孙意希坚赞时期。一个自称吐蕃永丹六世孙意希坚赞的人，约于10世纪前半期在山南地区的桑耶，自称“阿达”（藏语是领主或王的意思），同时把持了桑耶寺，兼任寺主。约于970年，由意希坚赞派出了十名学者前往多康地区学佛取经，这十人中有来自卫地的鲁梅·楚成喜饶等五人，来自藏地的三人（或说五人），有来自阿里地区的二人，其中以鲁梅·楚成喜饶为首，统称卫藏十人。卫藏十人在多康地区跟随喇钦·贡巴饶赛及其弟子巴贡·意希雍仲等学习“律学”，约于975年左右学成后返回藏地。从此，藏传佛教的火星便从多康燃到了卫藏地区。
以鲁梅为首的卫藏十人在卫藏地区大力提倡佛教，这是藏传佛教恢复传播的开端。鲁梅·楚成喜饶在桑耶地区当了噶迥寺寺主，后在卫地上部的那摩地方修建了恰德乌寺作为据点，鲁梅的诸多弟子又传教建寺形成四系：尚系、俄系、兰系、唐系，总称鲁梅部。同去多康学佛的巴·楚臣洛追当了桑耶寺寺主，后在彭波修建了南巴吉布寺，形成巴部。热西兄弟当了格杰南玛林寺寺主，后来热西·楚臣旺秋在墨竹修建了昌沃寺，形成了热部。章·意希允丹当了康松桑康林寺寺主，后在彭波修建恩兰吉莫寺作为据点，由此形成章部。鲁梅、巴、热、章四部便在拉萨地区逐渐发展、弘传佛教。
在阿里地区是由阿里王系赤德尼玛衮之孙阿里古格王意希沃及其侄儿拉德大力提倡而复兴繁荣起来。他们先后邀请印度高僧来阿里地区讲经传法，建立寺院，并且派人到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去学经，广译佛教显密经典。仁钦桑布、玛·雷必喜饶就是他们派往印度、克什米尔留学的著名译经师。1037年拉德之子绛曲沃派人携金前往东印度超岩寺迎请阿底峡大师（982—1054年）进藏，1041年，阿底峡应邀到尼泊尔，次年到达阿里，1047年，66岁时到达桑耶寺，以后又到聂塘传法，还到拉萨的叶尔巴、彭波等地弘传佛教，1054年死于聂塘，享年73岁。他在西藏境内翻译佛经，著书立说长达13年之久，对西藏佛教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阿里王系的大力提倡，藏传佛教才开始在全藏呈现出千姿百态、派别林立的局面。11世纪中叶，西藏的封建经济相对稳定，并且得到较大发展，各封建领主的统治日渐巩固，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益激烈，这就使得依附于不同封建领主集团的藏传佛教势力之间有了门户之见，并且其矛盾斗争也日趋明朗。加之，入藏传法的僧人，有来自国内青海、西康、河西、于阗等地的，也有来自佛教发源地印度、克什米尔等国的，其法派各不相同。而西藏僧人学佛译经，收徒布道，也都各有宗派。
从公元11世纪起陆续出现了二三十种教派和教派支派。这些教派大都“设道布教、各化一方”、“各标一胜、各树一帜”。其中多是根据社会政治需要，随地名、祖师名或一宗教学者名而立为宗派的，教派的创始者，大多出身于旧贵族而依附于新领主的僧人，或本人就是领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当时形成的众多教派中，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希解派等等。有的教派又分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支派，如塔布噶举派又分为四大支八小支，四大支是：蔡巴噶举、帕竹噶举、拔绒噶举、噶玛噶举（此又分出黑帽派与红帽派两系），这四派是直接传承塔布拉杰的教法，所以称四大支；而八小支是止贡噶举、达隆噶举、绰浦噶举、主巴噶举、玛仓巴噶举、叶巴噶举、雅桑噶举、修赛噶举，这八支传承于塔布拉杰的弟子帕木竹巴，所以称之为八小支。
藏传佛教开始复兴以后，发展迅速，其复兴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藏传佛教是在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复兴起来的，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西藏的封建领主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维护剥削制度，就需要一种宗教为其服务，或者直接把袈裟披在自己身上而成为领主兼法主。
这一原因是藏传佛教复兴的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仰，使藏传佛教的传播有社会基础。
除前所述的原因外，还有“伏藏文献”的出现。达磨“灭佛”时，宁玛派的一些僧侣把当时佛教典籍偷偷埋在山间地下或者秘藏起来，到佛教再度复兴时，他们就把这些文献重新挖出来，称为“伏藏”。其中有松赞干布时期的《嘛呢根本木》、《王诰》以及热巴坚时期校勘的大量佛教经典，赤松德赞时期的《五部遗教》、《桑耶寺志》等。这些都便利了佛教的迅速发展。
