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3日，齐燮元以收回淞沪地区管理权名义，进兵昆山、淞江、宜兴，江浙战争爆发。江浙战争双方的战略布署是：浙卢方面，卢永祥以浙江、上海和从福建入浙的藏、杨部队组成浙卢联军，自任总司令，分兵三路向苏齐进攻。第一路，淞沪镇守使何丰林率第十师及藏致平、杨化昭部，驻守上海，采取守势。何丰林、藏致平等任指挥。其防线为黄渡、浏河一线，这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第二路，在长兴、合溪一带，由陈乐山率第四师采取攻势，拟以全力攻宜兴、常州，以切断苏省铁路，直趋南京。同时，泅水一线，由驻守湖洲的湖嘉镇守使王宾担任指挥，以抵御驻广德的皖军进攻。第三路，由张载扬、潘国纲任正副司令，驻守江山，采取守势。共计三路总兵力约9.1万人。苏齐方面，齐燮元联合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军队组成四省联军，以朱熙率领第十九师驻守防沪宁前线，分兵四路向浙卢进攻。第一路攻上海，由宫邦铎率领一混成旅进驻镇江、丹阳一带；马玉仁部由淮阴调驻南通，威胁吴淞；白宝山部驻守海州待命；由宫邦铎、马玉仁等任指挥，其中又分三路：左路，由浏河、太仓攻吴淞；中路，由昆山、安亭直趋黄渡、南翔，沿沪宁线向上海进攻；右路，由安亭分兵攻青甫等地，直趋淞江，以切断浙、沪之间的联络。第二路，守宜兴，由陈调元任指挥；第三路，攻广德，由安徽省旅长王普担任，“由泗安直趋吴兴，北断长兴退路，南达杭州”。以上三路，由齐燮元任总司令，并亲率第六师吴佩孚派来的张允明混成旅和王桂林的武装警察，坐镇南京溧阳一带一第四路，攻仙霞岭，进攻浙江后方，由孙传芳任总司令。这四路总兵力共8.1万人，加之闽、浙、皖、赣各路援军，实力大大超过卢永祥。
9月3日，齐燮元令宫邦铎进攻昆山，战争开始。起初，浙卢联军进展比较顺利，但三方受敌，孤立无援。双方在嘉定、黄渡、太仓、浏河一带相对峙。但由于卢军第二路攻占宜兴进兵武进以击齐军之背的计划失败，局势变得对卢军不利。9月16日，浙江局势发生变化，由于皖、闽、赣军先后向浙卢军进攻以及浙江边防副司令张国威投降，孙传芳部从福建猛攻仙霞岭，占领衢州。9月17日，卢永祥在浙江省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警务处长夏超代理省长职。18日，卢永祥发表“移沪督师”通电，被迫携浙江省长张载扬离杭州去上海，并将浙卢联军总司令部由杭州移至龙华，浙军退守淞沪，浙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19日，齐军攻占南翔；25日，孙传芳占嘉兴；10月9日，浙卢军退出淞江；13日，卢永祥被迫下野，偕同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逃往日本。随即，浙卢联军残部选皖系军阀徐树铮为总司令，继续同齐军对抗；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工部局软禁。至此，激战一余月的江浙战争以直系胜利和皖系失败而告终。
江浙战争之后，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卢永祥浙江督办职务，卢部约5个师人马为孙传芳收编；任命齐燮元兼任淞沪护军使；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现代评论》周刊创刊
《现代评论》周刊于1924年12月23日创刊于北京，1928年10月29日终刊，共出9卷209期。在6卷137期之后，出版地.北京移至上海。它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教育、科学、文艺等各个方面；其基本政治倾向，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
《现代评论》的出版是与当时中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紧密相联的。五四运动之后，人民革命运动发展，新文化运动不断前进，新文学也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队伍并出现了不同流派。1922年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许多共产党人与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酝酿和倡导建立革命文艺理论，同时他们号召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反动势力的仇视，为了阻挠新文化的传播作用，他们网罗了一批留过学出过洋的帮闲文人，让这些人挟“精通西学”的名义，来做旧势力的维护者。《现代评论》就是以这样一些帮闲文人为骨干创办的，这批人，也就因此而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其代表人物为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等，多为资产阶级右翼文人。
现代评论派以自由主义为伪装，实际有些人是同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右派相联系。胡适是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
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陈西滢、徐志摩唐有壬也是主要撰稿人，同时，陈西滢任编辑。
《现代评论》得到了北洋军阀政府、大银行家和国民党右派的资助。筹办《现代评论》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之手，一部分是通过王世杰（主编）的关系，取得国民党胡汉民派支持而得到的，一部分是由中国北方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金城银行以广告费形式提供的。鲁迅称《现代评论》为“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也是由此得来的。
