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将中国战国时期称作“政治资本主义”阶段，意即彼时的列国政治之争，是通过合理化的社会改革以增强国力来取得霸权的，并将商鞅称作“理性化内政的创始者”。这是对商鞅改革毫不夸张的最高评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候，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商鞅在农战、内政上的改革措施给秦国带来了显著的效益，变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商鞅因变法有功，于秦孝公十年（前352年）被提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在秦的二十等爵中，属于第十六级）；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为稿赏他，任命他为秦宰相，并把商于地区的十五座城邑封赐给他，号称“商君”。从此公孙鞅变成了商鞅。昔日寄人篱下的门客，用个人奋斗的成功为自己换来了封地和姓氏。至此，可以说商鞅功成名就，在乱世中成就一番大事业，辉煌达到顶点。他每次出门，必车驾豪华，随从如云，前呼后拥，威风八面，与当年爱民如子、清廉俭朴的前宰相百里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史记·商君列传》很形像地记载了商鞅自鸣得意的一幕：当名士赵良来访，商鞅迫不及待地问道：“子不说吾治秦与？”然后他顾盼自雄地问赵良：“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大夫贤？”很显然，他要赵良为他治秦评功摆好，认为自己不仅力压群雄，而且要意胜五霸，百里奚相秦繆公曾称霸于春秋，他自认为贤于五大夫，其好大喜功之情已溢于言表。
然而祸福相倚。极盛之时的商鞅，同时也埋下了身首异处的悲剧种子。尽管他居功至伟，封侯裂土，但如后人所总结：“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盐铁论》）。他自欺欺人地沉溺于胜利的表象里，孤独地享受着酷刑压制下的万马齐暗，也孤独地享受着人生的巅峰。当他强调“刑无等级”实施严刑峻法，并对社会权贵的既得利益毫不考虑时，已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正所谓“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对于人民大众而言，他的变法并非福音。他如同一位日暮途穷的旅人，为了通过变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不惜用浸透铁血的鞭子抽打着人民在苦难之路上飞奔前行。老百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惶惶然不可终日。对于贵族阶级而言，商鞅变法仅仅依靠秦孝公一人支持，实施震动全社会的变法，当时就有不少人侧目而视，只不过敢怒不敢言而已。商鞅树敌过多，积怨甚众，企图暗害他的人不在少数，为此不得不严加防范，以至每次出门，“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参”，持矛、操戟的护卒“旁车而趋”，而且“此一物不具”，商鞅就坚决“不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权力是君王的私有财产，官职只是个人的身外之物，君王的轮替和喜怒将决定大臣的命运，其兴衰荣辱皆源于一纸公文。当个人毫无自身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操持，抛弃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条而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你的，当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聪明绝顶的商鞅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一旦失去靠山，那些官衔、封号、连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顷刻之间都灰飞烟火。新君王登位，商鞅立即成了孤家寡人、众矢之的。“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员之广，除了那几个死心塌地的徒众，再无他的朋友。
五个月后，走投无路的商君，被杀死在郑国的黾池，然后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秦本纪》言似直接车裂）。咬牙切齿的复仇者们杀了商鞅全家，包括白发苍苍的老母。一个把良心生命都献了出来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却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血溅屠刀的时候，这个力倡大公无私的人，是何等样的想法？
商鞅在命运之路上奋不顾身，一往无前，而这种“奋不顾身”虽然很崇高，他却没有想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三、一位是不畏强权的斗士，一位是君主门下的家奴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从这开始的未来几千年，中国走向了专制高峰，而西方走向了现代民主。
