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国土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43．2％。少数民族聚居地主要是甘南、临夏、祁连山北麓和张家川。当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了这一区域生态环境对西部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从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目的出发，研究该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特殊性及其对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与现状
甘肃民族地区位于西北大江大河的上游和源头，是西北森林、草原、冰川的主要分布地带。这一特点决定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西北和全国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安全。所以，甘肃民族地区不仅仅是江河之源，同时还是“生态之源”。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是黄河上游源区的主要流经地。黄河的重要支流洮河、大夏河均发源于此。仅玛曲县就有尕鲁曲、尕藏曲、当莫曲等黄河一级支流27条，较小的二、三级支流则多达300余条。该地补充的黄河水量高达45％，所以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甘南还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嘉陵江源头之一白龙江的发源地，所以当地生态环境的好坏又事关长江安危。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黄土高原西部。黄河由此二度进入甘肃。洮河、大夏河、湟水等黄河支流皆在此与干流汇合，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源区和水量补给区。当地水土植被状况直接关系着黄河水量与含沙量的大小。甘肃河西从乌鞘岭以西沿祁连山分布着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上述四县东西长达1000余公里，背靠青藏高原北缘祁连山，蕴藏的冰川总面积1972．5平方公里，储水量811亿立方米，是一座天然的固体水库。冰川积雪与山间的水源涵养林是黄河支流大通河、庄浪河及河西三大内陆河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的生命之源。尤其是三大内陆河蜿蜒于河西走廊干旱区的戈壁、沙漠之中，孕育了片片绿洲及万物生灵，阻隔了戈壁、沙漠的扩展，其生态、经济、社会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甘肃民族地方又是森林、草原的主要分布地带。森林区草原的功能在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据肃南县境内寺大隆林场观察，在苔藓云杉林下，土壤渗水速度是每分钟苔藓层81毫米一695毫米，枯枝落叶层15毫米～22毫米、表土层8毫米～12毫米，它们都比同时期林内降雨强度每分钟3毫米大，所以不会产生径流，也就不可能发生水土流失。森林还是生成降雨环境的主要条件。有专家研究得出森林覆盖指数每增加1％，年降雨量可增加16毫米，每次降雨过程有林地比无林地增加降雨量30％～40％。所以，从本质上讲保护甘肃民族地区森林草原，就是保护甘肃和西北珍贵的水资源，保护甘肃的生态环境。甘南州是甘肃省森林分布最广的地区。林业用地面积为1195万亩，占全州面积的18．5％，森林覆盖率为14．6％，森林活立木蓄积量8800万立方米，占全省总蓄积量的45％，人均占有169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平的16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祁连山是甘肃第二大林区，林区林业用地面积47．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14．4％，森林蓄积为1269．25万立方米。临夏太子山、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的陇山，也是森林的主要分布区。
甘肃民族地区拥有广阔的草原。甘南藏族自治州有草地面积3758万亩，占全州地域面积的55．67％。祁连山区草原面积辽阔，肃南县草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0％。肃北县在祁连山区有草场14000多亩。阿克塞有草场9000多平方公里。辽阔的草原不但维护着当地生态环境，还为各族人民提供了基本生产资料，是西部地区发展畜牧业的重要基地。甘南藏区在青藏高原漫长的环境变迁中形成了广阔的森林和草原植被。当地的林区与四川西北林区连成一片，是长江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我国最大的林区之一。祁连山在古代约有9000万亩天然森林。古代少数民族月氏、乌孙、匈奴、卢水胡、氐、鲜卑、回鹘和现代少数民族藏、裕固、蒙古、哈萨克等生活于此。特别是受益于祁连山发源的内陆河水的灌溉滋润，使河西走廊成为甘肃和西北的膏腴之地。
二、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及其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甘肃民族地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的特征。主要表现是：（1）临夏州生态环境恶化突出地表现在明清之际。清朝初年河州林木减少，但仍能看到不少地方森林原貌。清代以后森林破坏速度加快，并引发水土流失、河水泛滥等生态问题。康熙46年编篡的《河州志》记“大夏河最暴，桥梁冲没无常”。这与明人记载的大夏河流量变化小，河床稳定己是大相径庭。道光、咸丰年间，大河家一带己发生燃料、木材的匮乏。民国时期，临夏境内东北部仅在险峻、交通不便、深山断崖和寺庙、村庄附近保留一些斑块状残败次生林。虽然西南积石山、太子山中的高山上仍是林区，但是黄河、洮河谷地、附近低山、大夏河下游谷地、塬台已不见自然林。（2）甘南州对林木需求增大与黄教兴起后提倡各地兴建寺院建筑用料增大有关。清朝同治、光绪年问社会动荡，许多流民迁往甘南林区定居，毁林开荒日盛。更有甚者一些木材商人深入林区内，兜揽购伐，订立“林尽归山”的契约，采用“剃光头”的手段，肆意滥伐，致使森林资源急剧衰退。根据20世纪40年代初期推算，每年仅在洮河上游经放伐的木材在4万株以上。