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雷狄主教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达，同孚里的黄公馆越来越不能满足黄金荣的需求，黄金荣遂移至林桂生祖宅。
林家的老宅在八仙桥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上。八仙桥地区的大致范围是今延安东路以南，云南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北，普安路以东，这一带原来是农田和村舍，河浜纵横。划入法租界后居民增多，于是河浜上的桥梁也增加了。
据说在19世纪中叶这一带有五座八仙桥：在今云南南路有横跨洋泾滨上的北八仙桥，大世界延安东路南侧有周泾浜上的老八仙桥，今宁海东路与宁海西路间有横跨周泾浜上的老八仙桥，今金陵中路间有跨周泾浜的南八仙桥，今龙门路金陵中路处有南北向跨北长浜支流的石八仙桥。
这八仙桥地区是法租界的中心地带，南面的宝昌路自20世纪初起店铺林立，商肆稠密，已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并驾齐驱。一次大战后，为纪念法国名将霞飞，将宝昌路改作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逐渐成为法租界的第一繁华之地。
此时，林桂生的父母已亡，作为独女的林桂生继承了这份家业，入赘女婿黄金荣自然非常清楚这一黄金地段的身价，于是，与林桂生商量之后，决定卖掉同孚里，迁入八仙桥。此次安家，黄金荣十分重视，做了周密的规划。
到了1915年，他先将林家老屋推倒，然后在原地上建起九幢砖木混合结构的二至四层的里弄房屋，这里占地面积为1.55亩，建筑面积为1703平方米。沿霞飞路和麦高包禄路的底层为出租的店铺，上面仍是住家。
搬入新居已是1916年了。新居地取名钧培里，这里黄金荣按照沪上的取名20世纪20年代的跑马总会建筑习惯，以养子黄钧培的名字命名。
接着，黄金荣又购下沿街的土地，建成一排三层街面房屋，以拱卫自己的住宅，赁屋居住者均是其徒子徒孙。
此外他又安排了第二层势力圈，即他的得力帮手和干将们如杜月笙、顾荣生则住金福里，袁宝珊、金廷荪、马祥生、范恒德、戴老二、蒲金荣等住在附近的宝昌里、福昌里（今云南中路九弄、西藏中路二十三弄）、贞吉里、生吉里（今西藏南路二百一十四、二百二十四、二百三十四、二百四十四弄）、元声里（今寿宁路六十九、七十一、七十三弄）、紫阳里（在柳林路，已被拆除）等里弄，与钧培里望衡对宇，以便招之即来。
钧培里弄口上书“钧培里”三字，弄口设铁栅栏门，两边各置一条红漆长板凳，凳上每日坐着几个彪形大汉，均清一色黑香云纱褂裤，活像一群戏台上的武生。人弄钧培里一号即黄公馆，它是一幢独立的洋房，房间足有几十间。西边的一幢由其胞妹一家居住。
钧培里二楼正中为客厅，朝南是一排八扇玻璃长窗，窗下是三只红木茶几，间隔摆开，每只茶几间是仿明代式样的红木太师椅。上海作家沈寂先生曾与杜月笙的儿子有同窗之谊，而他的大舅曾是黄金荣手下的巡捕，他在《大世界传奇》一书中有段详细的描绘，摘录如下：
“天井正中面向弄堂是幢双层五开间中式楼房，底层中间是三间阔的前客厅，客厅里地下铺了大块棕纹白色的大理石，上面横梁悬满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敬赠的红底金字横匾，前者有蒋介石、汪兆铭、杨啸天、宋子文、韩复榘、吴佩孚等人；后者有朱葆三、虞洽卿等人。不是歌功颂德，就是铭恩褒奖。厅中央挂了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彩色巨画，画上神像和真人一般大小。前面长案上供着半人高的特制香炉烛台，终年烟火缭绕。关公像左右两旁排着一连串镶有锦框的法国领事馆和公董局颁发的洋文奖状。四面靠墙排着红木椅几，几案上满放着各大商行送来题刻着‘乐善好施’、‘侠义心肠’等的大小‘银盾’。在大厅中间，气派十足地安放着两张垫着大红呢毡的紫檀八仙桌与十六只靠椅茶几。桌椅上金线湘绣的围披，显得富丽堂皇。从顶上挂下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大白天也闪闪发光。”
1916年钧培里落成之时，正逢他虚年49岁生日。在旧上海，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做生日，都是“做九不做十”，如今黄金荣既进新屋，又逢生日，当然要热闹庆祝一番。
况且当时他财势两旺，门徒众多，正好乘此机会向那些巨富巨贾“打秋风”。
事前，黄金荣嘱咐总管广发请帖，在上海租界里，邀请上至军政要员，各巡捕房的头子，富商巨贾，下至众多的门徒，前来聚会。
当时，钧培里的黄宅简直是门庭若市，车马连成长龙，举目难望尽头。门内的来宾挤得水泄不通，前簇后拥，门房的帮闲们忙收礼金，银元叮哨有声。
黄金荣这次做寿，整整安排了三天。第一天接待军界政界人物、各巡捕房头脑和有名望的商业人物以及“高档”门生；
第二天和第三天专门接待门徒。
三天之内，在黄宅大厅和厢房等处，安排了近百桌酒筵。一些贵宾上客，另开雅座宴饮。而那些一般的门徒们到了黄宅，先在门房接待室送上寿礼，签名簿上签上姓名，凑足十人，便由招待者陪至厅上，在红烛前行三鞠躬礼，就入席大吃一顿，然后抹抹嘴巴，滚蛋了事，根本见不到老头子。
此后的几年里黄金荣十分得意。
在法租界负责治安工作，最重要的任务，自然是保证法国人身家性命的安全。在这一点上，黄金荣确实尽心尽力，他的业警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大多集中在这一段。
黄金荣的手下遍及法租界各处，以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因此，外国人在法租界绝对安全。不仅如此，黄金荣对洋大人身家安全的保护还远远超过上海的范围。