正是这种不同的国情决定了苏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人生追求。简而言之，在苏格拉底一生的行动准则中，始终旋转着一个追求“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精神内核，即追求每个公民平等地位的社会理想。而商鞅生活在强化国家共同体的号召之下，万事万物皆必须以君主为至高权威，决不允许有些微的违忤与怀疑。如果说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致力于解放人的精神世界，商鞅则通过不断放大刑法的残酷性来维护专制统治，使人们走向一种普遍的精神奴隶状态。他们引领着各自的国家走向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只向真理低头，不向暴政弯腰
在欧洲文化史上，苏格拉底一直被看作是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相同。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这位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受到雅典公民的尊重不仅仅因为他的哲学。在他身上，还洋溢着一种强烈的作为普通公民的责任感。为了实践这种公民的责任，他既可作沉缅于玄思异想的哲人，又能当冲锋陷阵的战士，可谓文武兼备，内外兼修。和平时代，他就是雅典的良心，抨击时弊，激浊扬清；战争来临时，他更是挺身国难，赴汤蹈火。这和“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像可谓天壤之别。
苏格拉底一生身体力行，把哲学的注意力转移到生活上。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首先是一个生活艺术家。这就是说，他从来不远离生活，相反总是兴味盎然地参与它，并从中挖掘出许多看似朴素实则大有深意的道理。金岳霖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篇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在雅典与斯巴达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以40多岁的年纪，参加了三次战役。在战场上他英勇作战，不畏强敌，两次救战友脱离险境。苏格拉底参加波提狄亚包围战（公元前431—公元前430年）时，已年近40岁，这场战争极其残酷，艰苦异常。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有关于苏格拉底英勇作战的事迹：当军队被切断供给时，苏格拉底忍饥挨饿，辛苦至极；在严寒中，别的军人大多都用毛毡裹着身体御寒，而苏格拉底仍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赤着脚在冰面上行走。在一次战斗中，年轻的阿尔喀比阿得斯负伤，苏格拉底独自杀出一条血路救了他出来；后来，将领们由于阿尔喀比阿得斯作战英勇，决定给他颁发花环，而阿尔喀比阿得斯认为是苏格拉底在战场上救了他的命，应该把花环颁发给他，但是苏格拉底对此予以拒绝。
苏格拉底参加的第二次战役是公元前424年的德应安会战。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在《哲学名家生平纪实纪闻》中写道：“在会战中，苏格拉底曾救过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色诺芬”。这场战役经过两次战斗，雅典一方溃败。失败比胜利更见勇敢。“……败退时，拉凯斯将军和苏格拉底在混乱的队伍中行进，苏格拉底极为镇静，昂首阔步，环顾四周。由此，使战友的情绪得到稳定，于是顺利撤回。”拉凯斯将军也盛赞苏格拉底为了城邦的荣誉表现得十分沉着坚毅，他说：“要是人们都像苏格拉底那样，我们的城邦的光荣就能得到维护，大溃败也就不会发生了。”
同肉体的勇敢相比，苏格拉底精神上的勇敢更令人钦佩。这就是秉承自己的公民良心，无私无畏地反抗暴政，坚持真理。
西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在阿金努色战役中战胜了斯巴达舰队，但领导这次战役的10位将军却受到了审判，理由是没有及时掩埋阵亡将士尸体。这宗案件在法院审判时遇到了麻烦，法院就把这个难题推给了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五百人议事会。苏格拉底是这个议事会的成员。这桩案件拿到议事会进行审议时，恰好轮到苏格拉底当值主席。当时，五百人议事会中多数人的意见都和市民一致，认为这些将军应该被处死。
可是，苏格拉底在认真研究了案情之后，觉得这个案子矫情得不合常理。将军们已经完成了他们份内之职，怎么能这样吹毛求疵呢？如果人人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手划脚，那么这个世界任何人都经不起全面审查，都会变得七零八落。苏格拉底在议事会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结果遭到一些议事会成员歇斯底里的威胁。只有一票的苏格拉底寡不敌众，10名将军中有6名被判处了死刑。但特立独行的苏格拉底始终不肯随波逐流，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两年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持续了27年之后，终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在斯巴达人的操纵下.雅典成立了一个30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由于大权独揽，雅典人称他们为“三十偕主”。这些人上台后，成立了贵族组成的议会，取消了陪审法庭的终审权，大肆搜捕、镇压民主派人士。凑巧的是，“三十偕主”中的一位主要头目，极端派代表克里底亚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以利诱和威权命令苏格拉底和另外四个公民一起去逮捕雅典公民勒翁。虽然苏格拉底并不喜欢那些自以为是的民主派，但他对克里底亚诛杀异己的行径更为反感。他坚决拒绝了，另外四人却执行了这项逮捕令。仅仅过了八个月，“三十膺主”被推翻，苏格拉底才免遭报复。
