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麦伊诞生在诺维萨特一个酷爱民间文学的资产阶级家庭。1848年革命震动欧洲时，他在匈牙利结束中学生活，接着去维也纳攻读法律，在那里结识了塞尔维亚民族复兴运动著名活动家武克·卡拉吉奇和诗人布兰科，拉季切维奇，深受他们和当时侨居在维也纳的塞尔维亚爱国青年们的影响，逐渐开始创作抒情诗歌。毕业后回到诺维萨特，五十年代在市政局任职，积极投身于青年运动，参加编辑进步刊物《旗帜报》和建立民族剧院的工作。1863年，他受文教协会委派去佩斯，一面在塞尔维亚学校任职，一面进大学学医。1870年回国，从此终身行医，同时积极进行社会和文学活动。六十至七十年代创办《兹麦伊》（1864～1871）、《齐查》（1871～1874）等许多种讽刺报刊，成为塞尔维亚讽刺刊物奠基人之一。他于1875年参加支援黑塞哥维那的民族解放斗争，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出版《战地新闻》杂志，八十至九十年代出版儿童报《涅文》（1880～1891，1898～1902）。晚年，他迁居多瑙河畔风景如画的小镇卡缅尼查。
兹麦伊的文学活动同十九世纪后半期塞尔维亚民族解放斗争紧密相连。在1848年革命失败、塞尔维亚解放运动遭受挫折时，兹麦伊勇敢地冲破反动统治的牢笼，在自己的作品中响亮地发出了反对异族压迫、争取独立自由的呐喊。“要坚强，要活下去，要斗争而不屈膝！”就是他在《诗人与歌》（1858）这首诗中提出的战斗口号。民族解放斗争是贯穿在他一生创作中的基本主题，诗人在许多作品中以崇敬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塑造了爱祖国、渴望独立和自由的战士形象。在他的笔下：塞尔维亚人民在科索沃平原英勇战斗，宁死不屈（《维拉》，1858）；三个游击队员的幽灵讲述斗争家史，控诉敌人罪行（《三个游击队员》，1866）；母子五人不甘受敌人欺凌，奋起反抗，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又站起来继续战斗（《不幸的母亲》，1871）；三个儿子被投入监牢的老琴师，不怕威逼，不受利诱，拒绝给敌人歌功颂德，最后壮烈牺牲（《琴师之死》，1871）……这些诗歌用血和泪、火和剑记载了塞尔维亚人民反抗外族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和自由的光辉战斗历程，在塞尔维亚民族解放斗争中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讽刺作品是兹麦伊用以揭露敌人的有力武器，他在《尤图图国颂歌》（1865）、《一个最忠顺的公民之歌》（1871）、《塞尔维亚的新选举》（1884）等讽刺诗中勇敢地揭露了君主官僚制度的腐败、警察专横和选举中的骗局。
诗人还在许多诗中表现了尖锐的阶级对立，描写农民的繁重劳动和贫困不堪的生活，例如《三分之一》（1880）、《高利贷者》（1881）等。这类诗作充满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有些诗还号召人民进行新的斗争，如《光辉的墓穴》（1879）等。
巴黎公社起义在诗人的心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他挥笔写了《巴黎陷落了》（1871）、《致仁慈的欧洲》（1872）等诗篇，声援法国无产者的斗争，抨击靠刺刀维护统治的反动派，表现了诗人进步的政治态度。
兹麦伊还写过不少抒情诗，最著名的要算诗集《玫瑰》（1864）和《凋谢的玫瑰》（1882）。其中《玫瑰》描写诗人和他夫人之间的爱情。他以简洁有力的诗句使幸福与日月、星辰、花朵融为一体，充满了欢乐、理想和希望。抒情主人公罗兹不仅是热切的恋人，更是深知没有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就没有个人幸福的爱国者，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紧密相连。全诗感情真挚，格调清新，语言优雅，富有音乐美。
兹麦伊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他的夫人于1874年去世，不久子女又相继夭亡。《凋谢的玫瑰》反映了由此而产生的苦闷心情。然而并不给读者以悲观的感觉，因为诗中有着对未来的信念。
兹麦伊还是一位著名儿童诗歌作者，发表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他还翻译介绍过歌德、海涅、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著名诗人的作品。
诗人晚年孤苦伶仃，病魔缠身，脱离了社会活动，作品中出现了忧郁情绪和宗教色彩。但这一时期根据民歌素材写的诗集，如《梦景》（1895～1900）、《复旋花》（1900）等，仍然继承了塞尔维亚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充满爱国主义情感。
兹麦伊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塞尔维亚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他又是塞尔维亚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爱国主义诗歌至今仍闪耀着不朽光芒，有些诗句被铭刻在贝尔格莱德民族解放斗争博物馆建筑物上，成为决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座右铭。
约卡伊
约卡伊·莫尔（1825～1904），是十九世纪匈牙利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律师，喜爱文艺。家庭的气氛、环境和良好教育对作家后来参加革命活动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约卡伊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写作。1845年从外省来到佩斯时已是有点名气的青年作家。在这里，他同裴多菲等一道组成了进步的青年作家小组，小组成员深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薰陶、影响和鼓舞，积极从事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全都是法国革命派！”1848年3月15日，约卡伊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在首都布达佩斯爆发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失败后，受到反动当局追捕，经妻子多方营救，才幸免于难。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巴哈专制时期里，一些进步作家继续保持革命和自由斗争时期的可贵思想，通过对二十年代社会改革和四十年代自由革命斗争的描写，维护民族优秀传统，教育和呼唤人民保持民族自豪感，在文学上形成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的积极浪漫主义流派，约卡伊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最初，他用假名发表一些用曲折、隐喻方式描写的自由斗争时期的战斗故事和那些藏匿者的冒险故事，以此来抗议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独裁统治。五十年代，他写了几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如《爱尔蒂伊的黄金时代》（1852）、《匈牙利的土耳其世界》（1853）、《傀儡兵的末日》（1854），借古讽今，表示对巴哈专制统治的不满；这时期另一类题材的小说，如《一个匈牙利富豪》（1853）、《卡尔帕蒂·佐尔坦》（1854）等以十九世纪初匈牙利民族复兴时期为背景，通过对代表当时民族利益的中小贵族的觉醒和为国家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描写，赞扬民族的高贵品德，以复苏人民的民族意识。
