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人的任何行为，都源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主体内部结构的驱动和外部环境的诱发或允许共同促成的，人的各种行为都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找到依据，而海德的归因理论其实正是这一原理的具体体现，他把归因的范畴明确为主客体两个方面，从而确立了一种大的归因法则。当然，具体的行为动因可能主要来自于主体，也可能主要来自于客体，而这一切都要在充分了解行为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充分地掌握行为产生的主客观背景等综合数据的情况下，通过适宜的推演或估算才能最后确定。例如，琼斯和戴维斯的相应推断理论所探究的便是如何通过主体的行为表现，推测主体是否具有与这种行为表现相应的人格特质。也就是说，通过某种外显的行为，推断主体是否具有某种心理品质，或某种心理品质是否是该行为的动因。为此，相应推断理论给出了一些推理的原则和注意事项：当一个人表现出某种社会赞许性行为时，我们很难据此作出他具有这样的本质或完全出于个人的动机，很有可能是个体迎合社会趋向或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这种行为不能反映出内在的真实想法和品质。反之，当一个人的行为与环境要求和社会崇尚差异很大时，这时作出内归因的可靠性要大得多。同理，非共同性效应和选择自由性所揭示的也是在进行归因时，要考虑行为与环境因素的具体关系，要考虑环境的具体状况，不要冒险作出内在品质的归因。
而凯利的三度理论，则把行为的原因归结为客观刺激物、行动者、情境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协变关系。而对某一特定的行为进行归因解释，就是要确定一个具体的行为究竟是由上述哪个原因造成的。例如，对“玛丽昨晚为什么对夜总会小丑的表演笑得那样厉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寻找具体的原因和解释的探究就是归因，但这一事实或信息本身是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凯利对此设想了三种可能：刺激物（小丑），行动者（玛丽），情境（特殊的原因），三方面的原因都可能导致玛丽发笑，而要作出确定的行为归因，显然不是从一次行为表现就能够得出准确的结论，需要考察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下行为的具体状况，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归因。为此，就需要对影响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改变，以考察变化的条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样，便可以大致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玛丽看到其他小丑是否发笑（改变刺激物）——区别性信息，玛丽在其他场合看到该小丑是否也发笑（改变情境）——一贯性信息，别人看到该小丑是否都发笑（改变行动者）——一致性信息，通过考察这几个方面的情况，我们才可能对玛丽为什么会发笑做出大致正确的归因。而这本质上也是依据主客体相互作用原理而展开的，是对相互作用公式中的不同因素、变量进行替代和变化的基础上，再考察具体的行为量值，然后再作出推断。
至于维纳的成败归因理论，则是专门研究成功与失败的归因问题，他除了把成败的原因归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个方面，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内在、外在的原因还可以分为稳定的因素和不稳定的因素，可控的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个维度去进行考察。其中，稳定的内在因素是个人的能力，不稳定的内在因素是个人努力；稳定的外在因素是任务的难度，不稳定的外在因素是偶然和运气。现实中，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成败实例，这些原因都是有可能的：从内讲，可能归结为能力，也可能归为为努力；从外讲，可能归结为问题的难度，也可能归结为偶然因素和运气。例如，关于“张三这次考试为什么没有考好”的原因，可能是能力有限，可能是努力不够，也可能是问题的难度太大，还可能是运气不好而发挥失常。那么，在进行行为探因时，我们就需要从几个方面考察，以获得对归因有价值的参考数据：他在以往每次考试中的成绩表现，其他人在这一次考试中考得如何，等等。如果他以往的考试成绩总是不好，这一次同样没有考好，而其他人都考得很好，那么，一般来说可以归结为能力差；如果他以往的考试总是很好，这一次没有考好，而其他人也都没有考好，那可以归结为问题太难；如果他以往的考试总是很好，偏偏这一次没有考好，但其他人都考得很好，那么，则归结为努力不够或运气太差。确定了某一具体的原因，还需要确认这一因素是可控的还是不可控的，如果是不可控的，如天资或运气，那么个体将承担较小的责任，如果是可控的，如态度不认真、努力不够，则个体将承担较大的责任。总之，维纳的归因理论，本质上也是对影响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调节变化，考察一系列主体—客体—行为之间的搭配和对应关系，综合各种必要的信息，再对行为的原因进行推断，否则，就是武断的，不符合逻辑法则的。这就像数学中的求值一样，要想求出某一个确定解，仅仅知道一个条件或已知数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一些相关的条件或数据，如此才可能得到确定的值。
