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6年，世界历史热闹非凡，好戏连台。这一年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政权更迭、重新洗牌的风雷激荡之年，也可以说是“全球换届年”。
在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曾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猝死于皇村（今普希金市），其子保罗一世继承了皇位；
在保王党的武装叛乱被镇压下去的法国，硝烟刚刚散尽。法国共和政府成立执政团，26岁的拿破仑·波拿巴作为在平定叛乱中一鸣惊人的大英雄，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后来大败反法同盟，出尽风头；
在遥远的波斯，历经混战后阿伽自立为波斯沙，定都德黑兰；
……
这一年，如同2011年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引发的全球政治大地震，到处是改天换地的乱局、变局、迷局。然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所有决定国家未来的政权兴替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两个人的权力交接，那就是乾隆禅位和华盛顿卸任。
这两位东西方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乾隆是中国执政最长的皇帝，华盛顿则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他们的权力交接几乎同时进行，他俩又在同一年去世。潮起潮落，生死轮回，在不同的时空中，他们居然达成某种如影随形的惊人默契。但权力这块坚硬无情的试金石，无疑是磨砺千古英豪的最佳手段。乾隆和华盛顿对于权力的态度，不仅表现出东西方不同的政治思维和制度设计，更如同一面特殊的放大镜，深刻地照射出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国运沉浮。
一、权位如同照妖镜
乾隆和臣工们的双簧戏
1796年2月9日，大清嘉庆元年正月初一。这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一场千年罕见的传位大典即将在紫禁城举行。
天刚刚蒙蒙亮，庄严肃穆的气氛就笼罩了整个恢宏的紫禁城。大清帝国的文武百官们面容肃整，早早地排班列队进入皇城。侍卫近臣分立太和殿内外，大殿前的广场上官员们按照文东武西的原则，分班肃立。暹罗、安南、朝鲜等属国也派使臣前来朝贺，场面壮观庄严。
在王公大臣们目不转睛的注视之下，86岁老迈高龄的乾隆手捧“皇帝之宝”国玺，亲授给匍匐在地的颙琰。颙琰毕恭毕敬地接过这一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这一刻起，乾隆成为“太上皇”，37岁的颙琰正式成为新的皇帝。
紫禁城的钟声缓缓响起，朝廷恩赏天下臣民，帝国子民们欢呼雀跃。
这是大清唯一的禅位仪式，也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史上最后一次禅让。没有人怀疑，大清改朝换代，进入了崭新的嘉庆时代了。在危机四伏的宫廷斗争中战战兢兢蛰伏已久的颙琰，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作为皇子的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最大的优点是没什么突出的缺点。他的母亲魏佳氏在宫中的地位不高，自己的排行又很靠后，因此继承皇位的优势原本并不突出。乾隆思虑再三，勉强选择了这个平庸的皇子作为继承人。颙琰是中国历史上做太子时间很长的一位，长达22年之久。从即位太子到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在这条漫长艰险的道路上，任何一步稍有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而中国历朝历代，太子一旦失势必然被彻底放逐，下场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颙琰在这条满布地雷荆棘的路上如何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完全可以想像。
而皇帝一旦传位于太子，就意味着所有的荣誉、威严甚至安全感，都要递交到新君手中。没有了权力，意味着繁华的大幕就要拉上，盛宴的狂欢之后只能独品无尽的凄凉。所以，中国帝王都实行终身制，没有谁自愿交出政权，心甘情愿退位的。不到蹬腿去见阎王爷的那一天，谁也不会撒手。其中的生死博弈，名利纠缠，染红了多少血淋淋的帝王家谱、宫廷阴谋。
乾隆虽然自诩为“十全老人”，但在皇权的致命诱惑前，同样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煎熬。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公历1795年的10月15日。在圆明园勤政殿，乾隆帝当众开启了密封二十二年的鐍匣，取出发黄的上谕，宣布永琰为皇太子，改名颙琰，命他即日移居紫禁城内毓庆宫。颙琰叩头谢恩，表示谨遵圣谕，修身历练，以期不负重托。紧接着，乾隆帝又宣布了更重大的决定：以明年为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在统治中国六十年后，乾隆帝亲自宣布他的时代即将结束，这样惊人的巨变实在出人意料。
