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谢子长等把《古田会议决议》当宝贝，揣在怀里，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晚上他们俩偎在微暗的灯光下，一块儿辨认着印刷字迹不清的小册子，他们越学越感到亲切，越学心里感到越亮堂。
《古田会议决议》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指出纠正的方法，给了这支新成立的部队以思想上的武器和行动的指南。
在这期间，谢子长、刘志丹用很大的精力抓了部队纪律教育，整顿了部队。
部队从新堡往北柴桥子开拔途中，打开宁县盘克乡任掌堡寨子后，有人抢了老百姓的东西。在三嘉塬驻地，晚上也有出去抢东西。刘志丹、谢子长知道后十分生气。谢子长气愤地说：“这简直是土匪行为！哪里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绝不允许这么干！”
他们下决心整顿部队，开办军事训练班，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争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实行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根据部队情况，提出了十大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学习，统一了部队思想，提高了认识，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对部队的思想改造工作，使指战员初步明确了建立红军的正确路线，提高了游击战术的思想水平，为后来建立陕甘红军、开展游击战奠定了基础。
这时，部队开始改变过去只顾打仗的作法，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
部队在整训、宣传群众的同时，打土豪解决供给问题。这时，发生了“三嘉塬缴枪”事件。
当时年关将近，为解决年关供给，二支队派第一队队长赵连璧带一部分人外出打土豪。因为打击面过宽，并在1月31日永和集上抢了群众的东西，造成不良影响。认为赵连璧屡犯纪律，是土匪行为，非整顿不可。于是，部队一些领导人在锦章村召集一支队大队长以上干部开会，鉴于部队成分复杂，在打起红旗前，立即进行整顿，决定收缴二支队的枪。
2月4日（农历大年初一）上午，部队在二支队驻地三嘉塬细嘴子南庄子的一家打麦场里集合，召开会议。杨重远主持会议，一支队站南半边，二支队站北半边。
总指挥谢子长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又对烟贩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宣布收二支队的枪。
赵连璧一听要收枪，两手按着两把盒子枪，站在旁边的警卫队长白锡林，见此情景，身子一转，开枪把赵连璧打死了，紧接着，赵连璧后面的枪也响了，当场打死了谷聚山、周毛牛，打伤2人。
此时，部队大乱，阎红彦夺过1把矛子，一扬一压，高喊“不要动”。这时，杨培盛一见打死了赵连璧，掉头就跑了。随即，警卫队缴了二支队的枪。
刘志丹站在旁边，莫名其妙，一个战士过去把刘志丹的枪也收了。
吴岱峰问：“为什么收刘志丹的枪？”
刘志丹说：“没关系，让他收去。”
谢子长知道了，让把枪还给刘志丹。
缴枪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回到窑里。刘志丹对收枪不满，谢对刘说：“我们收了土匪的枪，并没有把你当成土匪。”
收枪后，向二支队宣布了政策：愿意当红军的留下，不愿意当红军的可以回去，但再不允许当土匪。当时，几十名农民出身的青年站出来，表示愿意参加红军，其余人员愿意回家，给了路费，遣散回家。
刘景范当时是赵连璧手下的副官，对收枪不满，第二天，他和杨培盛、马锡五等40多名干部及许多战士，含着眼泪离开同盟军，回南梁去了。
这就是陕甘边区红军历史上的“三嘉塬缴枪”事件。
这次行动，也震动了一支队内部。2月6日晚，师储杰即率旧部100多人出走，不久投靠了杨虎城。
这次事件，大大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力量。
50多年后的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批转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
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缴另一部分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党中央对这次事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和定论。
三嘉塬缴枪事件，是西北反帝国盟军领导层矛盾斗争的反映，本质上是陕西省委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
3．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游击队初期的民主是极端的，官兵平等是绝对的。
连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大小事都由委员会来作决定，胜利品也要由它来分配。一次打了胜仗，群众慰劳了两条哈德门烟，谢子长做主分给了伤员，士兵委员会就有人认为没有通过他们，说这种分法不公平。
游击队没有专职的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和战士一样轮流做饭、喂马，一样轮流站岗放哨。马匹只分配给骑兵、交通员和病号骑，指挥员很少骑马。指挥员要是有一项战斗没有指挥好，或者有什么缺点，士兵委员会就要召开大会批评他。甚至是，只要有人不赞成他当指挥员，他就当不成了。
