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助手不少，应该对国民党失败负责的人很多，为什么自杀的人不多。就陈布雷来讲，还有第二个死因在起作用：身体也已到了垮台的地步，这是多年的写作工作造成的。当编辑时，为赶写文章，不分昼夜，休息不正常，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当上蒋介石的“秘书”后，生活更不规律，半夜被叫醒是常有之事，所以失眠越来越厉害，到了只有靠安眠药才能睡上一会的程度。每晚服药量从2片增加到6片，有时到正式睡时还要加服几片。过量服用安眠药使他身体孱弱，面色枯槁，一副病态，有人曾误认为是吸毒所致。夜里失眠症无休止地折磨，再加上国民党的败局，两个不治之症，使他对生活和存在失去信心，终于走上绝路。
13日早上，平时7时左右起床的陈布雷没有起床，卧室紧锁着。9点钟，侍从室来电话催促他去开会，蒋君章回答：“陈主任身体不适，今天还未起床。”近10点钟，人们感到惊奇。副官从气窗翻进卧室时发现陈布雷已经僵硬地躺在床上，胸口只有一点微温。匆匆赶来的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检查后断定：2小时以前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留下给蒋介石、陶希圣、张道藩、蒋君章、陶永标、夫人王允默及子女等人的10封遗书和一篇杂记后，吞服巴比妥安眠药自尽，时年59岁。陈氏在死前已把后事一一吩咐完毕，遗书中连什么样的椅子交还什么样的单位都说得清清楚楚。就这样有计划、有准备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突然死去，非常悲哀。得知死讯时，他脸部颜色大变，立即宣布停止正在举行的中央党部会议，驱车赶往陈公馆，见到尸体时眼圈都红了。
楼上，陈布雷的办公桌抽斗里，放有三封遗书，是分别写给蒋介石、秘书及后人的，大致内容如下：致总统：
今后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己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致秘书：
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寓中新沙发三把，及单背椅十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善后事办毕后，京寓结束，切劝内子早日返沪……
一封是致后人的：
勤俭正直，坚忍淡泊，永葆我家优良之家风……
陈布雷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百依百顺，为蒋起草过大量文章和文告等，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人物。抗战期间，宋美龄就十分关心陈布雷的健康状况，经常问寒问暖，以示关怀，并曾每天赠送陈布雷一磅牛奶，让他增加营养。1939年4月间，陈布雷体力不支，精神疲惫，宋美龄便建议他去休养。一天，宋美龄亲口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身体不好，不要硬撑，介石很不放心，嘱我告你，是不是易地疗养？所有休养费用、交通工具，我会关照的。”5月7日，宋美龄又亲到美专街看望陈布雷，还带去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此地疗养不便，可在近郊疗养，修书敦促，请即离渝，保重身体。”抗战期间，宋美龄还想方设法从印度空运“三五牌”香烟和美国奶粉按时送给陈布雷。
陈布雷自尽了，这使宋美龄本来就沉痛的心情又增添了几分沉痛。宋美龄穿着黑丝绒旗袍，在陶希圣的陪同下步履沉重地来到陈布雷遗体旁，看见陈布雷那蜡黄干枯的脸，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她两手颤抖，嘴唇嚅动，流下了几滴眼泪。她对站在床旁的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和女儿陈琏说：“陈先生不幸逝世，我代表总统向你们表示慰问。”
王允默凄然道：“谢谢夫人，谢谢总统。”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来找我，我们会帮助解决。这也是总统的意思。”宋美龄用上海话说道。
“谢谢夫人和总统的好意。”王允默向宋美龄叙说了陈布雷生前打算在杭州择地葬身的想法，辞谢了蒋介石要为陈布雷国葬和公葬的好意。宋美龄回去向蒋介石讲了王允默的态度，蒋介石感慨万千，若有所失，提笔写了“一代完人”一幅横匾。
陈布雷的死，似乎给蒋家王朝敲响了丧钟，但蒋介石和宋美龄还要拼命挣扎，于是他又想起了向美国求援。
美国人不给面子
1948年，蒋介石、宋美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深渊。国内，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相继被粉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国外，美国朝野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已公开表现出失望和不满。
大厦将倾，蒋介石却不自知，抑或自欺欺人。他极力为自己鼓劲，表明自己并未失败，仍具有“崇高理想”，并仍在为“建设、稳定和团结”精诚奋斗。可是，无论怎样粉饰和辩护，蒋介石已无法挽回狂澜既倒之颓势。
蒋介石万般无奈之际，明知美国的厌蒋态度，却硬着头皮给杜鲁门总统写信，名义上是祝贺他连任总统，实际上是乞求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他，蒋介石只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他精神支持。这一次，他不要美元，也不要武器弹药，而是希望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蒋介石的“坚决的宣言”。他相信这篇宣言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可以维持国民党的士气与民心，还可以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连这点可怜的要求也被杜鲁门立即拒绝了。