这就是永不屈服的苏格拉底。在他心中，他只向真理低头，不向暴政弯腰。雅典是全世界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古文明国家。其他的古文明国家最后都演变成了封建社会。自梭伦改革以来，雅典民主制不断完善，至伯利克里执政时期发展到它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正是吸取了雅典制度、雅典精神的精华，形成了为真理、为荣誉、为法律、为理想而献身的坚定信念。
公平地说，在苏格拉底的心灵深处，是深深地热爱着雅典城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为她而战并看着最好的朋友在身边阵亡。马虻的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咬死马，而是通过叮咬使马奔跑保持活力，这也是苏格拉底对于雅典城与众不同的爱的表达方式。人生七十古来稀，可这位西方的孔子七老八十了火气却一点没减，他对于雅典城的激烈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躲闪他只是因为他太喜欢提问和辩论了，而且许多问题直击心灵深处，是人性本能躲闪的东西。
人们对于他的提问，总是说：得了吧，苏格拉底，别再问我了，其实您什么都知道。
苏格拉底也总是对着苍穹喃喃自语：我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苏格拉底发誓要做只“马虻”，要刺醒雅典这匹沉睡的大马。尽管对于一匹大马来讲，一只小小的马虻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苏格拉底毫不在意，他“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早晨总往那里去散步并进行体育锻炼；当市场上人多起来的时候，总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在别的时候，凡是有人多的地方，多半他会在那里；他常作演讲，凡喜欢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听他。”（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苦口婆心”去唤醒人们。他认为这样与人们对话的方式可以比直接参政起到更大的效果。
苏格拉底的奇谈怪论无人反感。雅典城以宽阔的胸怀容忍着他的存在和他的批评，甚至引以为荣——因为雅典城强大的自信，甚至是傲慢的俯瞰。
可公元前399年的雅典城，时势不同了，雅典城处于一个复杂微妙的历史阶段。
“为了政治，为了民众，我必须打压你！”
公元前399年，也就是审判苏格拉底的那一年，雅典城正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城面临强大战争机器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战争期间，郊区大量的难民逃入城中，剧增的人口给城市设施和公共卫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导致瘟疫流行，这一切，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的实力。
更可怕的是信仰的丧失，和对雅典民主传统怀疑情绪的泛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之后，公元前411年和404年，雅典城发生的两次政变，政变者以寡头政体的方式组建了城邦新的领导体制，但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暴力而不是来源于选举，他们成为一群谋权篡位的人。更要命的是，这些政变者的首领克里底亚斯和重要成员查尔米德斯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们在夺权成功之后，曾经邀请苏格拉底加盟，一来是想借用他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二则苏格拉底对于雅典城传统的民主制度也颇有微辞，长期持嘲讽批判的态度，这让他们误以为他也反对民主政体。苏格拉底目睹显赫一时的民主制成了徒具躯壳的累赘，寡头政治的崛起带来的是血腥和暴虐，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两次僭主统治的时间都不长，有着深厚民主传统文化底蕴的雅典人民很快就推翻了他们，政变者受了审判，被处决或是流放。而苏格拉底无疑因为和几位政变者的师生关系，而从此受到雅典人的怀疑。
三十僭主的统治给雅典人留下了苦痛的记忆，尽管民主派重掌政权后宣布不加追究，但人们心中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是难以抹平的，加上在那一非常时期苏格拉底没有随民主派出走雅典城，这使其很容易被人们当成克里底亚斯的同党。另外，苏格拉底非常推崇斯巴达的制度（见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一切使人们很容易将其当作民主制的敌人。尽管事实上苏格拉底十分忠于城邦和城邦的法律。
“战争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使农村经济和城市工商业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处于极大的危机和混乱中。雅典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精神空虚、人性堕落，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动摇。信口开河、背信弃义、利欲熏心、残忍野蛮等道德败坏的现象，成为战后雅典的主要弊病。饱经伯罗奔尼撒的战争洗礼，雅典的民主制似乎依然存在，但是在空空的架子里面上演的常常是极其不民主的闹剧。公民们随煽动家们的唇舌起舞，献祭的人群各怀鬼胎，建立在形式上的雅典民主制实质上早就风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