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对张作霖独吞蒙古等地持反对态度，他曾提出应由奉、直两系各选拔一个师，组成远征联军收复库伦。然而曹锟心有余力不足，他尽管名为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巡阅使，但并没有用于征蒙的兵力，因为周围敌手遍布，不容调走一兵一卒，他明知张作霖独自征蒙，将来的权势会更加可怕，但亦无可奈何，对张作霖的要求提点建议的余地都没有，他见反对也无济于事，只好点头同意。
曹锟环视一下自己四周各省的情况，心里不由得发紧。准段系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和陕西的陈树藩一起和张作霖比较容易结合，特别是陕西，当初张作霖指使许兰洲运动督军时培植了相当可怕的潜在势力。河南的赵惆也不能让人放心。安徽是张作霖亲家张勋的老巢，义子张文生坐镇其地。
曹锟纵观四周心中颇觉有不安之感，他深知难以与封疆割据超然在上的奉系相比。为防止张作霖的势力南下，冲击自己的地盘，曹锟心想，倒不如让出蒙古使张作霖无暇南顾，进而可巩固自己地盘。
张作霖见征蒙大权在手，也大发善心，与曹锟约定，对直系势力范围奉系将绝对不予侵犯。为表明诚意，张作霖承诺把陕西、甘肃两省划给曹锟。于是5月25日，北京政府首先更迭了陕西督军，原督军陈树藩被捧为祥威将军，特任曹锟部下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新督军。
5月29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徐世昌主持召开蒙古善后会议，张作霖、曹锟、王占元三巡阅使和靳云鹗总理以下各阁员以及其他在京的蒙古兰公共计四十余人列席。
与会者就内蒙防乱、外蒙平乱、蒙民生计和蒙古王族的优待问题进行了协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先出兵征蒙。会上徐世昌正式决定将全部征蒙的责任全都委托给张作霖，而且对张作霖、曹锟、王占元三人在征蒙问题上的分工作了明确规定。
徐世昌在征求大家意见之后决定：“一、征蒙全局的用兵和指挥官全部由张作霖负责；二、后备援军的统帅和联络计划由曹锟负责；三、军费支援和稳定后方，这一部分由王占元担任。”
会上，徐世昌一再申明说：“政府决定讨伐蒙古，其目的在于讨伐土匪，安定民心，结五族共和之果，以保全国家领土完整。所以才特命张作霖出师，急速勘乱。”
靳云鹗也站起来说：“我补充两句，希望在座的各位王公归蒙后，能够传达会议精神，劝说各旗贵族和平民，正确认识政府的讨伐行动，积极配合政府，共图挽救危局。”
张作霖心里洋洋自得，但脸上却显得很严肃，他在徐、靳二人讲完后，马上站起来，慷慨陈词，作了一番征蒙演说。
次日，徐世昌发表大总统令正式宣布征讨外蒙。今文如下：“此次库伦事变，乃少数外蒙莠徒和旧俄军官相互勾结，劫持活佛，进扰蒙境，肆意掠夺城市，杀戮商民。据在库伦名商迭次详文呈报，凡我邦人皆同心共痛者也。在库王公、喇嘛、人民等受其劫持，不得已而逃亡，躬罹其害，哀求救济最为殷切。前日召集在京各蒙古王公以及呼图克图喇嘛等，征集群策，皆以蒙民受害最甚恳望速派国军，平定边疆，以救群生。本大总统顾念国土沦于荆棘，蒙民陷于水火，断然不能坐视人民疾苦，一任异族欺凌。在此即准所请，决定大计，整肃师旅，速图勘乱。”
同时，徐世昌还以大总统令发表特任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兹派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对凡有一切剿抚计划，皆赋予全权以便宜行事。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最为紧要，皆与外蒙军事，声息相通，必须呼应灵敏，方可收指臂之效。各该特区都统，均应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以便职权统一为要。至于后方策应一切援助，皆俟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锟、两湖巡阅使王占元随时会商，妥筹办理。”
自此张作霖的权力更加强大，作为东三省巡阅使操纵吉林。黑龙江二督军，作为蒙疆经略使对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也掌握发号施令之权，事实上他已成为“满蒙之王”。
