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充实自己，以弥补自身的不足，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向别人炫耀，只能夸夸其谈；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广利大众，推行自己的主张以造福社会，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自身需要，涵养德性以求仕进。求学就像种果树一般，春天可以赏玩它的花朵，秋天可以摘取它的果实。讲论文章，这就好比赏玩春花；修身利行，这就好比摘取秋果。
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注敏锐，长大成人以后，思想容易分散，因此，对孩子确实须要及早教育，不可坐失良机。我七岁的时候，背诵《灵光殿赋》，直到今天，隔十年温习一次，仍然不会遗忘。二十岁以后，所背诵的经书，搁置在那里一个月，便到了荒废的地步。当然，人总有困厄的时候，壮年时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仍然应当在晚年时抓紧时间学习，不可自暴自弃。孔子说：“五十岁时学习《易》，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魏武帝、袁遗，他俩到老年时学习的兴趣愈加浓厚，这些都是年轻时勤奋学习直到老年也不厌倦的例子。曾子十七岁时才开始学习，最后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开始到齐国游学，仍然成了大学者；公孙弘四十多岁才开始读《春秋》，靠这学问后来终于当了丞相；朱云也是四十岁才开始学习《易经》、《论语》的，皇甫谧二十岁才开始学习《孝经》、《论语》，他们最后都成了大学者。这些都是早年沉迷而晚年醒悟的例子。一般人如果到成年以后还未开始学习，就说晚了晚了，就这样拖拖拉拉过日子，好像面对着一堵墙壁什么也看不见，也是够愚蠢的了。从小就开始学习的人，就好像太阳初升时的光芒；到老来才开始学习的人，就好像手持蜡烛在夜间行走，但总比那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人强。
学习风气的兴盛或衰败，随世道变迁而变化。汉朝时代的贤士俊才们，都靠精通一部经书来弘扬圣人之道，上知晓天命，下贯通人事，他们中凭着这个特长而得到卿相职位的人可多了。汉末风气改变以后就不再是这样了，读书人都空守章句之学，只知背诵老师讲过的现成话，如果靠这些东西来处理实际事务，我看大概不会有任何用处。所以，后来的士大夫子弟读书都以广泛涉猎为贵，不肯专攻一经。梁朝从皇孙以下，在儿童时就一定先让他们入学读书，观察他们的志尚，到步入仕途的年龄后，就去参预文官的事务，没有一个是把学业坚持到底的。既当官又能坚持学业的，则有何胤、刘王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纟舀等人，这些人文笔也很在行，不光是只能口头讲讲而已。在洛阳城，我还听说有崔浩、张伟、刘芳三人的大名，邺下那里还有位邢子才：这四位学者，虽然都喜好经术，但也以才识广博擅名。像以上的各位贤士，原本就该是为官者中的上品，除此之外就大都是些村夫庸人，这些人语言鄙陋，风度拙劣，互相之见固执己见，什么事也干不了，你问他一句话，他就会答出几百句，若要问他其中的意旨究竟是什么，他大概一点也摸不到边。邺下有谚语说：“博士上市去买驴，契约写了三大张，不见写出个驴字。”如果让你以这种人为师，岂不令人丧气。孔子说：“去学习吧，你的俸禄就在其中了。”而今这些人却在那些毫无益处的事情上下功夫，这恐怕不是正经行当吧。圣人的书，是用来教育人的，只要能熟读经文，粗通注文之义，使之对自己的言行经常提供些帮助，也就足以在世上为人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要写它两张纸的疏文来解释呢，你说“居”指闲居之处，他说“居”指讲习之所，现在又有谁能亲见?在这种问题上，争个你输我赢，难道会有什么好处吗?光阴可惜，就像那逝去的流水般一去不返，我们应当广泛阅读书中那些精要之处，以求对自己的事业有所助益。如果你们能把博览与专精结合起来，那我就十分满意，再无话可说了。
世间的读书人，不广泛涉猎群书，除了读各种经书和纬书外，就是学学解释这些经典的注疏而已。我初到邺城时，与博陵的崔文彦交游，我与他曾谈起《王粲集》中关于王粲责难郑玄《尚书注》的事，崔文彦转而给几位读书人谈起此事，才刚开口，就被他们责难说：“文集中只有诗、赋、铭、诔等类文体，难道会论及有关经书的事吗?况且在先儒之中，也没听说过王粲这人啊。”崔文彦笑了笑便告退了，终究未把《王粲集》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任上时，与各位博士议及有关宗庙之事，并引《汉书》为据，众博士笑着说：“我们没有听说过《汉书》可以证验经学的。”魏收很生气，一句话也不再说，把《汉书》中的《韦玄成传》扔给他们，就起身走了。众博士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共同翻检此书，第二天才来道歉说：“想不到韦玄成还有这等学问啊。”