找到行为的原因，对行为做出了某种解释，就为我们随后的行为决策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归因结果会深刻地影响到主体后续的行为。例如，如果我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身的懒惰、不认真、不努力，而不是难以掌控的外部因素，如内容太难、环境太差，或难以改变一些内部因素，如智力差、身体有病，无疑会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样的归因就可能会使我们不去怨天尤人或自暴自弃，而是采取痛改前非，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的行动策略。同样，当我们被他人踩了一下，如果我们根据综合的情况，认为我们是被无意地踩了一下，就可能原谅对方，从而避免一场纷争，反之，如果我们认为是对方故意的侵犯，则可能爆发激烈的冲突等等。
总之，归因是认知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时时伴随我们的生活事件，对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其中，正确的归因，会使我们真实地把握事物的真相，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错误的归因，则会使我们获得事物的假象，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当然，归因偏差对任何人都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无论从技术能力上，还是个性动机上都是如此。而且有时候，有意无意的错误和偏差，反而有利于我们采取积极的应对与处理措施。例如，把失败归因于可控制可调节的“努力不够”（可能事实不是这样），而不是不可控制难以改变的“能力低下”，反而有助于激发我们行为的动机，会促使我们加倍努力，从而赢得积极的人生。
所谓决策，是指通过分析、比较，在若干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定最优方案的过程，是在综合考虑了各行动方案可能的正面或负面的后果及最终结局出现概率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或选择的过程。决策是选择的高级形式和正规形式。
决策，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决定策略办法的过程，是在实际行动之前拿主意、定方案的过程。对决策的理解一般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是把决策看作是一个包括提出问题、确立目标、设计和选择方案的过程。而狭义的理解就是把决策看作是从几种备选的行动方案中作出最终的抉择，是决策者的拍板定案。不管是哪种层面的理解，决策本身一般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特征。如果问题及其结果明白地摆在那里，一眼就能看透，就无所谓决策；二是多选择、存在着变数。如果只有一种选择，或者结果已经固定，怎样做都是一种结局，也就无所谓决策；三是决定和确定。如果总处于思考阶段，总是犹豫不决，主意定不下来，办法确定不了，那也无所谓决策。
人是一种智能性生物，而且是有着高度智慧的智能性生物，智能性生物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其行为方式的灵活性，应对环境的有效性，不像低等级生物那样仅凭遗传获得的有限的反应模式，机械地产生相对简单和固定的反应。而且智慧程度越高，越能够灵活而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这其中所依赖的，就是该生物特有的认知与学习能力。依靠这种能力，有机体能够根据环境的要求和自身的需要不断地扩充自己的行为能力，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下，能够对自身的条件及所处的环境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作出符合客观情境并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和好处的行为选择。现实中，有大量的生活情境和实际问题，都需要有机体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引导行为，需要进行这样那样的选择和决策。因此，选择与决策，伴随着有机体生活的各个场景和各个阶段，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和过程。
对于人来说，人的生活总是充满形形色色的问题，遭遇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困难，面临多种多样的选择，而且会经常性地处于各种冲突情境中，所有这些，都需要人拿出有效的办法和策略予以应对，需要人作出决策和选择，以确定一个最好、最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方案。例如，同样价位的两个车型，每一车型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如A车动力性和操控性好，而B车则注重舒适性，究竟该买哪种车，便需要我们进行决策；再如，当股票上涨到某一点时，我们是该抛售还是继续持有，两种选择都可能造成一定的负面后果，这时我们便处于矛盾冲突中，就需要我们作出决策等等。总之，决策现象非常广泛地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从最宽泛的理解，人在其生活过程中的每一个时段，面对每一种问题情境，往往都面临着多种可能性，都需要主体进行选择，都需要主体拿主意、想办法，都需要进行决策，最后实际的行为表现，便是决策的必然结果。至于遇到各种复杂的、重要的问题，遇到不是仅凭习惯、定势等自动化反应就能应付的问题，则更需要真正意义的决策，需要动用我们的智力资源进行分析、思考、设计和评价，以确定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案。正因为如此，决策才被从人们日常的自然行为中单独提出来进行系统研究，以寻找决策所遵循的规律，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进行决策，这便是所谓的决策科学。