《现代评论》全力宣传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对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主张。宣扬封建的买办的文化思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辩护。同时制造各种“流言”、“闲话”，诬蔑、攻击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帝国主义、军阀政府镇压人民革命制造舆论。
《现代评论》顽固地站在维护段祺瑞政权的立场上，反对当时的人民革命斗争，攻击鲁迅等进步人士争取民主的言论。《现代评论》极力为段祺瑞的御用善后会议捧场。善后会议是军阀与官僚进行政治分赃和利益合作的会议，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但《现代评论》却连续发表文章，如《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等，为召开善后会议制造舆论，鼓吹孙中山应该同段祺瑞妥协。
在五卅运动中，《现代评论》公开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诬蔑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1925年8月，《现代评论》发表陈西滢的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陈还对北京的中国车夫和警察被两个美国兵打了之后引起国人很多不满进行嘲笑，并借题发挥，斥责中国人民在五卅运动中提出的反帝要求。说：“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当五卅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它在39期发表了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胡适以青年导师的面孔，妄图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信条诱惑青年学生脱离爱国反帝运动，回到书斋里去。他说：“呐喊救不了国家”，作为一个学生，最要紧的是“充分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个有用的东西！”胡适等一再对青年学生施展欺骗手段，但进步青年并没有钻进他们设置的圈套，而是更加奋勇地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中去。《现代评论》转而疯狂咒骂学生运动，甚至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充当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帮凶。它把女师大轰轰烈烈地反对军阀政府迫害的斗争，歪曲为女师大的学生与女子大学的学生之间的斗争，而且是占少数的女师大学生欺压了占多数的女子大学的学生。“三～八”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极力为军阀政府屠杀爱国青年的罪行进行开脱，甚至将惨案的责任倒推给群众自己和他们的领袖，说参加爱国请愿的群众“没有审判力”，是自甘“冒枪林弹雨的险，受残踏死伤之苦”，是受了“群众领袖”的欺骗，“莫名其妙”地被人引入了“死地”。现代评论派还把矛头指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他们利用《现代评论》制造各种“流言”，攻击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陈西滢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指鲁迅）在暗中鼓动。”他们还把“剽窃”的罪名强加给鲁迅，进行人身攻击。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对《现代评论》派文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向导》周报、《中国青年》揭露了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洋奴嘴脸。鲁迅在1925年至1927年间，以《莽原》、《语丝》、《猛进》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许多似投枪、似匕首的杂文，如《从胡须说到牙齿》、《坚壁清野主义》、《并非闲话》、《公理的把戏》等，有理有据一针见血地批驳了现代评论派。鲁迅还揭露了现代评论派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帮凶的丑恶嘴脸。指出胡适、陈西滢之类以青年的“导师”、“正人君子”自居，实际上他们是“未经老练的青年”的骗子。他们的目的是“千方百计的把青年引向歧途”，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帮凶。鲁迅揭掉《现代评论》派貌似“公允”和“局外人”的假面具，指出，这些人总是以“折中、公允、调合、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其实他们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更卑劣的是，他们使用“流言”、“闲话”这类“不负责任的武器”来伤害革命者。中共党人和鲁迅等人反对《现代评论》派文人的斗争，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战线方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