老子，庄子的书，讲的是如何保持本真、修养品性，不肯以外物来烦劳自己。所以老子用柱下史的职务把自己的名声掩盖起来，最后隐遁于沙漠之中；庄子隐居漆园为小吏，最终拒绝了楚成王召他为相的邀请，这俩人都是任性放纵之徒啊。后来有何晏、王弼，师法前贤，陈说道教的教义，继其后者一个跟着一个地夸夸其谈起来，如影子依附于形体、草木顺着风向一般，都以神农、黄帝的教化来装扮自身，而将周公、孔子的事业置之度外。然而何晏因为党附曹爽而被诛杀，这是碰到贪恋权势至死方休的罗网上了，王弼以自己的所长去讥笑别人而遭来怨恨，这是掉进争强好胜的陷阱里了；山涛因为贪吝积敛而遭到世人议论，这是违背了聚敛越多丧失越大的古训；夏侯玄因为自己的才能声望而遭到杀害，这是因为没有从庄子所说的那于世无补的支离疏和那扭曲无用的大树得以自保的寓言中汲取教训；荀粲在丧妻之后，因内心哀伤不止而终至送命，这就不是庄子在丧妻之后敲缶而歌的超脱情怀了；王衍因哀悼儿子而悲不自胜，这就不同于《列子》中的东门吴面对丧子之痛所抱的那种达观态度了；嵇康因排斥俗流而招致杀身之祸，这难道能与老子所说的“和其光，同其尘”相提并论吗；郭象因声名显赫而最终走上权势之路，这难道是老子所提倡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作风吗；阮籍纵酒迷乱，不合于庄子关于“畏途相诫”的譬喻；谢鲲因家僮贪污而丢官，这是违背了“弃其馀鱼”、节欲知足的宗旨。以上诸位先生，都是道家中人心所归依的领袖人物。至于其余那些在尘世污秽中身套名缰利锁，在名利场中摔爬滚打之辈，我更无从细说了。这些人不过是选取老、庄书中的那些清谈雅论，剖析其中的玄妙细微之处，宾主相互问答，只求娱心悦耳，但这些并不是拯救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的急要之事。到了梁朝，这种崇尚道教的风气又流行起来，当时，《庄子》、《老子》、《周易》被总称为“三玄”。武帝和简文帝都亲自加以讲论。周弘正奉君主之命讲述以道教治国的大道理，其风气流行到大小城镇，各地学徒达到一千多人，实在是盛哉美哉。后来元帝在江陵、荆州的时候，也十分爱好并熟悉此道，他召来一些学生，亲自为他们讲授，为此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甚至在他极度疲倦，或忧愁烦闷的时候，也靠讲授道教玄学来自我排解。我当时偶尔也在末位就座，亲耳聆听元帝的教诲，然而我这人资质既顽钝愚鲁，又对此缺乏兴趣，所以也没啥收效。
北齐的孝昭帝护理病中的娄太后，因此而脸色憔悴，饭量减少。徐之才用艾炷炙太后的两个穴位，太后痛不可忍，孝昭帝让母亲握己手以代痛，指甲嵌入掌心，以致血流满手。太后的病终于痊愈，而孝昭帝却积劳成疾，不久就去世了，临终留下遗诏说：他遗憾的是不能够为娄太后操办后事，以尽最后的孝心。他这人的天性是如此孝顺，而不懂得忌讳却又到如此地步，这确实是不学习造成的。他如果从书中看到过有关古人讽刺那盼望母亲早死以便痛哭尽孝的人的记载，就不会在遗诏中说出那样的话了。孝为百行之首，尚且须要通过学习去培养完善，何况其它的事呢!
梁元帝曾经对我说：“我从前在会稽郡的时候，年龄才十二岁，就已经喜欢学习了。当时我身患疥疮，手不能握拳，膝不能弯曲。
我在闲斋中挂上葛布制成的帐子，以避开苍蝇独坐，身边的小银盆内装着山阴甜酒，不时喝上几口，以此减轻疼痛。这时我就独自随意读一些史书，一天读二十卷，既然没有老师传授，就常有一个字不认识，或一句话不理解的情况，这就须要严格要求自已，不感到厌倦。”元帝以帝王之子的尊贵，以孩童的闲适，尚且能够用功学习，何况那些希望通过学习以求显达的小官吏呢?
古代的勤学者，有用锥子刺大腿以防止瞌睡的苏秦；有投斧于高树、下决心到长安求学的文党；有映雪勤读的孙康；有用袋子收聚萤火虫用来照读的车武子；汉代的兒宽、常林耕种时也不忘带上经书；还有个路温舒，在放羊的时候就摘蒲草截成小简，用来写字。他们也都算是能勤奋学习的人。梁朝彭城的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从小死了父亲，家境贫寒，无钱购买灯烛，就买来荻草，把它的茎折成尺把长，点燃后照明夜读。梁元帝在任会稽太守的时候，精心选拔官吏，刘绮以他的才华当上了太子府中的国常侍兼记室，很受尊重，最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义阳的朱詹，世居江陵，后来到了建业。他十分勤学，家中贫穷无钱，有时连续几天都不能生火煮饭，就经常吞食废纸充饥。天冷没有被盖，就抱着狗睡觉。狗也十分饥饿，就跑到外面去偷东西吃，朱詹大声呼唤也不见它归家，哀声惊动邻里。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荒废学业，终于成为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元帝所尊重。
朱詹之所为，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这也是一个勤学的典型。东莞人臧逢世，二十多岁的时候，想读班固的《汉书》，但苦于借来的书自己不能长久阅读，就向姐夫刘缓要来名片、书札的边幅纸头，亲手抄得一本。军府中的人都佩服他的志气，后来他终于以研究《汉书》出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