目睹此景，当时的报刊发出这样悲叹：“任所欲为，滥施斧法，寸土不留，昔日洮河两岸葱笼之区，今已成童山荒凉之地”。民国期间地方军阀，土匪也从事毁林谋利的勾当。1939年地方军阀鲁大昌与投机商坑瀣一气，在临潭黑松岭板桥湾将茂密的森林砍成光山荒坡。（3）祁连山林区长期以来不断处于人为破坏之中。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向农牧业的转化对森林草地影响极大。秦汉以前，当地为少数民族生息之地，他们基本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西汉武帝征河西建四郡以后，农耕经济迅速扩张并占据主导地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由此而加剧，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据史书记载，清乾嘉年间凉州（武威）黄羊河上游哈溪滩一带番（藏族）汉民“甚相契合，故将护林渐次砍伐开垦”。使沿山林地不断减少。此外，祁连山林区在历史上还多次遭遇战争创伤或被军阀盗卖。清初年羹尧平定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罗部败退至祁连山中与藏部会合抵抗，由于山内外森林茂密，清兵不易进剿，便沿山纵火焚林，致使“部分山区森林一炬焚毁，母树尽燃，多时不能更生”。民国时期西北军阀马步芳属部驻防河西，派兵弁人祁连山从天祝哈溪滩到酒泉林区肆意采伐，仅韩启功100师在1937年一1938年间就在张掖辖区内伐木47万株以上。珍贵的祁连山水源涵养林成为军阀手中一棵棵摇钱树。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甘肃民族地区人口不断增加，人口素质提高缓慢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民族地区历来给人的感觉是地旷人稀，但是认识该问题时需要注意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自然环境对人口承载能力的弱化。建国以来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已给生态环境造成强烈的压力。1964年人口普查时，甘肃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5．5万人，1982年猛增至155．5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185．6万人，1995年抽样调查结果为227．58万人。甘南州人口增长率为25．76‰，自然增长率为17．53‰，居全省第一位。临夏州人口增长率为23．5‰，自然增长率为16．43‰，居全省第二位。临夏州1985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178．6人，超出全省平均人口密度2．97倍，在全国31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居第一位。临夏基本位于北方半干旱区，按照联合国在1997年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国际沙漠化会议，制定的半干旱地区土地对人口的承载极限是每平方公里20人来衡量，临夏面临的人口压力是何等严重。甘肃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制约了民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过分依赖关系。草原过牧、土地过垦、伐木换财等现象比较严重。甘肃夏河、碌曲、玛曲、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7个纯牧业县草场理论载畜能力为547万只羊单位，而现在实际载畜量高达760多万只羊单位，超载量为40％。位于长江、黄河上游源区的甘南州理论载畜能力为620万个羊单位，而实际载畜量为910万个羊单位。超载47％左右。特别是位于“天上黄河第一曲”的玛曲县，20世纪50年代全县各类牲畜为24万头，到1998年发展到70．53万头，超载40多万个羊单位，超载120％，对黄河上游源区生态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同时，临夏州在扩大耕地中，与林草争地、与河争地的现象严重，造成植被被破坏，林草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所以，目前，临夏州已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水土流失区。积石山县和东乡县早在远古时期就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而闻名华夏。而现在由于盲目扩大耕地加上滥砍乱伐，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积石山县水土流失面积为97．8％，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2．贫困和盲目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甘肃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贫困迫使人们不计生态恶化的后果，一味索取自然界的物质，贫困又使人们过快地繁殖人口，增大对自然界的人口压力。生态恶化和人口增长又加剧贫困，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生态恶化，如水土流失、干旱灾害意味着农牧业生产直接依赖的生产资源数量少、量质差，造成土地单位面积产出量低下。甘肃民族地区农牧业生产正面临这样的困境。临夏州境内曾有过较好的地表植被。但由于贫困人口缺乏燃料，只有靠林木及庄稼秸草烧饭取暖。在砍光了树木灌丛后，农户们就只能花费大量的劳动力挖草根、铲草皮来补充燃料。现在农村中一般缺3—6个月的烧柴，东北部干旱地方，五口之家花费在挖树根铲草皮上的劳动日多达180个。国家投资的减少也增加了生态保护的困难。肃南县为缓解草原干旱缺水的问题，国家在60年代年平均投资50万元，70年代增至150万元，80年代再增至250万元，但90年代锐减至20万元。离开国家财政支持，地方财政根本无力承担草原建设的任务，草原退化的趋势就难以遏制。甘南州为解决草畜矛盾，减轻草场超载放牧，需建围栏草场，划区轮牧，建立人畜饮水设施。但苦于经济基础差、地方经济落后，自身是无力完成这样的工程。“八五”期间甘南牧区草原建设投资平均每亩只有2分钱。所以，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方，往往是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