黄金荣晚年经常津津乐道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太湖上救樊尔蒂，另一件是临城劫车案救雷狄主教。
我们先来说说黄金荣在太湖救樊尔蒂这件事。
太湖原属江浙两省，自清中期以后，便有许多强悍之徒，利用港汊纵横、舟楫出没之便，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人称“太湖强盗”。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官军也对此无可奈何。
到民国初期，最有势力的水盗首领就是“太保阿书”。这“太保阿书”原名徐天雄，乳名阿书。为松江浦南人。其父亲在金山、松江和奉贤一带以“敲太保”为生。这“敲太保”是当地流行的一种巫师行当，即为人祈解消灾，诵经治病。
阿书自幼年始随父浪荡江湖，耳濡目染，十分了解社会情形。长大后，他拜浦南的青帮大亨陶金生为老头子，开始成为专业流氓。
后来阿书又纠集了一些散兵游勇、地痞恶徒，并以胞弟和“猎猡阿美”为助手，号称手下有千余人。他们在太湖中设下根据地，利用水乡的有利地形，专事抢劫。20年代初这股恶势力发展到了顶峰。
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蒂携爱妻到太湖旅游，被这伙匪帮绑走。“太保阿书”开价四十万银圆。
消息传来，法租界当局要黄金荣设法营救，黄金荣即派手下“小八股党”成员高鑫宝前去拜山。高鑫宝在太湖七十二家武装山头均有眼线熟人，结果马到成功，湖匪头领“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以结识大名鼎鼎的黄金荣而感到荣幸，不仅分文不取，而且还以礼相待，送回了一对法国“肉票”。
这一事件因黄金荣的特殊身份而不费一枪一弹，不出一毫一厘地顺利解决，使法国驻沪总领事对黄金荣另眼相看，他曾一次发给黄金荣等二十多张特别护照，准许他们在法租界内享有特权，例如随身携带的物品可以免受检查。
在汽车、轿子盛行之前，上海妓女出堂会是由龟奴扛在肩上而行的，这是当时沪上奇景之一太湖地区这伙匪徒作恶多端，当时各方都动了很多脑筋想除害，甚至共产党组织也曾派人去说服，但均被拒绝。由于他们势力坐大，严重侵扰地方治安，30年代初，江浙两省联合出动水上警察进行大规模围剿，1931年4月5日，“太保阿书”兄弟被警捕在上海华德路大连湾路（今长阳路大连路）口抓获。16日被斩首于松江附近的张堰镇。从此，太湖地区才稍感安宁。
黄金荣对外国人的救援，传说最广的是在临城劫车案中营救雷狄主教。这一次使他登上了法租界华人督察长的最高职位。
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很快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各地军阀各自为政，连年混战，直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1923年5月5日深夜，一列从上海途经南京、济南、天津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开到离山东临城车站约三四里的地方，司机在车前灯的照射下，发现铁路上有人群走动，便急忙鸣笛警告。
谁知道前面的人群不理警告，司机急忙刹车观察究竟，但由于列车行驶速度太快，一时停不住，继续前进。不料前面约有数十丈的铁轨已被拆除，列车出轨倾覆。
接着，“砰、砰”一阵枪响，约有数千名拖辫子的“土匪”蜂拥而来，他们跳上车厢，绑架了乘客。被绑架的乘客，除了中国人外，还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几十名外国记者，以及几名外国游客。
这批被绑掳的旅客大部分穿着睡衣，也有来不及穿鞋袜的，被挟行在坎坷不平的山道上，偏偏又碰到急雨，加上透骨的寒风，叫苦连天，哭声震野，被押往事先布置的抱犊崮山麓内。
临城劫车和绑架洋人的消息迅速传到各国驻北京公使那里，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
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要求迅速营救被掳的美侨；驻北京的美军要求直接采取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扬言要出兵中国。当时日本虽无侨民被掳，但在各报上煽风点火，鼓吹什么“组织国际联军”来共管中国境内的铁路。
5月9日，驻京五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要求在三天内将被掳的侨民全部救出，不得伤害一人。洋大人一翻脸，北京政府便惊慌失措。为了平息洋人的怒气，北京政府集中全力来讨论营救外侨脱险的问题。
在这批被绑架的外国人中，有一个叫裴于松？雷狄的，他是法国天主教主教。
裴于松？雷狄主教，与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他奉命在上海和南京等地以传教为名暗地里搞间谍活动。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主教，据说在欧战时曾获得“勇士”奖章，在上海法租界有幕后操纵的实力。
这次奉法租界头儿的命令，从上海乘火车去天津开辟传教基地。动身前，先拍发一份电报给天津的法国天主教神甫费维礼，请他到车站迎接。是日，这位神甫到车站迎接雷狄时，突然得悉雷狄被绑架了。
再说抱犊崮的情况。
该处属山东峰县管辖，这里原是个深山丛林的壑谷。它的地形似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二十亩地的盆地，山腰狭小，陡峭的山壁难望尽头。
山壁两旁凿有攀石做扶手，或嵌以扶手的木桩，攀登时如若不小心，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