张作霖从政府领取征蒙军费300万元，张作霖权财两得，得意到了极点。6月4日中午，他在比帝王行幸还要森严的警戒中得意洋洋地返回奉天。
张作霖一手承担了征蒙的全部责任，归奉后立即召集吉林督军孙烈臣、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两督，就征蒙问题举行东三省大型军事联席会议。
6月25日，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一职。7月5日，北京政府又急急忙忙送来了刚刚铸好的蒙疆经略使的印绶。张作霖在第二天发表了事先早就制定好的蒙疆经略使署的官制，并任命了各级官员。
张作霖计划出动万人征蒙，从东、南、北三面包围库伦，采取军队向前推进的同时，警备外蒙边界，断绝蒙匪的入侵和粮道，逐渐招抚蒙匪归顺，即采取武力求和，保持双方名誉。
东路由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统领，从热河方面进军，兵力为二十八师全部和骑兵旅。南路由察哈尔都统兼援库伦军总司令张景惠统领，从张家口方面北进，兵力为暂编奉军第一师和暂编奉军第六混成旅及第七混成旅。北路由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统率，从海拉尔方面西进，兵力为第二十九师全部和巴英额部下的黑龙江骑兵第一旅。
张作霖命奉天兵工厂不分昼夜生产武器，但终因生产规模太小，弹药缺口较大。张作霖和王占元商议由汉阳兵工厂购入子弹数百万发，款额由政府支付。另外他还派人去上海购买5000枝步枪。
蒙古和直隶北部地广人稀，物资供应紧张，不易购买军粮。加上交通不变，运输困难。因此张作霖决定募集几个运输大队，从东蒙古和张家口两路的中转站向前线各军运输供给。
为了在进攻库伦时威吓敌军和侦察敌情，张作霖还决定使用自己手中的王牌战争工具——飞机。他决定用四架或六架飞机随队征蒙。因此连日来，奉天人时常看到飞机在天空中连续不断进行飞行训练。
6月27日，张作霖向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下达了出击令，命令率二十八师向热河方面挺进，利用满铁线快速运输队伍。张作霖从北京政府手中分两次共取得征蒙经费500万元，“见了兔子才撒鹰”，因此奉军这才全线出动。
张作霖也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他也可以避免太多的人力、物力损失。他一直把“以武力求和平”作为征蒙方针，在出兵外蒙的同时，把内蒙古的王公召集到奉天举行蒙古问题会议。达尔罕亲王、宾图王、郭尔罗斯王等王公共十七人，以及蒙藏院副总裁达寿、蒙古宣抚使熙钰和农商总长王乃斌以及孙烈臣、吴俊升、张景惠等人参加。
在此之前，张作霖曾以蒙疆经略使的名义，对蒙古活佛发出如下通告：
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对蒙族一视同仁，但你们竟为俄人和土匪所诱惑，虐待蒙民惨如牛马，陷宗教于水火干戈之中。本使期望蒙古的安宁，为了消除其祸根而接受征讨大任。但惟恐大军所到之处，玉石俱焚，有悖于国家怀柔大计。所以你们如能良心发现，悔过归顺，本使可以对汝等相约，永远给予恩遇。否则由于汝等少数人终于破坏蒙古大局，则会贻误你们的将来。
这是张作霖对蒙古活佛一派的一种劝降示威活动，期望尽量不用武力解决蒙古问题。这次张作霖又把内蒙古王公等人召集一起商议，还是出于此种目的。讨论结果决定首先由内蒙古王公共同归告外蒙归顺，同时出动军队，显示威力以加速归降，以取消库伦的独立。如果库伦方面不答应，则断然加以严厉的讨伐。
原先张作霖并不想出兵外蒙，但他在获得500万元的军费，增兵4个旅和控制三个特区以及一人承担征蒙等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后，他不出兵也是无法对中央政府作出交待了。
张作霖对蒙古方面的情况并不是很熟悉，而且要悬兵万里，在荒凉的漠北调动军队作战，他也对重重困难十分挠头。所以他想仅以武力求和为最好的结局，不要费力，而好处、便宜占尽，因而他对蒙古活佛的通告，也是对蒙古方面的一种示威宣传。
张作霖把亲征的日期定在7月26日上午，同时定下由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上校随行。同时张作霖还计划带上40人的文武随员队伍和350人的私人卫队。日本满铁会社答应特别给张作霖准备一个带有贵宾车和一二三等车箱的专列。
