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
学生：是善行。
苏格拉底：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军队的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
学生：这是善行。
这就是典型的苏格拉底教学方式。
苏格拉底总是在嘲笑、质问、反驳别人，否定每一个答案，但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拿出一个自己的答案来。许多怨恨者说，他是虚假的谦卑。常常有人忍无可忍，想把他揍一顿，甚至扯掉他的头发。他从不还手，耐心承受。他说：“神迫使我做接生婆，但又禁止我生育。”
这一句话可不是自谦之词，而是准确地表达了苏格拉底对哲学的功能的看法。他永远不会当一位愚蠢古板的说教者，他的哲学也不是一堆冷冰冰的文字。它是灵动的、隽永的、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跳动着心灵的脉搏。读苏格拉底与读曾点“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泳而归”的感觉是如此相似，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如沐春风。
苏格拉底说自己“像猎狗追逐食物一样追逐真理”。为此，他疏忽了自己的职业，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他一生没有工作，从不为生计奔波，也根本不在意衣食住行，甚至连家人的生活也从不过问。他泼悍的妻子克珊西帕如同河东狮吼，无数回对他大发雷霆，可他依然不以为意，我行我素。他如此解释与悍妇相处的好处：一旦驯服了烈马，别的马就好对付了；与克珊西帕在一起，他学会了调整自己，从而可以适应任何人。其实他心里明白，和他这样一个不顾家计的人过日子，当妻子的并不容易，所以常常在挨骂后承认骂得有理。
在苏格拉底的眼中，只有哲学才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根据人们当时的记载，他沉思时的方式显得特别古怪而有趣，达到了如痴如狂、亦疯亦巅的地步。他时常一个人离群索居，站在路上一动不动，一沉思就是几个小时，不受任何事情影响。这种沉思有时会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在山顶、家中、神庙，有时也会在和别人聊天时突然陷人沉思，如同老僧入定一般。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个问题，就在一个地点呆立不动，凝神默想了一天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他“才扯脚走开”。还有一次，他邀人去阿伽通家里参加庆贺晚宴，走在路上时他想到一个问题，便落在后面站在路上凝神默想。当仆人四下里找到他时，发现他“已退隐到邻家的门楼下，还在那里挺直地站着”。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好奇的人甚至还搬出铺席睡在露天里，悄悄观察他是否站着过夜。他独特的“沉思”方式，俨然成为那个时代最独特抢眼的行为艺术。
苏格拉底是那个时期雅典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时评家、持不同政见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雅典的良心”。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他头发蓬乱，胡子拉茬，体形肥硕，身上的袍子总是又破又脏，还喜欢光着脚。可是，雅典人并不反感他，许多人都愿意和他聊上一阵，哪怕是被他调侃。而苏格拉底也特别乐意充当一个“口头评论家”的角色，他总能在第一时间知道雅典发生的新鲜事，总能拿出一针见血的评论，特别是对那些以社会良心和民众喉舌自诩的政客，他总能一桩桩、一件件地剥去他们的伪装和矫饰，让街头百姓听起来津津有味。因此，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思想骗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上午谈到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无人不知了。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了如指掌。
苏格拉底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截然不同。他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他第一次发现了真正哲学意义上的“自我”，发现了研究人本身的重要性。对苏格拉底来说，如果我不知道人是什么，人能成为什么，人活在世上有何意义，那么，我纵使熟悉宇宙起源和天体的演化又有何益处呢？只有人才是重要的，了解自己才是哲学的真正的目的。于是，在苏格拉底的思想夜空，曾经耀如明星的自然哲学家们统统都退居天幕后面了。哲学开始关注人、关注人的发展。他提出的“认识你自己”的主张，至今还镌刻在戴斐尔神庙的入口处。这句话和这座神庙本身，坐落在高高的城堡上，仿佛两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天气好的时候，出来晒晒太阳，安详、不言不语，却让见者无不心里一震。
苏格拉底一生都没有创办自己的学校。但广场、庙宇、街头、商店、作坊、体育馆等等，都是他施教的场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这个温和而有着极大耐性的人，一生的愿望就是将所有人——无论是国王，还是鞋匠都循循诱导于知识的殿堂之上。
相较于苏格拉底一生热情地启蒙民众，置疑自我，商鞅则自恃为“有独知之虑，必见傲于民”，以驭民、治民的心态高高在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驭人术是他牢不可破的原则信念。
商鞅认为只要智慧过人，就必须桀骜不驯地凌驾于“愚民”众生之上，他人都昏昧于事成之后，唯独他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愚民不可以与他们计谋于事情之前，而只可与其乐享其成。他把自己看成恩施于民的众生之主，人民不过是供其驱使的群羊罢了。他这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德行才智之士，绝不和普通凡夫俗子附合苟同，要做成就大功业的名哲贤相，决不同民众共谋事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些言行今天我们并不陌生，许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从不征求老百姓意见就强行上马，强制拆迁屡禁不绝，只看眼前不管长远的掠夺式发展举目皆是……最后的结果是环境条件改善了，老百姓却并没有多少幸福感可言，而是骂声一片，牢骚满腹。
商鞅自认为唯我独“智”，凡事都比别人看得远，却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他把自己孤立于大众之外，好大喜功，结怨于民，人为地杜绝了同社会的声息沟通。他既然严厉地惩罚过太子的师傅，却没防备其事后卷土重来，实施报复，这无疑是他闭塞视听，不与众谋，才终铸大祸。他孤芳自赏，孤陋寡闻，对秦国贵公子及其师傅们的诬陷行动毫无准备。就是事败被捕，也还未悟出受诛之原因，足见其虽然“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但是对于自身命运却足智而无谋，自绝于人民一点也不夸张。
从张艺谋电影《英雄》的“天下观”说起
