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惠接到杜立三正法的消息，立即率部驰往杜立三的老巢——青麻坎，层层包围。张派人劝杜母不要抵抗，可以保住全家性命，杜立三的大哥乘机逃跑，杜老疙瘩不肯投降，拼命到底，杜母见大势已去，劝小儿子不要反抗，打开大门，张景惠的队伍开进去，杜老疙瘩又开枪射击，被束手就擒，拉出院外，将头砍下。解决了杜立三的老巢以后，进行搜索，装载几十辆大车的金银财宝、枪支弹药等，拉回新民。
此刻，杜泮林还蒙在鼓里，听到杜立三被正法时，对张作霖破口大骂，说张作霖卖友求荣，背信弃义。张作霖并不生气，说：“义父在上，我奉总督之命，为地方除害，实出无奈，也是全靠义父的帮助，我一定呈报总督大人从优奖叙。”杜泮林凄然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你为奉天除害，算是做对了，立三已死，不能复生，但望你能善待他的家人，对他的部下妥为安抚，老夫于愿已足矣。”
杜立三巨匪被消灭，徐世昌喜出望外，立即报请清廷为张作霖请功：“今兵不血刃，渠魁接首，不但江西安枕，即他处匪徒，亦闻而知惧，该统领等赴机迅速，实属异常出力，奋勇可嘉，应准其择优请奖，以昭激励。”旋清廷朱批。“予都司张作霖等五员奖叙。”赏银5000两，并升任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从此，经张作霖五载剿匪，辽西一带匪患基本肃清了，社会治安渐趋稳定。
张作霖在驻防新民期间，又娶了两房姨太太，三姨太戴氏，是广宁县捕盗班头的女儿，容貌美丽，被张看中，托杜泮林从中说合，用重金聘娶。戴氏性情暴躁，婚后感情不睦，张初任督军时，戴氏因打骂使女，被张赶出府门，削发为尼，郁闷而死。四姨太许氏，名澍肠，直隶宛平人，随母亲流落到新民，以缝补浆洗为生，一日在井台打水，被张看中，1906年与戴氏同日进门。许氏性情刚强，遇事有见解，教育子女有方。
徐世昌对张作霖效忠清廷，机智勇敢，剿匪有方，甚有成效，颇为赞许。1908年调张作霖前路巡防营移驻挑南府。消息传开，新民府文武官员、士绅名士纷纷设宴饯行。张作霖领兵开拔那天，又热烈欢送。不料，新民府商会会长姜雨四拦住张作霖，扯住马缰绳向张索要在新民府驻防期间，为筹措粮饷，向商家挪借的款项，非让张作霖偿清欠债再走，闹得张作霖很难为情，经其他官员出面调解，并应允承担偿还这笔债务，才要张作霖开拔。后来，张作霖当了东三省巡阅使，筹办兴业银行，聘请善于理财人才，想起当年在新民府拦马索债的姜雨田了，遂派人把姜雨田请到奉天。姜一路心惊肉跳，害怕报复。出人意料，张作霖见到姜雨四十分高兴，哈哈大笑：“多年未见，你没忘记我这个债主吧！”姜雨田害怕地说：“都怪小的办事死板，当年多有冒犯大帅。”张作霖说：“办事死板也大有用处，像你这样一个心眼的人还真难选哩！我派你做我的兴业银行去当襄理，干好了还要高升”。从此，姜雨田成为张作霖手下理财的得力助手，张作霖对姜十分信赖依重，至死不渝。
蒙匪陶克陶胡、白音大贲在郑家屯、洮南府一带活动猖撅，打起反清大旗，对百姓烧杀掠夺。沙俄对我国东北垂涎已久，在哈尔滨设立了蒙务机关，设立据点，以美女、枪械、黄金为诱铒，网罗内蒙的王公、喇嘛、牧主、匪首作为他们的侵略工具，并派出便衣特务潜入内蒙各地，专门从事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事端，煽动民族分裂。蒙匪陶克陶胡原系郭尔罗斯前旗（今在吉林省）的一个没落贵族，早年投靠沙俄。1907年清廷在内蒙东部大村招垦，毁坏草地，激起内蒙人民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垦斗争。这时陶克陶胡奉沙俄蒙务机关指示混入抗垦队伍，窃踞了首领地位，他利用民族仇恨，率领骑兵队伍越过边境，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这是一股名为反抗清廷，实为沙俄假借蒙匪之手对我国东北进行侵略活动。清廷曾调张勋、倪嗣冲、赵佣等部队进行围剿，均不能奏效。徐世昌又派张作霖、冯德麟（即冯麟阁，受抚后改为现名）和马龙潭等巡防营进剿。张作霖率部队同陶克陶胡、白音大贲匪帮激战于内蒙东部大草原。