1848自由革命斗争的崇高思想，始终在约卡伊的生活和创作中占据中心位置。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随着作者思想的发展，社会生活经历的不断丰富，艺术造诣的深化，形成了约卡伊创作的光辉时期，写出了《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1869）、《黑钻石》（1870）、《金人》（1872）等几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给读者展现十九世纪匈牙利人民经历的改革时期，自由革命斗争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广阔社会画面。《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是一部描写人民英勇参加反对外来侵略，保卫民族独立的史诗般的巨著。它以1848年自由革命斗争为轴线，展开全书的许多扣人心弦的情节和雄伟壮烈的斗争场面。《黑钻石》揭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外资大量涌入，勾结上层阶级、反动教会对人民的盘剥和压迫。《金人》通过一位富商的发迹史，以及他对用不正当手段攫取的大量财富表示厌恶，最后抛弃一切，逃到既无金钱，又无国家、宗教的幸福的“无人岛”去的描写，揭露资本主义的肮脏和不正义；但是，由于作者没有看到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小说的主人公的归宿不是脱离现实的乐土，就是历史的幻境，这也反映出作者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从1875年开始，约卡伊进入创作晚期。在这期间，他多次被选为国会议员。由于他对统治阶级采取妥协态度，因此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也减弱了。这时期除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外，他还写了几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如《拉比奴隶》（1879）、《小皇帝们》（1886）、《黄玫瑰》（1893）、和《金钱不是上帝的地方》（1902）等等。其中一些作品虽然对贵族地主作了一些讽刺，也对资产阶级作了一些揭露，但乌托邦的色彩较为浓厚，因而降低了它们的社会批判意义。
约卡伊的小说创作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善于选择多样化的题材，故事情节安排由松到紧，步步深入，甚至显得惊险和神奇，但行文比较轻松、自然、不露痕迹。他笔下的主角几乎都是一些超人的浪漫主义典型；环境的渲染、外表夸张的描写、人物粗线条的斧刻、意外的结局，都深深地吸引着读者。他作品中一些次要人物的描写，则比较接近现实。早期作品深受法国浪漫主义影响，但他后来那些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表明他善于吸收民间创作的特点，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约卡伊是一位多产的作家，1894年匈牙利全国庆祝他创作五十周年时，出版了他的作品百卷集。他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他的许多作品当时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是匈牙利少有的几个世界知名作家之一。
黎烈文
（1904～1972.10.31）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小名六曾，曾用笔名李维克、林取、达五、达六等。湖南省湘潭县人。从小就读于湖南家乡。1922年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6年赴日本留学。翌年转赴法国，大学毕业后，又进巴黎大学研究院进行研究，得文学硕士学位。其间，曾任过《申报》特约撰稿者，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法国文学名著。1932年归国，居上海，曾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法文新闻稿。1932年12月应史量才聘请，任《申报·自由谈》主编，一反趣味主义的“茶余酒后消遣”的文风，倡导“文艺之应该进步与近代化”，大量发表鲁迅（何家干）、茅盾（玄）等左翼进步作家抨击时弊的杂文作品，使《自由谈》的面目为之一新，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攻击与排挤，1934年5月被迫辞职。1935年与鲁迅、茅盾、黄源等组织译文社，出版《译文丛书》。1936年主编上海《中流》杂志；同年在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巴金和他起草过由鲁迅等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0月签名于《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8年出任福建省教育厅中等学校国文科视导员。1939年到福建永安任改进出版社社长，编印适应抗战的丛书和杂志。抗战胜利后，1946年去台湾，任过短期的《新生报》副社长，即到台湾大学文学院任外文系教授。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舟中》（1926年，上海泰东书局），散文集《崇高的女性》（193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标点《大唐三藏取经评话》（1926年，商务印书馆）、《新编五代史评话》十卷（1934年，商务印书馆）、《京本通俗小说》（193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法国赖纳的《红萝葡须》（1934年，生活书店）、法国斑拿的《妒误》（1935年，商务印书馆）、法国法朗士的《企鹅岛》（1935年，商务印书馆）、法国莫泊桑的《笔尔和哲安》（1936年，商务印书馆）、日本芥川龙之介的《河童》（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法国短篇小说集》（1936年，商务印书馆）、法国巴尔扎克的《乡下医生》（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法国梅里美的《伊尔的美神》（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苏联梭尔齐瓦的《最高的勋章》（1950年，上海平明出版社）、莫泊桑的《两兄弟》（文化生活出版社）、匈牙利霍尔发斯的《第三帝国的士兵》（194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绿蒂的《冰岛渔夫》（文化生活出版社）及《红与黑》、《脂肪球》、《医学的胜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