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儒、墨、道、法对历史的看法，总的来说，墨家代表了最坚定地回到专家时代的古老传统去的保守主义态度。墨子是宋国人，殷商旧族的后裔，是当时一位很有名的工程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他不仅继承了专家时代的科学精神，而且希望把专家时代的治国办法用来解决、处理新时代的新问题。尊鬼事神是专家时代最明显的特色，墨子也极力主张“天志”和“明鬼”，只不过殷商时期的鬼主要是管理与生产有关的自然天道，而墨子之尊鬼则是希望用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鬼来控制、监督和恢复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生活秩序。专家时代生活匮乏，各级统治者不仅生活俭朴，而且亲自参加劳动，墨子也坚决主张王公大人要勤俭节约，参加劳动。……不过详细地讨论墨子的专家治国思想不是这里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没有意识到时代所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变化的性质，所以尽管西周的“德治”已经礼崩乐坏，但简单地回到过去的古老传统更是不可能。虽然墨子以传统相号召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号称显学，但毕竟只是古老传统的回光返照。随着农业稳定性的获得，农业经济取得了小农经济这种自然经济的形式。生产再不需要专家的指导和引领了，农业社会的专家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专家时代“小国寡民”的意识形态更不可能解决新时代地广人稠条件下的新问题。墨学不仅很快就衰落了，而且成了与专家时代一样堙没无后的绝学，随着墨学的绝没，中国文化中专家时代的科学精神也随之失落，墨学的命运是必然的，但又是发人深省的。
道家对于历史的态度是一种游离的若即若离的态度，就像他们对于现实的态度一样。老子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种堕落，这一点和儒家是一致的，但他对这种已经文明了的现实持一种拒斥的态度，他一方面拒斥文明的这种发展，主张回到专家时代的小国寡民状态，但他在回归传统这一点上并不像墨家那样彻底，他并不认为专家时代的尊鬼事神和勤劳节俭能够重建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相反，他把周公的“德治”思想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实证精神很浓的政治学体系，他主张用一种本于“道”的“德”的方法来解决纷乱的社会问题，但他的“德”与孔子“德”完全不同，他对人性的善明显不抱乐观的态度，所以他反对教育而主张愚民，但他也意识到愚民并不一定总能奏效的，所以愚民之外，老子认为还要辅以“德”的手段，老子的德实际上是统治术和权谋。可以大致地说。老子虽然一方面主张回到传统时代，但只是希望回到传统时代的小国寡民以减少纷乱，而另一方面对专家时代的意识形态则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他在汲取《洪范》“三德”和周初“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的政治学思想，这一点他比墨家的态度要现实得多。正因为老子对于现实问题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道家在后世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就成了理所当然的。
法家则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对儒、墨对于历史的理解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甚至可以说，其对于整个历史都是持虚无、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就像其对人性持否定的态度一样。对于现实的社会问题，法家一方面奖励耕战，主张发展生产，鼓励家庭小型化，其家庭小型化的策略尤其表现了法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对于时代生产状况的清醒把握。只有在农业的稳定性充分呈现之后，家庭才有可能从家族中析出，小型的核心家庭才有可能而且有益；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秩序的重建，法家主张以刑、赏为二柄。不过，他们对于劝善并没有太大兴趣，因为他们对人性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阴谋诡计与严刑峻法是其拯济时艰、恢复秩序的主要手段。法家与道家在思想渊源上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但法家抛弃了道家对传统时代朦胧而美好的记忆，他们也因此抛弃了理想。法家是冷峻而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但他们同时也近视和目光短浅，他们的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不仅使他们对于过去缺乏美好的记忆，而且对于未来也没有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但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是令人窒息的，单纯的法家治国也因此必然行之不远，秦王朝的早夭绝不是偶然的。
只有儒家达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儒家虽然也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堕落，但这种堕落并不是令人绝望的无限的堕落，而不过是从大同到小康的多少有点令人失意的下落而已。儒家虽然把大同作为其“最高纲领”，但小康一直是他们最直接的目标，这表现了其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在诸子百家中，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社会问题的根源达到了本根性的认识。孔子明确地意识到，农业的稳定性获得之后，生产已经不是政治或社会精英的首要关怀，发展生产也不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他因此反对有志向的年青人学习生产技术，这一点孔子其实是对的，因为小农经济时代的生产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是土地的一个常数。“不患寡而患不均”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稳定之后的生产成果的多寡由于不可能有太大的弹性，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生产本身而是如何分配这些有限的生产成果。孔子的办法是“正名”，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等级的差别在所难免。关于划分等级的标准，他既诉诸社会历史，又把它和人的来自生物的自然分工结合起来，“君君臣臣”大致属于前者，“父父子子”则属于后者。但“正名”还只是周初“德治”思想的自然发展和延续，如果孔子的思想到此为止，那么他就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他的思想独特性而超过周公，“正名”不过是简单地把“德治”的原来只适用于上层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礼”下渐到社会的所有人群。
虽然把原来只属于上层统治阶级的“礼”下渐到所有的平民也可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因为“正名”中已经包含了历史、现实和生物的原则，但孔子思想最伟大的成就和具有永恒魅力的方面则毫无疑问在于他对于人的尊重、对于善或美好人性的肯定和期盼，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一整套激发和培养善良人性的方法。任何一个社会的秩序都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等级划分基础之上的，而无论怎样的等级划分原则甚至包括生物原则又都必定是外在的、是他律，使一小部分人受益而使一大部分人受损。所以，要长期维护无论哪一种等级划分原则以达到长治久安，必定还需要其他的手段。墨家主张用全知全能的鬼来监督人间的活动，但专家时代的鬼现在根本没有人害怕了，鬼已经丧失了往日的威严；法家由于完全不相信人，所以主张用杀、用威，但威杀只能偶然地用之于一时：道家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希望回到传统时代的小国寡民以减少社会摩擦，另一方面则主张用权谋来巧妙地消弥社会矛盾。由上可知，他们总的来说都是不相信人、不尊重人、敌视人，因而只是从他律的角度想办法，而且道、法两家的现实性都只有当他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时才表现出来，老子虽然想到用小国寡民的办法来减少矛盾的发生，但这时他恰恰不是从现实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