张艺谋著名的电影《英雄》，以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利国利民作为结尾。残暴专制的君王俨然成为代言“天下”和平的圣人，这着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那只是张艺谋对“天下”的理解，而不是商鞅以及后来的秦始皇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理解。秦始皇真正所思所念的不过是统一霸业，不过是帝王统治的伟大梦想，如果把它置换成“天下和平”，那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统一霸业就是帝王的霸业，而和平则是“天下”的愿望。残剑所思与秦王所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残剑寄望于秦王统一中国，结束七百年的战乱以求得天下太平，这是残剑作为一个民间侠士一厢情愿的理想。但古往今来的帝王则是为了帝王霸业而不惜流血征战，愚弄人民，和平自由永远是“人民”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的愿望。
唐代的骆宾王在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中激烈追问道：“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如果说苏格拉底所追求的“天下”是一个心灵自由、崇尚理性的天下，那么我们要问张艺谋《英雄》中所指的“天下”究竟是谁家的天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如果认真读一读历史，看一看作为秦始皇千秋大业奠基者的商鞅之具体作为，张艺谋也许就不会再那么大义凛然地为暴君的“天下”辩护了。
苏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时代不过相距短短的几十年，但中西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差别竟至于如此之大，以至于今天都还这么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虽然苏格拉底和商鞅一位侧重于思想领域，一位投身于政治实践，但其迥然有别的行为观念背后，却蕴藏着中西方不同的思想萌芽。当苏格拉底苦心孤诣奔波在开启民智、慧渡众生的路上时，商鞅却煞费心机地控制社会、愚国弱民；当苏格拉底真心实意地引导人民独立思考、争取思想自由时，商鞅干的却是钳制言论、制造“顺民”的勾当。
商鞅的封建专制思想是大一统的秦王朝直接的思想资源，因而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无疑是最为有利的。但是“统一”显然仅仅是手段而绝非是目的，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永恒的目的，统一只有在有利于上述目标实现的时候才应被完全肯定，而“统一”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对永恒目标的实现并不是绝对有利的。秦王朝的建立在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最终导致它二世而亡就是明证。不管秦汉愚民政策的手段和结果如何，但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社会才能安宁。
而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在他的观念中，“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无处不体现出其愚民之治的思想。具体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去礼乐，尚法治。二、禁《诗》《书》，贱学问。三、废好恶、去享乐。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
这其中最为恶劣的就是第二条“禁《诗》《书》，贱学问”。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老百姓强大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讲得一清二楚。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也就是说，他最害怕的就是人们利用自己的才学思想立身处世，显达成名。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焚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徐奇堂：《试论商鞅的愚民思想》）
至于仁、廉、善、慧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商鞅竟把它们说成是弱国之源。更为荒谬的是，商鞅竟主张用奸民治国，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这无异于用坏人治良民，其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与此相反，审判苏格拉底时，他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
在当时雅典的民主法庭上，并无现代民主的言论自由，只有陪审员的言论自由。可是，苏格拉底却在法庭上大声疾呼：“必须给我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彻底废除官方干涉！”他明明知道自己定会为言论自由付出代价，但他坚定地说：无论是否被判有罪，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哪怕要我死一百次！”法庭试图以威权改变他的想法，他断然拒绝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
宽容原本是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根本条件，而人类的历史到处是触目惊心的官方不宽容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它几乎充塞了人类文明的全部时空领域。从阿那克萨哥拉的被囚禁到苏格拉底的被毒死；从基督徒大批被尼禄皇帝处死到十字军血腥的东征；从塞维图斯的被烧死到再洗礼教徒的被剿灭；从布鲁诺被宗教法庭捆在火刑柱上烧死到犹太人被希特勒送进毒气室……专制残暴的思想恶魔似乎永无止境地徘徊在人类的头顶。人类究竟何以这样愚蠢而冷酷，竟对种种惨剧熟视无睹，屡屡重犯？
这样做的恶果，是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也正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谁若不愚，就要消灭。“君临天下”决定一切，就使人们企望“明君贤相”。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普遍的心态，造成人民普遍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大脑，成为明君贤相的应声虫。所谓“肉食者谋之”，正是几千年来人民不能关心政治，也不关心政治的写照。
相同的死亡，不同的遗产
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制之间的冲突充分展示了民主制度的内在悖论：未经启蒙的民主制不仅不能保护自己的守护者，而且往往要用他来献祭。对此，黑格尔写道：
“因此，苏格拉底的命运是十分悲剧性的，这正是那一般的伦理的悲剧性命运：有两种公正互相对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