这无疑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感到万念俱灰的他，不甘心就此退出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政治舞台，而要继续执政，就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其他都无济于事了。蒋介石冥思苦想，终于生妙计，让善于交际又谙熟美国政界的宋美龄去大洋彼岸，施展夫人外交，乞求美国支持。
此时的宋美龄，眼看蒋介石大势已去，忧心如焚。她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一睡下便恶梦连连。在兵败如山倒的困难时期到美国去履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宋美龄本不愿意，无奈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都押在蒋介石的前程上，加之看到她的“达令”极度悲哀，连日吐血不止，常常以掌击桌，用脚踢人时，她的心软下来了。
宋美龄赴美之前，杜鲁门通过国务卿马歇尔通知宋美龄，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这给宋美龄此次访美罩上不祥的阴影。宋美龄心里有一百个不痛快，但还是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她忘不了1943年的外交辉煌，她自信能代表蒋介石，凭这一私人资格也能解决一切难题，奇迹一定会发生！
然而，今非昔比，1948年的形势不是1943年的再版。当年罗斯福总统支持的是一个“抗战的中国”，而现在杜鲁门总统无法给予一个气数已尽的“内战的中国”以无止境的援助。因此，宋美龄此次访美无“旋风”可刮，便也是意料中事。
1948年11月30日，宋美龄专机抵达旧金山。中国驻纽约领事游建文随行于12月1日，到达华盛顿。到机场迎接的中方人士有60人，美方有国务卿马歇尔的夫人、国务院礼宾司官员伍德沃德及夫人、巴特沃思夫妇以及杜鲁门总统的代表兰德里上校等人。机场的迎接场面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宋美龄此次来美的匆忙。事先的安排原本是：顾维钧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第一个去迎接宋美龄下飞机，接着是马歇尔夫人、黄惠兰（顾维钧的夫人）、巴特沃思夫妇，最后是孔祥熙，然后再由顾维钧陪同宋美龄，同新闻界代表、摄影记者见面寒暄并摄影。
然而，当宋美龄一走出机舱，孔祥熙就迫不及待地第一个抢上去问候宋美龄，使宋美龄十分尴尬，不得不同时伸出两只手，右手同孔祥熙握手，左手同顾维钧握手。摄影记者也一拥而上，抢拍宋美龄的镜头，接下来的场面更是混乱。马歇尔夫人一边拽着宋美龄的胳臂走向停在飞机旁她自己的车子，一边问她是否要发表声明，宋美龄望了望后面跟着的一大群记者，摇头说不讲话了，这样，宋美龄和马歇尔夫人钻进了车内。
车子刚要开动，顾维钧跑上前去拦住司机，同时把兰德里上校从人丛中拉过来介绍给坐在车里的宋美龄，说明他代表杜鲁门总统前来接机，并感谢他到机场来，同时感谢杜鲁门总统派他来，这样，总算对失礼的行为做了一些补救。
国务院为游建文派来的汽车也乱了套。按说，游建文本来应与宋美龄同乘一辆汽车，可是宋美龄被马歇尔夫人拉进了她的车，而且汽车没等游建文上车就开走了。原来给游建文派的车子上又坐上了宋美龄的女仆和马歇尔的女仆，两人都不愿换乘装有行李的另一部车子。最后，其中一个人答应和司机并坐，游建文才有个后座。
这种混乱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正处在垂死挣扎的境地，另外也显示出宋美龄此次访美与前次相比所受的待遇有天壤之别，没有红色地毯，没有欢迎仪式，白宫明显刻意地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作淡化处理，骄矜的公主一下子成了无人理会的灰姑娘。
宋美龄对美国人的冷淡感到很难过，她的一些美国朋友也为此感到很难堪。美国人看到这位“在中国的美国女儿”，当年才貌出众而今魅力犹存的蒋夫人，如今成了落毛的凤凰，处境如此狼狈，心里有些许不安。为此，马歇尔与夫人设法将她安顿在弗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这样，宋美龄一到美国，就住进了弗吉尼亚州利斯堡马歇尔夫妇的住所。当天，接见了新闻及摄影记者。马歇尔因在瓦尔特雷德医院住院观察，未能亲自到机场迎接。12月2日，宋美龄同马歇尔夫人一道去医院探望马歇尔，并与马歇尔进行了45分钟的简短谈话。
自1945年马歇尔奉命赴会调停国共矛盾以来，宋美龄同马歇尔夫妇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这位五星上将出身的美国国务卿也因那段复杂经历成为美国高层中的“中国通”，加上杜鲁门特别钦佩他，宋美龄和蒋介石都认为马歇尔是可以左右总统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宋美龄原来想，她比蒋介石对马歇尔一家人和美国更为熟悉，由自己亲自出马一定会把马歇尔和蒋介石之间在中国发生的误会解释开，促使马歇尔重新恢复积极援蒋的努力。但宋美龄忽略了美国政治的特点。实际上，美国政治当局要做出重大决定必须获得广泛的支持，不仅要有大多数政治领袖的支持，而且要得到舆论的普遍支持，宋美龄太高估个人的力量了。
12月5日，宋美龄在马歇尔夫人陪同下在医院再次会见马歇尔，并共进午餐。这两次会见，都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一位记者曾采访宋美龄，问她是否有收获。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吗？”但从当时宋美龄准备发表的一份声明草稿来看，她对在医院与马歇尔的会谈“极为失望”。声明说，她来美国未经与中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人商量，因为只有尽心报国，心神才安宁，“我访问的后果由我个人负责，而且只由我一个人负责。”虽然最终声明并未发表，但已足见当时宋美龄的失望情绪。
后来，12月27日，宋美龄还拜会了美国代理国务卿洛维特，重申请求美国政府援华。
在官方场合，宋美龄的到来，显得特别尴尬。只有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少数同意帮助蒋介石政权的人，对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而更多的官员对此反应极为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