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这里对生产工具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现在意义上的狭隘理解，这里的工具实际上是人的感性对象即人的自然界。马克思紧接着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57]也就是说：私有制是人与自然一定关系上的产物或表现，只有从人与自然的特定关系（生产的一定形式）的理解出发，才能达到对私有制的理解，从而达到以对私有制下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58]。这里的私有制也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生产力的总和“好像具有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说来它们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成为私有制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59]。劳动在他们那里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活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生命，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过去，自主活动和物质活动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不同人的命运，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次要形式——现在它们相互分离竟达到这般地步，以至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60]
而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局限性表现在：因为“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61]。只有在共产主义中，“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一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62]。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马克思的原话，主要是要表明，马克思对劳动、对物质生活的生产，从来就是从人与自然的总体对象性关系出发来说明的，自然界、感性始终是历史科学的出发点，私有制是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狭隘理解的基础上来说明的，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自主活动同物质生活的生产的一致，正是在这种达到了与人的自主活动相一致的物质生活生产中，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真谛。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社会历史理论都是从生产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的分析出发的，于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也就是从自然界出发。
二、马克思对自然和环境的理解
所谓“自然”，无非就是大自然，亦即地理环境，“任何人类历史一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必须有一定的“自然基础”，这个自然基础是主要的指“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63]。也就是说，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地理环境出发，因为变化了的地理环境仍然是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实践、物质生产的前提，是对象性活动的对象。
对于地理因素的作用，马克思一向给予了客观的评价。首先：
“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64]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生存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65]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66]
并且，“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相互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相互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67]。
这样，马克思把产品交换的发生，即产品逐渐变成商品的现象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差别所造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的不同的结果。马克思在批评亚当·斯密“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的观点时进一步发挥了这观点。他说：“亚当·斯密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但是，相反，交换是（但不一定）分工的结果。……即社会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初存在于家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自然产生的。……后来，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68]
从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产生直接和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他认为，地理条件的差别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温床：
“过于富绕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69]
另外，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或者说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性质，直接地意味着生产的性质和文明的程度。社会的不同发展水平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不同性质。马克思说：
“外部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70]
由此可见，马克思整个社会历史分析的基础，就是对人与自然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对象性关系性质的分析。如果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部基础是“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那么这种“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的性质也就是人与自然感性对象性关系的性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当然，马克思反对那种认为人在地理环境面前是纯粹被动的消极的自然主义历史观。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71]马克思也在《提纲》中写道：
“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72]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在于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也就是说对历史只从自然方面去理解，而没有同时达到对自然的主观理解。但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否定对事物、现实、感性也要从客观方面去理解的重要性，只是单单这种客观方面的理解是不够的、不完全的，也要同时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正像马克思批评原来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解释世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是不应该满足于解释世界，而应该进一步上升到改造世界。
但我们在这里也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表述的细微差别。马克思批判自然主义对事物“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的，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的意见显然是要从“实践”，亦即“能动一受动”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象性的关系，无所谓“决定性的”与“被决定性的”，只是“对象性的”，不过由于自然主义原来片面地只从客观方面来理解，所以马克思特地强调了这种关系的主观方面，但是恩格斯在上述反对自然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把自然主义理解为强调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同时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这样，他通过“决定作用”和“反作用”这两个概念就偏离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分析。对象性关系就是“主动_受动”，是实践，它不能够用“决定作用一反作用”来说明。“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本身就是自然主义的机械论述语，恩格斯的的表述明显地表现出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痕迹，正是这种表述埋下了以后分裂和教条主义的种子。
三、教条主义的悖离
教条主义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恩格斯以后普列汉诺夫在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理解上，他是顺着恩格斯的思路往前走的，恩格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普列汉诺夫着重强调了自然界的决定作用，并最终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到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他说：
“总之，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的，以及随着经济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73]
“现在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71]
“归根到底，这个制度（指社会制度——引者）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75]
教条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斯大林关于生产的狭隘的机械论分析。在这里人类的生产活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被简单地归结为“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76]。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绝大部分因素被隐去了，剩下的只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概念被归结为：“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77]环管把生产力说成是两要素（生产工具、劳动者），还是三要素（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原来的自然界被过滤成为“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这样，生产就被描写成为人通过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的改造。于是，这里有意强调的就是人即劳动者或直接生产者的首要作用，列宁就曾不止一次地把劳动者称为“主要生产力”或“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成了人（工具是人的延长）对（被过滤了的）自然（劳动对象）的改造。这样，斯大林在批判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同时，就发展了一种更加恶劣的所谓强调人的“特殊”地位的理论。
实际上，把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人与劳动对象或生产资料的加工改造关系是两种教条主义的共同错误和理论根源。普列汉诺夫只是在这种狭隘理解的基础上面外加一个对地理环境决定作用的强调以作为弥补，斯大林则把地理环境看作是一种只“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非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他们首先都把自然界分裂成为这样两部分，其一是与生产过程直接有关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其二是与生产过程表现上无直接关系或关系比较疏远的地理背景因素，然后主要只在第一种意义上来理解一般生产过程中的自然因素，即在这种狭隘自然的基础上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
虽然这种对自然的分割理解在一般经济学的意义上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定量经济学——其最初表现形式是国民经济学——产生的前提，但是经济学家们能够这样真实地讨论的这种直接而具体的生产对于哲学家来说却毋宁是缺乏足够真实性和具体性的，因而实际上只是不完全的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因为对生产的这种理解剥离和去除了生产过程中的绝大部分自然因素，通过这种分裂和剥离，作为整体的活的大自然就被阉割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变成了人对劳动对象的改造，作为整体的大自然的绝大部分地理环境因素变成了与物质生产相分离的外在因素。这种剥离和去除的结果，一方面是自然的自然性的丧失，同时也更是人的对象性的丧失，因而实际上是人的全面丧失。是人的全面物化和异化。正是在国民经济学和教条主义的这种对生产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理解中，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双重失落。
教条主义对生产即实践的这种狭隘理解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直接生产过程的表述那里，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所有这三个要素：过程的主体即劳动，劳动的要素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结果——产品”[78]。“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79]。很显然，马克思这里对劳动过程的表述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只有在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理解上亦即在一般经济学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它们表述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他显然已经意识到这种表述的局限性。后来的教条主义者却把马克思的这种对生产过程的直接表述放大成为对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一般理解。
但实际上，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从来就只能在人与大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绝不是用狭隘的劳动者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改造关系可以代替的。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这种对生产的狭隘理解由于过滤了大自然，阉割了大自然，“人”就片面地膨胀了，对物质生产、对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就只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样在理论上就背离了实践学说，实践上则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再出现的极左路线。但重要的不是批判这种极左的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后果，而在于追溯它的理论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