颙琰不能不出面表明态度了。
他声明接受太子的地位，但坚辞明年改元归政的安排。因为他认为自己一方面年纪还轻（当时他已经36岁，以当时的人均寿命来算，绝对已是大龄“中年”）；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年一直刻苦用功，但还是感觉自己学识有限，至于阅历则更少，无论哪方面都还不足以独断乾纲。所以，他愿意“谨当备位储宫，朝夕侍膳问安之睱，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再跟着皇帝实习政事。即使父皇一定要归政，也应该等到寿登期颐——“期颐”就是一百岁，那个时候再传位给他，他肯定不会推辞。
总之，未来的新皇帝十分谦虚，挽留父皇的心意也十分诚恳：现在父皇才八十五岁，老干部是革命的财富，还正“老有可为”，正应该把我们这些还不成熟的年轻干部扶上马，送一程。所以，他绝对不能接受父亲的禅让。有清一代的皇帝，自乾隆以后者皆昧于治术，才具平庸，可对于权术精髓却无不头头是道，清醒得很。都说这个嘉庆是位平凡的庸主，但你看他再傻也懂得宫廷政治的规矩。欲速不达，个中奥妙，岂能道哉！
对于乾隆帝的退位，中央官员中除了和珅集团以外，其实普遍发自内心地赞同。但中国政治的传统，有些事情做得说不得，有些说得做不得，游戏规则大家心知肚明。哪怕县太爷离任都还有一帮草民百姓追着撵着脱靴挽留，把马蹬子之类也拽断了的，至于当今圣上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哪自然应该大加慰留。虽然大家心里早就嘀咕耳聋眼花的老皇帝是应该腾出位置了，但这话绝不能由当臣子的说出来；非但不能说，即使老皇帝再三要求退休，臣子们也千万不能随声附和——谁知道老皇帝的心思到底如何呀！
于是，群臣纷纷上书，有的劝乾隆帝顺应“亿兆人之心，久履天位”，有的大臣顺着颙琰的话说如果非要传位太子不可，也应该“俟寿跻期颐”再举行归政典礼。蒙古王公、满洲王公也上折恳请挽留，情真意切，声势浩大，大有离开了乾隆必定山崩地裂，地球都会反着转的趋势。
面对朝野反对他退位的呼声，乾隆皇帝是什么态度呢？
乾隆皇帝对太子和满朝王公大臣的表态十分满意。原来大清朝还真是离不开自己这位老舵手啊！老皇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正好借此机会，向臣民们显示自己不贪恋权位的高风亮节，以堵天下悠悠之口。《清高宗实录》记载他的正式答复是：“若因群情依恋，勉遂所请，则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语转为不诚，是实难以听许，毋庸再行渎请。”看吧，老皇帝为了恳求退休，连老天爷都搬出来作挡箭牌了，还不算心诚吗？君臣两相配合，心照不宣表演的这出双簧戏，真是感人至深，天衣无缝。
而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同样在上演着长亭相送的离别戏。只不过这一次表达感激和挽留的是美国人民，而不是大清朝那些心猿意马的达官贵人。
“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
这一年，创立下盖世之功的华盛顿，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即将告别政治舞台。鉴于华盛顿威名赫赫的丰功伟绩，美国人民苦苦挽留这位伟大的总统第三次竞选连任，而华盛顿则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一直以来，在美国首任总统这个职位上，他如履薄冰，殚精竭虑，对这个职位既心存感激，又充满惶恐。他说：“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
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正走在一条前无古人充满荆棘的政治道路上。一旦失败，就会成为人类不可能自由和自治的例证，人类追求自由的信心将因此受到重创。尽管美国当时的宪法并未对总统的连任作出具体限制，而且以他为美国独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足以让他有充分的理由继续留在这一辉煌的权力宝座上。但他一再谢绝各方的真诚拥戴和请求，坚决表示不再继续竞选连任。
初创民主制度的美国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只有胸怀远大的政治家才能精心呵护这个脆弱而新鲜的生命。作为开天辟地的首任国家元首，华盛顿决心不留下一个最高领导人贪恋权位的先例。因为如果一直到停止呼吸还抓住权力不放，那这个前赴后继呕心沥血创建的国家，与他们深恶痛绝的君主独裁何异？他耐心地向民众解释说：“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
他只需要一次堂堂正正的告别。
在乾隆禅位的7个月后，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前，发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宣布退出候选总统的行列。他在演说中祝福自己的同胞：“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民享有更美满的幸福。”
