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上，黄金荣仍是荣记大世界游乐场的总经理，但实际负责人从1949年5月后就由丁永昌担任经理，大世界游乐场里有2788个位子，有职工1178人，1952年减少到146人，但各种地方戏的演出仍然十分兴旺。但大世界的员工们的收入并没有什么好转，所以他们对黄金荣纵容丁永昌等压迫、剥削员工十分气愤，纷纷写信给政府，要求摆脱封建压迫。一、黄金荣在大世界所领取的钱极其多而员工的工资则少得可怜；二、同样是黄金荣所设的娱乐场所，黄金大戏院演职员的收入却比大世界员工的收入多得多；三、黄金荣不允许员工参加工会组织。员工们的这一坚决斗争持续到黄金荣去世。
黄金荣的另一产业黄金大戏院的营业其实也不太理想。经过交涉，1951年，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改名为大众剧场。
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新社会，黄金荣的生活也必须随时代改变。因而政府派人向黄金荣说：考虑到你已经80多岁，不再需要多干些什么了。但在身体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希望你能早晨到“大世界”门口去扫扫马路。得到这一训令，黄金荣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但世道已经变了。不这样做也不行了，黄金荣只得提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的门口，出现在众多记者的面前。
当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后，立即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看了这张报纸则感慨万千，同时十分庆幸自己离开了上海。但好景不长，杜月笙就于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于凄凉中病故。应杜氏家属的要求，上海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这次，黄金荣从报纸上看到发表的杜月笙死亡的讣告，回忆半个世纪的合作与恩怨，更是感慨万分。
在全国蓬勃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形势下，上海市人民政府对黄金荣这个青帮头目，进行了教育，要求他主动坦白交待以前的罪行，让他为其他帮会分子做榜样，争取宽大处理。
于是，黄金荣终于写了《黄金荣自白书》公之于世。而且年在《文汇报》、《新闻日报》等报纸上都有所刊载，一时影响海内外。自白书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动，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个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不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自白书》的公开发表，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黄金荣这个封建帮会势力最够格的总代表，终于向人民低头，举手臣服了！这篇《自白书》，不仅仅是黄金荣个人的忏悔，而且是中国的帮会以这种形式，给自身的历史打上了一个重重的句号。
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们，包括那些上海的流氓帮会分子们，看到后台已倒，不得不收敛起来，不敢再胡作非为了。
当然，这个自白书也只是初步的。由于是公开见报的，不可能详细地去涉及很多人和事。而自白书中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众所周知的特大事件和一个已经死了的张啸林。对于黄金荣个人真正的详细的坦白交待，也许另有材料。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应人民要求劝黄金荣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递交一份自白书，作进一步的坦白交待。一天，黄金荣叫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亲自带好，在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的陪同下，前往外滩的军营会所在地中央银行大楼。粟裕和盛丕华亲自在办公室接见了他们。黄金荣当面呈递上了自白书，详细交待自己的历史劣迹，然后，他又与陈翊庭一同走出办公室，来到楼下门口。突然，陈翊庭发现自己的公文包丢在办公室里忘记拿了，就让黄金荣在门口稍等，自己上楼去取回来。黄金荣十分害怕军管会看到自己的严重罪行后会生变故，自己会马上被逮捕，就匆匆一人独自回到黄公馆。
由于心情恐慌和焦虑，黄金荣随即就病倒了。开始是整日坐在太师椅里颇为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即使有的时候能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了。渐渐地连坐也困难了，只能整日躺在床上了。黄金荣强烈要求家人不要送他去医院，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在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有着他的大部分荣耀和成就的钧培里，静静地离开人世。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了弥留状态，当天下午，黄金荣停止了呼吸，时年86岁。
黄金荣死后，其亲友徒弟，进行了简单的葬礼。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天晚上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各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得意门徒十几人前来外，没有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后，黄家生活越来越困难，甚至难以维持日常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自行决定。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在无奈之中求助于章士钊。章士钊马上写信给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述黄家的经济困难状况。潘汉年亲自处理，顺利地解决了黄金荣的遗产问题。
黄金荣的死，标志着一个以盗匪四起、帮会横行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的彻底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