决策科学是有关决策的科学原理，它主要建立在早期企业家从经营管理的实践中所总结出的一些思想和方法上。决策理论相信，在一个特定环境下，人的行为是符合一定逻辑的，因此具有可预见性，而决策的过程也是可以理性化和系统化的。基于这个前提，人们创立了一些决策理论或决策模型来解释人们的决策行为，尤其是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决策行为，以帮助人们了解这些决策过程背后所遵循的原理与规律，同时，利用这些原理、操作模式作为决策的软件包和分析工具，应对和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以便作出更科学、更有效的决策。
但是，怎样看待决策的本质以及人在其中的作用，不同的决策研究者却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例如，以英国经济学家J．边沁、美国科学管理学家F．W．泰勒为代表的完全理性决策论认为，人是坚持寻求最大价值的经济人。经济人具有最大限度的理性，能为实现组织和个人目标而作出最优的选择。其在决策上的表现是：决策前能全盘考虑一切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决策者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选择最大价值的行动对策。这种理论相信决策过程可以理性化和系统化，只要按照一定的科学程序和模式去操作，便可以作出积极有效的决策。此外，还有以美国的H．A．西蒙为代表提出的连续有限比较决策论，他认为人的实际行动不可能合于完全理性，决策者不可能是完全意义的“理性人”，而只能是具有有限理性的“行政人”，“行政人”
不可能考虑到情境中的一切复杂因素，预见到一切结果，而只能看到有限的几个方案及其部分结果，并从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案。用行政人代替理性人，用令人满意的准则代替最优化准则，是西蒙理论的最大特点。与此相类似，还有美国的政治经济学者C．E．林德布洛姆所主张的现实渐进决策论，其理论的基点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所面临的现实，并对现实做渐进的改变。他认为决策者不可能拥有人类的全部智慧和有关决策的全部信息，决策的时间、费用又有限，故决策者只能采用应付局面的办法，在“有偏袒的相互调整中”作出决策。该理论要求决策程序简化，决策实用、可行并符合利益集团的要求，力求解决现实问题。这种理论强调现实和渐进改变，受到了行政决策者的重视。
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决策，不管是人们生活中的决策，还是工作中的决策，不管是小事的决策，还是大事的决策，不管是个体的决策，还是团体的决策，其本质都是人们面对特定的问题情境制定策略、确定行动方案的过程，是决策主体以其特有组织结构和条件与特定的问题情境相互作用并最终拿出解决方案的过程。因此，决策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认知活动，需要调动我们的智力资源，进行特定的信息加工，以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同时，决策本身与其他类型的认知活动一样，受着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决策者的个人条件对决策的过程与结果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到我们决策的过程和结果呢？
首先，对决策的过程及其结果产生影响的首先是决策者的智力因素。决策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它需要主体在全面地审视问题情境及自我想要达到的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综合、比较、评价等认知操作，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或在多种备选的方案中作出抉择。而这一过程显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从多个层面来考虑。
第一，不同的问题种类，不同的选择情境，是需要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来支持的，如果我们对该问题所涉及的知识和技能一窍不通，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展开有效的思考，制定出正确的方案和策略，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抉择。例如，商业上的决策就不同于军事上的决策，个人生活问题上的决策就不同于一个单位部门问题的决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