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异端邪说》（Econornic Heresies：Some Old-Fashioned Questions in Econornic Theory）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和纽约，基础丛书，1971年版。
《经济管理：1972年的中国》（Economic Management：China 1972）伦敦，英、中教育研究所1973年版。
《现代经济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与艾特微（John Eatwell）合著，伦敦和纽约，麦格罗—希尔出版社1973年版。
《对国际贸易学说的看法》（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马萨请塞，麻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对观代经济的进一步贡献》（Further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Economics）牛津，布莱克并出版社1980年版，纽约，阿蒙克，夏普出版社1981年版。
《发达与不发达之面面观》（Aspect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剑桥与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2．其他
《一位访华者的书信》（Letters From a Visitor to china）剑桥，学生书社，1954年版。
《中国的文化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编辑，伦敦，企鹅丛书，1969年版。
《凯恩斯之后》（After keynes）牛津，布莱克井出版社和纽约，巴尼斯和诺贝出版让1973年版。
鲁宾逊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异端经济学家。她在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内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马克思经济学和政策的内容与意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她促进了最初由凯恩斯和克拉斯基提出的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她与斯特拉福等人共同促使新古典主义批判的兴起，这种批判预示着一个较少决定论而较多现实性的崭新范式。她对墨守陈规经济学家的自鸣得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些经济学家更关心分析法与专业的社会地位和谋生之道；很少关心分配、贫困、非正义和受压迫的民众，例如政府权力为阶级所利用这些紧迫性问题。她同时对意识形态在经济理论中的必然性和作用有着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它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其在形成科学地分析的假设时所起的被人忽略的作用。
她最初的主要贡献是解决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1920年第8版）中所潜伏着的，1926年由斯特拉福所指出的问题，即竞争与公司收入减少职能之间的冲突。体现在不完全竞争理论中的鲁宾逊解决方式，是通过创立与边际收益相等的边际成本的最优化而提出边际学数学。尽管竞争问题和根据边际生产力的分配问题基本没变，但公司说（The Theory of the firm）得到了拯救，至少从平衡分析的精致逻辑分析法来看，情况是这样。
作为马克思著作的最新研究者，鲁宾逊强调历史社会和制度性结构，因而强调和国家资源分配与平衡相对应的分配问题。她在作这种强调时，并没有采纳劳动价值学说。在许多方面，她受克拉斯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积累与增长的重新阐述的影响。
30年代早期，鲁宾逊在帮凯恩斯制定与阐述后来在《通论》中提出的分析方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随后她提出了凯恩斯思想的早期解释；她是一位重要的凯恩斯主义信徒。鲁宾逊还强调克拉斯基与凯恩斯同时并独立地作出了与凯恩斯思想相类似的思想贡献。
鲁宾逊最重要的贡献（至今还有人怀疑）在于促进了政治经济学新研究方法的诞生，一种综合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甚至新古典主义因素在内的方法。剑桥学派，英格兰学派、新方法都集中研究增长与分配问题。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在一个不平衡、不确定，资本积累、增长，生产有着选择性的功能、并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转变，以及权力结构构成市场运行的基础的世界里，探寻新古典主义对与增长率有关的资本数量的认识的一贯性与完满性。（对生产，增长，和分配理论来说）。这种分析一部分以她对利润与增长间双重关系的认识为基础：增长是利润（现实的和预期的）的一种职能，利润也是增长的一种职能，这是一个不能由因循守旧的新古典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能简单处理的复杂问题。在鲁宾逊理论中，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表现出一幅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迄今为止所描述的标准还要复杂得多；尤其是无限制得多，且为新古典主义者所强烈抵制的图景。有人认为她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威胁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像赫克斯所提出的那样（或许是错误的）；这种来自后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威胁也许还要强大得多。