正当张作霖摩拳擦掌埋头准备亲征之际，外蒙形势再度发生重大变化。
7月初由赤塔方面入境的赤卫军在恰克图南方与温凯伦军队交战，温凯伦军大败。中国军队对于蒙匪的追剿十分顺利。6月上旬占领滂江的一部蒙匪被中国军队击溃。26日，二千蒙匪再度来袭，又被中国军队击败。打到经棚、林西方面的蒙匪也被热河方面的中国军队击退。在呼伦贝尔曾逞雄一时的胜福的蒙匪残部已向吴俊升投降。
这样，在库伦的主战派只剩下蒙古土匪的大头目陶什陶一派和温凯伦的军队。因此张作霖的征蒙完全没必要再兴师动众即可以抚平，更不需要张作霖身先士卒亲自出征了。
谁知没多久，外蒙局势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温凯伦为了进攻赤塔，率由俄蒙人编成的2万余名乌合之众向北推进，在特罗白茨克、撒夫斯克附近和南下的赤卫军迎头相遇，温凯伦猝不及防，在交战中损失惨重，共死伤2300余人，他的军队向后狂退不已，一直到库伦附近的刹果尔地区才立足脚跟。
温凯伦命令手下人在刹果尔地区就地防御阻击赤卫军的进攻。但由于温凯伦的军队纠集时间不长，因此防备不善，被赤卫军多处突破，温凯伦丢弃数百名死伤者和大量武器、弹药落荒而逃，他的部下也四处逃散。
赤塔的赤卫军乘胜继续追击，7月6日占领库伦。温凯伦喘息未定，见大兵压境，只得丢掉军需品、粮食等一切物品，带领残兵败将退出库伦。赤卫军则受到反温凯伦派蒙古人的热烈欢迎，不仅获得了大量武器和军需品，而且掌握了库伦的实权。他们组织蒙古革命党从旧政府温凯伦和活佛一派手中夺取了政权，并于7月10日组织了蒙古人民政府。然而正当此时，中原政局再度混乱，以广西陆荣廷的没落为主因，接着是两湖风云紧急，结果张作霖的征蒙只得暂时延期。
在此之前，拖沓了半年之久的两广争霸战最终还是以军事手段得出了胜负。6月末广东军以破竹之势占领广西梧州，陆荣廷派分裂，历来作为广西军中的中坚力量的刘振寰、沈鸿英等人投降了广东，各自宣言独立，结果陆荣廷陷入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困境。
原来陆荣廷与张作霖有南陆北张之称，是称霸广西的中心人物。他这次重蹈云南唐继尧的复辙，经营十余年的地盘丧于一旦，于7月21日只身逃往越南。结果是北方再次丢失广西，靳云鹗内阁的统一计划又一次遭到重大打击。
陆荣廷的没落影响波及到两湖，湖北人排斥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的运动开始抬头。平素就怀着排斥王占元，在湖南居住的湖北人夏斗寅、宋鹤庾、曾绦平等武将提出所谓“湖北人的湖北”的口号，驱逐自宜昌、武昌兵变以来丧失威信的两湖巡阅使王占元。
夏斗寅等人和民党系携手开始驱王运动，并且说服优柔寡断的赵恒惕，最后断然发动了湖南军进攻湖北的事件。潜伏在此次件之后巧得渔夫之利的则是吴佩孚。
原来吴佩孚并不赞成张作霖独自征蒙，他本身倒不是反对征蒙这件事，而是害怕征蒙后张作霖的势力更加膨胀。然而张作霖巧使手段，得到了征蒙的全权，事已至此，吴佩孚在表面上无法反对，因此只有采用间接打击牵制奉系的手段。
吴佩孚暗地里支持排斥和张作霖声息相通的王占元，首先唆使湖南军侵入湖北，同时命令自己的旧部第二十五师师长湖北人萧耀南以援鄂的名义进军湖北，从而使王占元陷入危险的境地。吴佩孚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是可以利用两湖问题迫使张作霖中止征蒙；二是可以乘机将湖北的王占元赶走，使湖北成为直系的势力范围。
广西丢了，湖北形势又十分不利，这些给北方派带来极大的恐慌。北京政府、湖北的王占元，甚至连直隶的曹锟都要求张作霖中止征蒙，并不断地向张作霖发出求救的电报。
对于两湖的事态严重，张作霖也不能置之不顾而一门心思向北远征蒙古。加上这时东三省土匪四起，南方派的潜入，总之还不能说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但东北形势也不是太稳。因此，张作霖思前想后，再权衡北进和南顾的得失后，终于对征蒙产生了动摇。
7月24日夜，张作霖连夜召开心腹将领会议，就当前形势进行商讨，众人倾向于向南发展，因此张作霖终于下定决心，断然发表声明中止征蒙。他电令未出动的军队原地待命，已经和蒙军有接触的军队暂时就地驻屯，采取了观望形势的态度。这样征蒙完全中止，蒙古问题终于原封不动地未得到解决。
张作霖决定置蒙疆不顾而进关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