这个山起名“抱犊崮”，也有来由。据当地相传，由于大牛不能上山，但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农民只有把小牛抱上山去，待养大后耕地，因此有这个“抱犊”的名称。
土匪占据此山以后，便在山顶周围挖掘防御壕沟，中间筑有房屋和地窖，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水缸蓄积雨水以备使用。凡是被绑架来的重要“肉票”，均安置在挖好的地窖内。
5月7日，山中首领孙美瑶命令先将外籍女票释放，要她们捎信给政府军队。信内言明：“须将围山部队撤出十里以外，否则被掳外侨均被杀。”
从山上递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英国人鲍威尔所写。鲍威尔精通汉语，写了英汉对照信各一封，劝告政府军队切勿进攻，须和平解决，19名被绑的外籍男侨均在信上签了名。
这伙土匪为什么要绑架外籍肉票呢？
山东峰县和滕、邹一带属于苏、鲁、皖、豫四省边境，原是历史上土匪盘踞的老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四省边境属于剿匪督办张敬尧管辖。
这位张督办对该地土匪的出没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在“剿”字上下功夫是不起作用的，赶东逃西，等于和土匪捉迷藏，变主动为被动，反而会损兵折将。
张敬尧便采取了“抚”的政策，只要你土匪不打扰我，我也不动你。如果你要投靠我，我便收编你。因此，一段时期内，官匪之间也相安无事。
盘踞在抱犊崮的孙美松原是膝县人，过去是张敬尧的旧部，他们对这位张督办推崇备至。张敬尧失败后，孙美松部因政府不肯收编，便占据抱犊崮落草为匪。
后来北京政府指令山东督军田中玉消灭这股土匪，并派第六、第二十两个混成旅包围抱犊崮达一年半之久。山上因缺乏饮水和粮食，孙美松便遣入向落草的胞弟孙美瑶求援。
这时孙美瑶年仅25岁，不但骁勇非常，而且还是个有名的双枪手。接到大哥的求援信，他便和大哥合在一起，凭借险要地形，据险固守，抗拒官兵。
官兵围山日久，山上严重缺粮，怎么办？他们为了要摆脱眼前的困境，就狗急跳墙，闹出这个临城劫车和绑架旅客的巨案来。
5月12日，在外交使团的一再威胁下，山东督军田中玉和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省交涉员温世珍、曹锟的代表杨以德等头面人物，先后到达枣庄举行谈判。那些洋大人如美国公使等也来到枣庄，督促谈判。
田中玉、熊炳琦与抱犊崮孙美瑶的代表周天松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举行第一次谈判时，周天松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抱犊崮之围，将军队撤回原防；
（二）收编抱犊崮部众为政府军队混成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和给养。
除第三条外，其余两条官方表示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将外侨分三批释放。双方谈判基本达成协议，准备签字。
突然，周天松要求在场外国人和邹、膝、峄三县绅士一同在条约上签字，担保官方不得出尔反尔。为何要求这些人来签名担保呢？因为官方干过背盟杀降的事情。
民国八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咎既往为条件，收编了一支土匪。可是没隔几个月，匪首十七人却全部被枭首。
谈判既已达成协议，便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任抱犊岗首领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官，派人上山接洽释放外侨日期。
谁知事出意外，变故突起，孙美瑶当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和谈条约。还要求政府军再撤退一百里以外，接济山中粮饷，并且声称待召集山中首领会议后，才能提出正式和谈条件。
孙美瑶原来是看到北京许多官员和洋大人都亲自驾到枣庄，认为这笔生意还可以大赚一把，所以才出尔反尔。
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各国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北京政府另谋和谈途径。同时，公使团还要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务必要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侨。为此，山东当局不得不继续谈判。
孙美瑶向官方提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既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省督军，改编他们为两个师；又要求划邹、膝、峄三县为他们的根据地，政府军在百里内不得驻扎军队；对苏、鲁、皖、豫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收编，并要求英、美、法、意、荷、比六国公使签字担保等等。
由于条件苛刻，无法和谈，田中玉赶到北京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原来这是田中玉采用一个明“剿”暗“抚”之计，用以恫吓，迫使对手放弃过苛的条件，重新进行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