内蒙东部是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一望无边的沙漠，没有村庄，也没有森林，蒙匪非常强悍，熟悉当地地形，精于骑射，行动敏捷，时隐时现。张作霖的巡防营，面对强悍的蒙匪和生疏的环境，兵分三路进入大兴安岭的索伦河一带剿匪。蒙匪同辽西的胡匪大不相同，他们多用奇袭，乘清兵不备，进行偷袭，然后骑马逃逸，当清兵追袭时，早已不见踪影。小股清兵追袭往往脱离部队，又难于联系，吹号鸣枪又易被蒙匪发现，后勤供应也极困难，因此，剿匪初期困难较多。这时，徐世昌把奉天的八路巡防营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巡防营，仍以张作霖为前路统领，并将五营扩充为七营，除原有的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邹芬等营外，又将驻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的建制。孙烈臣，字赞尧，奉天省黑山县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少时好学尚武，能骑善射，及长，租地耕田或打短工，为财主充当炮手。1900年，庚子之乱，沙俄军队占据奉天，奉天将军增棋被迫出走，行至黑山老河深屯时，人饥马渴，狼狈不堪，被孙的表弟赵文清迎到家中。翌日，赵文清邀表兄孙烈臣护送增棋到白土厂防御衙门避难。因孙护送增棋有功，留在将军衙门任戈什，后升任巡防营管带。由于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的前路巡防营，使张作霖所部增至3500人，兵力得到加强。在剿匪过程中，也逐渐摸索出在草原、沙漠的作战经验。张作霖采纳了张作相的建议，采用步兵用刀砍蒙匪马腿，骑兵用刀割马杆子绳套的战术，使蒙匪马跌人落，套杆子失去作用，战局逐渐好转。1908年6月，张作霖率部直捣蒙匪老巢龙王庙，一举将白音大贲手下的干将巴塔尔斩首于九头山。1909年春，将白音大贲击毙，生擒牙什。张作霖身先士卒，率部穷追陶克陶胡，转战于内外蒙边界沙漠，进军800里，人烟罕迹，冰天雪地，艰苦异常。1910年4月，陶克陶胡被击败，率残匪45人由多罗克卡越境逃到俄国。同年8月，沙俄派人用船将陶克陶胡等人家眷从郭尔罗斯接到哈尔滨，然后送往俄国，从此，蒙匪陶克陶胡叛乱宣告失败。
张作霖率部苦战三年，历尽艰辛，露宿寒林，捧雪为食，终于取得剿匪的胜利。徐世昌称这次胜利“实非寻常剿匪之功可比”。张作霖率部消灭陶克陶胡的叛乱，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功不可没。张作霖的部队也经过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成长为一支敢打硬仗的劲旅。
吾事镇压革命党
卑鄙出卖杜泮林，成功诱杀杜立三，的确使张作霖捞到了不好处，但有一个目的他暂时还没有实现，那就是带领自己的武装入省城。不过他并没有死心，好像一只饥饿的狼时刻都在寻找猎物一样，张作霖无时不在注视着时局的发展，捕捉着新的立功讨好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很快来临。
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从武昌城头拉开帷幕，迅速波及全国。当这一消息传到东北时，此地的革命党人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他们在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领导下，积极筹谋发动武装起义，宣告奉天独立。
革命党人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恐慌。1911年10月历日，正在黑龙江省视察的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匆忙赶回奉天，连夜召开文武高级官员会议，商讨所谓“维持治安”事宜。赵尔巽所标榜的“维持治安”，实际上是要将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计划扼杀于摇篮之中。在这次会议上，赵尔粪的心腹幕僚，时任奉天谘议局副议长的袁金铠，向他提出了调“剿匪功臣”张作霖来省的建议。在袁金铠看来，张作霖无异是现今奉天各地方武装中最具实力的一支，加上张本人有策略，懂计谋，由他来充当镇压革命党人的主力，可谓再合适不过。