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讲民主，是完全正确的，被撤职的人，也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后来，陕西省委带来了毛泽东同志写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介绍了江西苏区红军的一套制度。对于红军游击队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看到这个如何建设革命队伍的文件，刘志丹、谢子长高兴极了，就像一把钥匙，使游击队领导人的头脑开了窍，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央红军的建军原则来建设游击队，开始纠正部队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及党内其他许多错误思想。
接着游击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设置了参谋，成立了经理部、医疗室、列宁室（俱乐部），并规定了指挥员可以不喂马，不放哨了。
红军游击队建立了这些制度和有了简单的分工后，领导干部摆脱了不少事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部队的建设和作战问题，部队很快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三嘉塬一带，虽比不上八百里平川，但也是平展展的。来到新地方，接连打几仗，情况不熟，处处被动。战士们都说：“麦子好吃，仗可难打。”
游击队翻了几个沟，走过几块塬，在正宁和旬邑之间的三嘉塬，才跟省委来的干部接上头。
头一个迎出来的是陕西省委派来的军委书记李杰夫。只见穿着黑长袍，围着一条灰色围巾，头戴烟色礼帽，戴着近视眼镜，一看便知是个埋头读书，不苟言笑的人。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十几个青年学生。李杰夫曾到过国外，又在上海受过训练。省委派这个人来，传达省委指示，要求立即打出红旗，执行游击战争纲领。
李杰夫等人有些焦急，见面就说：“再晚来几天，我就接你们去了！省委已经决定，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要我们尽快进军渭北，开辟新苏区。”
当下召开队委会，讨论部队编制、人事安排和行动方针。李杰夫开头照例讲一段政治形势，从世界革命运动高涨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国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到九一八事变，从全国十八省水灾饥荒死人近亿，到三原农民拆房卖柴度日，远远近近的大小事件，差不多都能背了一遍，最后归根到一点，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必须积极进攻，把苏区扩大到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接着宣布了编制，指挥部下分大队、中队，还有直属部队、警卫队、骑兵队。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成立大会在三嘉塬锦章村一个打麦场上隆重召开。在一棵大树下，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上端高悬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红布会标，台两旁插着鲜艳的红旗和镰刀斧头旗，红旗迎着高原的寒风飘扬。
台下每个小队前面都有红旗，战士的脖子上、骑兵的马头上、都挂着红带子。游击队员全副武装，列队广场。
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宣布了陕甘游击队组成建制和指挥部及大队领导人任命。
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编为2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和1个警卫队。队长分别是阎红彦、吴岱峰、强龙光、白锡林，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设立了党支部，并任命了政治工作人员。
在激昂的欢呼和鼓掌声中，旬邑县委负责人第五伯昌代表当地党和人民群众，把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了总指挥谢子长。
谢子长举起红旗，当空一展，群情激昂，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和指战员一起欢呼雀跃。
李杰夫、谢子长和农民代表黄子祥先后讲话。
谢子长讲话说：“我们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是穷人翻身的队伍！我们要为革命牺牲一切！为人民打江山！”
这天的军人大会气氛热烈，群情激动。游击队员们颈系“牺牲带”，表示要为中国革命不怕牺牲流血，奋斗到底。
正宁、旬邑的农民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当地农民这样唱道：
二月二，龙抬头，
新正来了刘志丹。
东靠黄河南靠山，
大营扎在三嘉塬。
红旗绕，
走狗民团跑，
土豪劣绅逃不了。
此时刘志丹正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西北第一支红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帜，标志着陇东革命武装斗争从长期以来隐蔽状态转向公开化，是一次转折性的变化。