廷伯根
荷兰经济学家。1903年4月12日生于海牙。1929年在莱顿大学哲学系学习。1929年与蒂娜·约翰那·德维特结婚。有4个儿子。1929～1936、1938～1945年在海牙经济循环统计学家协会和中央统计局工作，1936～1938年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工作；1933～1968年在鹿特丹荷兰经济学院任理事；1944～1945年为海牙中央计划局局长。1955年以来任鹿特丹荷兰经济学院发展计划学教授。1965～1972年为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主席。荣获：1967年，伊拉斯漠奖；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别人共同获得）。曾任荷兰经济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学会会员；美国经济学学会会员；美国统计学学会会员。地址：Haviklaan 31，2566XD The Hague，Netherlands．《1919～1930年国际统计经济学》编辑，海牙，国际统计研究所1934年荷兰文版。
《经济分析的贡献》（Coh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与他人合编），阿姆斯特丹，诺思—霍兰出版社1952年版。
《未来的经济学》（Economics in the Future：Towards a New Paradigm）与库尔特·多普苏（Kurt Dorpter）合编，科罗拉多，博尔德，韦斯特尤出版社1972年版。
研究著作：
《简·廷伯根》E．范·罗普伊（Van Rompuy）著，安特卫普1974年版。
筒·廷伯根是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之一（与雷格纳尔·弗瑞希一起获奖），他在异常广泛的领域内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领域包括国际贸易、经济发展、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模式、经济政策理论和收入分配等。他的大部分著作中贯穿着一个统一的主题，即对现实中的重要世界经济问题的关注。他一贯主张理论应在经验上可检验和有用处，并以相应的方式来概括他的理论，实际上，他要求理论与经验事实相符合。虽然他很精通数学、统计学和经济理论的工具，但他很少因为理论自身的缘故而去追求理论的完善性。他从来不想去证明简单的定理与有限的实践相关，他也从来不想拖延对问题的研究而一味等待，直到理想材料变得可以接受为止。他大胆地研究那些别人难以驾御的问题，并且往往非常迅速地找到了解决办法。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贡献主要有：
廷伯根在发展宏观经济的计量模式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很可能是最有名的。30年代世界性衰退发生时他就开始了这一工作，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提供对政策效果的定量预测来改进政策的制定。他最初的贡献表现在他论关于猪的循环（hog cycle）的论文中，它解释了市场上相反方向的价格趋势和量的浮动。廷伯根指出，这一发现表面上和供应理论不一致，但假设供应被看作是前年中价格的作用，这一理论就能继续得以解释。尽管最初只应用于相对简单的情况，但分析的类型——其间，流行的经济变量被看作是共他变量原有价值的功能——对于商业循环的模式有深刻的意义。以前的循环理论一般只是为每一个循环的阶段寻找孤立的解释。廷伯根的研究表明，有可能把整个循环解释为动力经验模式自然运转的结果。
在他的研究成果里，最有创造性和最有影响的应用是在1939年为国际联盟所写的《1919～1933年美国的商业循环》中这一研究建立、估价和分析出美国经济的完整的48个方程式。该书和它的姊妹篇《方法及其在投资活动上的应用》一起被称为是“早期经验的宏观经济模式构造及理论测验的无可争辨的里程碑。”虽然从那以后，计量技术、材料收集和经济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所有流行的宏观经济模式都极大地得益于廷伯根的工作。
担任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的期间，廷伯根继续研究宏观经济模式的问题，他甚至专门研究这种模式对预测和分析政策效果的应用。同时，他还对这样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在具有多重目标和多种政策手段的世界中，理想的政府政策是什么。廷伯根吸收了弗里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他的“经济政策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他探讨了在目标（靶子）和手段的成比例量中变化所具的含义，政策决策的非集中化的可能性以及其他问题。虽然，它可能不如理论的福利经济学那样精致，但已经证明这种理论可应用于现实政策问题，并且激励了其他研究人员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他一生中，特别是自从1955年他从中央计划局退休以来，廷伯根对贫穷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他致力于考虑的不只限于科学的研究，而且是在为更普通的人写作和讲演，并为国际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致力于收入分配和发展计划的研究。在后一个领域内，廷伯根曾经是与经验工具相称的计量技术发展中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