三、西藏长期分裂及人民对统一的渴望
841年达磨被剌，西藏陷入分裂战乱，直到蒙古统一，历四百余年，西藏境内大小割据势力各自为政。与此同时，中原地区自907年唐朝彻底灭亡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前后共70余年时间，中原分裂成为几个互不统属的政权，对周边民族构成不了大的影响力，对西藏亦是如此。尽管960年北宋建立，也仅统一了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而在北方及西北地区，先后出现了几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以及后来的蒙古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汗国。
西藏分裂前期并未出现一个能够统一全藏的强大政权。在奴隶和平民大起义后出现的地方势力有没庐氏、属庐氏、娘氏、朗氏、卓氏、玛氏、琛氏、涅氏、尼瓦氏、苏布氏、库氏等，其各自的势力范围遍及阿里、前藏、后藏及西康等地。这些大多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奴隶主贵族世家，他们在王朝解体后，趁机争相扩充势力而称雄一方。吐蕃王室后裔更是愈分愈多，起初是永丹和欧松两大派，而后便分出拉萨王系、阿里王系等四系，从阿里王系分出来的除亚泽王系和雅隆觉阿王系外还有拉达克王系、普兰王系和古格王系，这些王室后裔分支愈多，利害冲突就更多更复杂。例如1065年唃厮啰死后，其三子不和，立即将其部众分裂为三部，长子董毡据青唐，次子瞎毡据龛谷，三子磨毡据宗哥城。
到了西藏分裂的中期以后，随着农奴制度在西藏的逐渐确立，封建领主的普遍出现，西藏社会逐渐走上宗教势力与地方世俗集团势力相结合的政教合一的道路，而且这些政教合一的势力集团是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各宗教集团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掌握着众多的土地、牧场、牲畜、牧户，寺院法主本人便是大封建领主。例如噶当派修建热振寺时其施主是允达释迦衮和尚昌卡必琼，萨迦派的母寺萨迦寺是由昆氏家族出资修建的，其法主必然由其家族来继承。
教派的出现也加深了各地方政治势力的分裂趋势。首先这些教派各自有其所重视和宣讲的教义，教义上的分歧是教派林立的一个基本原因。噶举派轻显重密；萨迦派“显密贯通而重于密”；噶当派是“显密贯通”、“渐修渐悟”，崇尚智变和学、行严格的分开；而宁玛派则是注重密宗，以大圆满法为主要教义，其他教派认为旧传经论有伪造成分，因而看不起宁玛派。另外，各教派由于所依奉的传承不同也产生门户之见。例如噶举派经玛尔巴和米拉日巴开创，由塔布拉杰正式建立，但发展到后来却分出四大支八小支，四大支传承于塔布拉杰的教法，而八小支传承于塔布拉杰的弟子帕木竹巴，这些教派又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分裂时期，世俗的地方割据统治集团，为了要保持和扩充他们的地盘，相互间不断发动战争。同时对他们统治区内的农牧民不断加重压迫剥削。各教派领袖也“乘机参与军政，自号法王，排斥异己，骄奢淫纵，万民诅咒”，这些情况在米拉日巴和他妹妹的对话中已有流露。她说：“有别的一个修法喇嘛，名巴日译师，下坐重裀，上张伞盖，身衣锦缎，酒茶交饮。学徒子弟，吹着法螺，多人围绕，供养物数都数不清。”
此外，著名的英雄史诗《格萨尔》，道歌体诗《米拉日巴道歌》以及玛尔巴和他的徒弟日琼巴的道歌，格言体诗以萨迦派四代祖师贡噶坚赞的《萨迦格言》最为著名，传记方面有《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萨迦班钦传》等，大都反映了吐蕃当时的社会情况，深刻表达了吐蕃人民对和平统一的强烈愿望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格萨尔王传》第一部就道出了格萨尔这位自天神而为人主的英雄的使命：“降伏妖魔、抑强扶弱、救护生灵，使善良百姓能过太平安宁的生活。”
这是全史诗的主题思想，也是人民心声的表达。
《萨迦格言》的作者萨班处于西藏分裂时期的末期，各地方势力互相攻伐，战乱频仍，从他的格言集中可以看出，他反对分裂，主张统一；厌恶战乱，希望和平安宁；他憎恶统治阶级的残暴，对广大人民的疾苦予以同情，且富有正义感，主张抑邪扶正，弃恶扬善的道德观。这些恰恰也是时代的要求，代表了西藏人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