从此，镰刀斧头红旗在陕甘边界高高飘扬。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开始执行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改编的当晚即离开三嘉塬，第二天，攻占旬邑职田镇，没收了国民党驻镇保安团的枪支，捣毁区公所，逮捕当地8名大豪绅，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当众烧毁豪绅地主的账债契约，组织农民分粮抗捐。
2月15日，在阳坡头打退杨虎城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淳化、旬邑3县民团500余人的进攻，毙伤俘敌七八十人，活捉敌连排长各1人，缴枪130余枝，大获全胜。
这次胜仗，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首战告捷的一次战斗，震动了西北。
20日，游击队到达香山寺，经四五天的休整，再到衣食村，在煤矿工人中开展了宣传，并吸收六七名工人参军。
这时，富县、铜川、耀县3县民团来“围剿”，游击队击溃了庙湾民团，然后到宜君焦家坪，收缴当地民团及国民党军队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左协中团1个连的七八十枝枪。在艾蒿洼，打退了左协中团一个营的进攻，俘敌连长一名，缴枪20余枝。
这次战斗中，童子班荣立战功，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
陕甘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随后南下向关中、三原、淳化方向发展，遭敌人前堵后追，被迫回师陇东，依托子午岭梢山，在寺村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陕甘游击队在上畛子打听到正宁南原农民自发起来抗粮抗款，遂于3月中旬开抵月明塬，一边打土豪筹集粮款，一边了解农民斗争情况。先后打了南邑西头秦慎德、永和赵元亨的土豪，并抓了秦慎德的儿子秦善丕和赵元亨为人质。
当时，正值陕军十七师孙蔚如部与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在陇东火拼。陈琏璋溃败后，其残部在陇东各地索粮派款，横征暴敛。正宁驻陈部百余人，向四乡摊派粮款多达10万余元。农民不堪重负，组织起民团抗税抗款，湫头塬就有上五社、中五社、北八社3个民团，准备以“交农”方式围攻三河镇。
国民党正宁县催款委员会马师爷、董师爷在湫头一带催要粮款，并吃酒作乐，群众十分气愤。号称“二疯子”的赵锁手持链枷棍把马师爷赶跑了。马师爷走时说：“要回县政府报告，带部队血洗南塬，（即山河以南的湫头，寺村塬）提几个头回去。”
南塬群众惶恐不安。
各社团团头击鼓，在苟仁寺齐集，商量对策。
正在为难之际，听说月明塬来了红军游击队，便派巩世信、范西魁二人去联系。
在此情况下，游击队决定就地组织群众，配合攻打三河镇，开辟革命根据地。派出骑兵到南塬联络，约定时间，军民联合攻城。
山河镇是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驻有陈琏璋残部警卫团的一个排，公安局所属警察3个班，另有保安队队部武装10多人，总兵力不足百人。周围还有陈珪璋部混成旅1个营，步骑各一部分，由谢牛率领驻宁县早胜镇；警卫团2个排，由团副刘明发率领驻宁县平子镇。
公安局警察二三十人在窦巡官的率领下，准备哗变内应，约定3月19日拂晓以拍手为号，开启东城门，放游击队进城。
18日晚，湫头塬各民团四五百人在苟仁寺集合，游击队派人参加并作了动员。
各民团在杜兴邦率领下连夜出发，次日晨赶到山河镇西柑柏村、移风一带。
三嘉塬10多个村子的民团也在张彦升的率领下赶来参加。
游击队主力从月明塬向山河镇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摆成两面夹击之势。
正遇天刮黄风，尘土飞扬，土雾弥漫，加上冬雪初融，路滑难行，行军非常缓慢。游击队行至九龙畔时，不料因向导迷路，到城北九龙畔，发现方向不对，急速绕道返回，到达山河镇东关村，已错过约定攻城时间，只得仓促投入战斗。
攻城一日无结果。
城内内应的警察也因错过约定时间，未敢开启城门。秘密暴露，为首者窦巡官被捕杀，余被缴械。
城西各民团群众在张圈沟垴与县保安队战斗一阵，砍伤了保安队长肖恩多，后因城上开枪射击，自行散去。
第一次围攻山河镇遂告失败。
第一次攻城失败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四疙瘩，召开队委会，重新讨论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确定：到南塬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创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根据地。
会后，游击队开抵寺村塬，部队分驻新庄子、西城、年庄子等村。
乘着自发群众斗争隋绪的旺盛，即在湫头苟仁寺戏园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将原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元（绰号张聋子）任副总指挥。大会宣布了反动豪绅赵元亨的罪状，处决了赵元享及其走狗巩得功。
游击队在东至子午岭，西至泛河畔，长约百余里的区域内，游击队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参加群众的会议，到各村张贴标语，广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抗捐、抗税、没收土豪的田地，烧毁地主的契约，把土地、牛羊分给农民。以村为单位成立赤卫军小队、贫农团、农民联合会村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为筹备粮饷，扩大政治影响，游击队还到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的底庙等地打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