但是，袁金铠的建议并没有被赵尔巽采纳。
赵尔巽1906年曾一度出任盛京将军，对张作霖这个人早有耳闻。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他不否认张作霖剿匪的功劳，认为张的确是个人才；但从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他又担心张作霖诡计多端，说不定有一天会算计到自己头上。在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他最后决定密调驻守通辽地区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开进奉天，担当起镇压革命的“重任”。
可是，赵尔巽的决定很快被在奉天讲武堂深造的张景惠得知，并急忙报告了张作霖。
得知这一消息的张作霖可谓心乱如麻。自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后，他几乎无刻不在等待着来自上级的调令，他自认自己的队伍力量雄厚，功勋卓著，镇压革命党的重任应非他莫属。他曾拿着登载有武昌起义消息的报纸对张作相扬言：“你等着瞧吧，我们的队伍开进省城的日子不远了！”
然而，来自张景惠的消息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怎么办？难道让千载难逢的机遇就这样白白丢失？
张作霖当然不会！在经过周密权衡利弊之后，他决定以救世主的姿态擅自领兵进省，在赵尔巽面前充当一回不请自到的英雄。
1911年10月16日，即武昌起义爆发6天之后，张作霖率领他在洮南地区的部分精锐，星夜赶赴奉天。临行前，他嘱咐参谋长依钦保，务必在3日之内将所有人马开进奉天！
张作霖一到奉天便匆忙赶往总督府拜见赵尔巽。赵尔巽见张作霖自天而降，煞是惊异，他还没有醒过神来，一向善于演戏的张作霖已先开口了：“时局如此紧迫，卑职深恐大人身边有危，乃迫不及待擅自领兵进省不请自到之过，请大人严惩，卑职决无怨言！”
听到张作霖的一席话，赵尔巽颇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尽管他对张作霖此举不抱任何好感，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默认。
三天之后，张作霖的大队人马全部进抵奉天省城。为了显示一下自己队伍的实力和“纪律”，张作霖将队伍整齐排列，并请赵尔龚亲临现场视察。赵尔龚在视察讲话中指出了奉天局势的严峻性，号召全体将士厉兵秣马，严阵以待，时刻准备为大清江山献出生命。张作霖在赵尔龚之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发誓要带领自己的队伍为总督效犬马之劳。
为了充分发挥张作霖的作用，赵尔巽不再顾忌他的狡猾善变，干脆将驻扎在奉天附近（原由朱道坚统帅）的中路巡防营也一并交由张作霖统管，同时任命张为剿“匪”司令兼奉天城防司令。这样，张作霖不仅官职得到了提升，而且所辖武装一下子由原来的近4000人增至5000余人。
为了报答赵尔巽的“知遇”之恩，张作霖甚至来不及安顿好自己的部下，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镇压革命的罪恶行动。
当时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反动派所嫉恨的革命派领导人有如下几位：
一是蓝天蔚。蓝天蔚祖籍湖北黄陂，早年公费留学日本，深受日本留学界进步潮流影响，曾与黄兴等人组成“拒俄义勇队”并被推为队长，旋回武汉新军中任职。1907年再次赴日考察军事，并考入日本陆军大学，1910年回国，被清政府任命为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驻扎奉天（今沈阳）。他所领导的陆军第二混成协是当时奉天最具实力的一支武装力量，因而被赵尔巽之流视为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是张榕。张榕祖籍辽宁抚顺，1903年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习俄文，旋因日、俄战争爆发弃学回乡，在家乡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谋抵御外侮，挽回主权，不久被清政府勒令解散。1905年再次人京，创办秘密刊物鼓吹革命。旋与革命党人吴樾密谋暗杀出洋五大臣，事泄被捕。1908年越狱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1910年潜回大连。武昌起义爆发后急人奉天，与蓝天蔚等策划东三省独立。