而更加重要的是，他不忘清醒地提示美国人民要“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他语重心长地忠告说：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思考的习惯会使那些受命管理国家的人谨慎从事，不超越宪法规定的他们各自的权限，避免一个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去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行使政治权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的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华盛顿选集》，第320页）
离别的时刻不顾人们的依依深情，按时到来了。
1797年3月3日晚，华盛顿举行告别宴会，气氛庄重热烈。宴会快结束时，华盛顿举杯，向亚当斯、杰斐逊、各国使节及其夫人们，用激动的口气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真诚地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无比幸福。”
话音刚落，欢乐的气氛烟顿时消云散，英国公使的夫人利斯顿太太竟凄然泪下。第二天，新总统亚当斯宣誓就职，华盛顿以愉快坦然的心情，目送自己的接任者进入总统办公室。亚当斯事后这样描述权力交接的历史性场面：
“那真是一个庄严的场面。将军（华盛顿）的光临使我激动万分，他的表情同天气一样安详开朗；对于我，他似乎是享受了一次胜利，我好象听他说‘唉，我堂堂正正地卸任，你堂堂正正地就职，看我们两人谁最幸福！’仪式结束，他走过来，热情地祝贺我并希望我任职幸福、成功和荣耀。”（余志森：《华盛顿评传》，第346页）
华盛顿从纷扰的政治舞台上从容不迫地走下来，回归一介平民。其实他对权力的淡漠和拒绝，早已由来已久。早在14年前，即独立战争结束的1783年，华盛顿就迫切地向邦联议会请求辞去他在军队里总司令的职务。他说，由于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最后手段，一旦这些自由得到确立，就应该首先将它放在一旁。面对胜利的光环，他在一份命令中告诫一起浴血奋战多年的战友们要谦虚谨慎，而不能居功自傲：
“我们当初赶紧拿起武器执行的伟大使命已经完成，我们国家的自由已经得到充分的承认和明确的保障……因此这个伟大的舞台上的演员剩下的惟一任务就是保持坚持演到最后一幕的完美品德，使这场戏在喝彩声中结束，带着天使和人对他们以前的所有高尚行动的表扬退出军事舞台。”（华盛顿．欧文著，张今等译：《华盛顿》，第439页）
当华盛顿离开军队时，他在大陆军团里的最终头衔是“将军和总司令”。这一举措对于新生国家而言相当重要，美国创立了由平民选出官员而不是由军人来组织政府的先例，避免了军国主义政权的出现。华盛顿坚信唯有人民拥有对国家的主权，没有人可以在美国籍凭军事力量，或再只因为他出生贵族而掌权。
在第一届总统任职期满后，华盛顿就已萌生退意。他希望通过总统权力的和平过渡，为以后的美国权力交接树立一个好榜样。但华盛顿的这一想法当时遭到汉密尔顿等人的竭力反对。因为当时美国初建伊始，政局还不稳定，华盛顿如果坚持引退，美国就可能陷入分裂，甚至出现内战的危险。除了华盛顿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承担起团结国内各个政治派别的重任。华盛顿这才不得不留了下来，带领人民共克时艰，继续前进。
而这一次，为了表明他对法律赋予之外的权力不抱任何兴趣，甚至不会多占据哪怕多余一分钟，他在这一年12月23日写给期斯图本男爵的一封信中说：“这是我在为国家服务期间写的最后一封信。我辞职的时间定为今天上午十二点钟，随后我将成为波托马河岸的一个普通公民。”他在另一封写给克林顿州长的信中则轻松地说：“戏终于演完了。我不再担任公职，感到如释重负。”
不仅对法外之权从无非分之想，对于金钱华盛顿也十分谨慎。在决定解甲归田后，华盛顿主动要求和财政部的官员一起，一丝不苟地核对从战争开始一直到1873年12月13日所记的每一笔账。他不仅要走得堂堂正正，也要走得清清白白。这些战争期间的开销都由他亲手所记，款项的总额约为14500英镑。只要是出自政府的每一分钱，无论战斗如何紧张，他都坚持及时记下每一笔账的时间和用途。明清晰的帐目表让人们感叹华盛顿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还是一位精细的财务人员。最后在核查他本人的账目时，发现他自己补贴了相当多的钱。因为他常常忙于处理事务，在紧急时刻经常忘记记下从他私人腰包里掏出的钱。对于这一切，他是这样解释的：“我希望我将具有足够的坚定性和美德，藉以保持所有称号中，我认为最值得羡慕的称号：一个诚实的人”。
华盛顿自从担任大陆军队司令后，就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报酬。当时的联邦政府官员没有薪金，连他去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都是借钱凑足的。直到他总统离任时仍然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贡献，家乡的詹姆斯河运公司决定赠送他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这对正需要钱来维持晚年生活的华盛顿不啻是“雪中送炭”。可他转身就把这笔股票捐给了列克星敦财政困难的一所学校，这是当时全美国私立学校所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他用这笔钱救下了这个陷入困境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