除上述二人之外，第6镇统制吴禄贞，第20镇统制张绍曾等也是倾向革命的新军军官，但蓝天蔚与张榕无疑是张作霖急欲摆平的主要对象。
1911年10月22日，赵尔巽以总督身份召开了新军将领和1日军各巡防营头目参加的会议。他召开此会的目的，是要商议成立一个以“保境安民”为名，行“镇压革命”之实的“保安会”，妄图以保安会来阻止东三省独立计划的实现。考虑到此次会议非同寻常，惟恐自己在会上遭遇不测，赵尔巽在会议召开之前叮嘱张作霖，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要使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根据赵尔巽的吩咐，张作霖想了一个十分“高明”的万全之策。
上午9时左右，与会新军与旧军将领陆续莅临会场，作为前路巡防营的统领，张作霖自然也在与会者之列。与其他人所不同的是，张作霖手里攥了一个用白色毛巾裹着的包裹，人们看着他手里这样一个奇怪的东西，不禁感到好奇。只见张作霖不动声色，大摇大摆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前，然后把包裹往桌子上重重地一放，旁若无人地抽起烟来。
会议开始了。正如赵尔巽所预料的那样，当他讲到成立一个保安会，力保大清江山不失时，会场果然骚动起来。以张作霖为代表的旧军将领们纷纷表示支持这一主张，但几乎所有新军将领都极力反对这一提议，气氛格外紧张，赵尔巽也感到格外尴尬。为了保住总督大人的脸面，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劝慰新军将领，说什么东北是清朝的发源地，是皇朝基业之所在，望各位务必护卫朝廷，以固国本。然而，无论赵尔巽如何情“真”意“切”，新军将领们就是不为所动，有些大胆者甚至怒目横视着他，大有起而争辩之势。
正当赵尔巽骑虎难下之时，一直静观事态发展的张作霖发话了，只见他慢悠悠地从坐位上站立起来，两手托起那个古怪的白色包裹，不紧不慢地说：“各位，总督大人的善意劝告你们都听见了，作为一个堂堂的东三省总督，他从国家利益出发，如此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就连一块石头也被他感动了，可我就想不通，你们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他用那双线缝似的小眼睛飞快地扫视了在座的新军将领们一眼，接着说道，“我张作霖吃国家的饭，只知为国家办事；受总督的恩，只知为总督效劳。各位听好了，你们如果再不表态接受总督大人的意见，我这里的几颗炸弹可就不答应了。”他将手里的白色包裹晃了几晃，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大家同归于尽好了！”
会场顿时死一般的寂静，只听得见咚咚的心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张作霖本来就是个不要命的角儿，现在又见他手里托着那么大一包炸弹，没有人不感到粉身碎骨的威胁。新军将领们果然被张作霖的恫吓给镇住了，第三镇协统卢永祥首先举起了手，其他人也跟着举起了手。就这样，赵尔巽的所谓“保境安民”的主张，遂被会议强行通过。
其实，张作霖比谁都怕死，在自己飞黄腾达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命看得比谁都重要。他只不过是利用了革命党人软弱可欺的弱点，用一个伪装的“炸药包”，把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革命党人给蒙了。
他的白色毛巾里面包着的，其实是他整日不离手的几个香烟筒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