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着“第一夫人”的梦想，一个宋家神话的缔造者，一个聚敛无数钱财的妇女，在默然中离去。留给后人的可是那沉重的历史沧桑感？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署理了20多天的财政部长，于1932年1月26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1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1932年2月，孙在上海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写文章把蒋、汪骂得一塌糊涂。孙科为什么如此大胆？有人说，因为他是孙中山的儿子，所以有革命的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的脾气；因为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的脾气。他有时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当他发革命脾气的时候，也就是政治上表现得最好的时候。但可惜的是他发革命脾气的时候，也同发其他两种脾气，而且发革命脾气的时间也不长。因此，他不能坚持政治主张。
手拿酒杯的宋庆龄若有所思。是在想又找到了一位可以与之共同对抗蒋介石的朋友，还是心有他物？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了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往汉口“剿共”总司令部，要求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这一作法，使宋子文的节缩计划流产。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这时蒋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蒋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总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幼年的宋庆龄已然有了满卷诗书胸中握的豪情。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宋反对更多的借款。他说：“这个方针存在着毁灭、政治不稳及最后的灾难。赤字和短期借款的恶性循环，此中痛苦我久经饱尝……我愿继续做纠正自杀方针的人。”持票人的牺牲，使预算得以平衡，而这样的牺牲“不能再重复了”。他又说：在日本侵袭期间，上海银行面临很多的困难，“实际上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崩溃在即，只有悉知国内情势的人才能领会。”
宋子文还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吗？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得到合理的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1932年蒋介石写的手令宋子文辞职后第3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月7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允打消辞意，但须请假略事休养。6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到沪挽留宋子文与陈铭枢。7月7日，在上海协商达成了妥协方案，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比蒋原来要求的1800万元短300万元。宋同意复职。7月12日，宋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实际上，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1933年夏，宋出访欧美回国后不久，请辞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接任。同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宋辞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宋子文此次辞职的原因，说法不一。半官方的《时事月报》说，宋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七年来工作过度，他感到精神上、体力上疲劳不堪”。但宋否定这种说法。10月30日，他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说，任何健康状况不佳的报道都是错误的，他不准备用“东亚病夫”作为辞职的托辞。宋说，实际上他出国归来后数月特别健壮。但宋拒绝公开说明他辞职的原因。据胡汉民私下说，宋曾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
读书时的庆龄，如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清澈、美丽。另一种说法是宋子文出国期间，蒋介石突破了他的预算，而且把这笔钱都花在最近一次“剿共”军事行动上。宋子文回国后对此非常恼火，急急忙忙去见蒋介石。这次会见终于引起了轰动一时的争吵，最后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为此辞去职务，由孔祥熙接替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官方关于宋辞职的解释是由于难以解决的财政状况。10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对记者谈宋辞职原因时称：“自国难以来，收人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
但把财政状况解释为宋辞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说服力的。财政问题固然严重，但宋曾应付比这更坏的情况。报纸专栏作家王仲芳写道：“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政府经常在财政困难之中……去年尽管有长江水灾和上海战争，宋成功地平衡了预算……现在国家的条件并没有像一年以前那样危急。”“鉴于他过去的振作有为和气魄，说他辞去政府的职位仅仅因为他不能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这种论调听起来实在可笑。”
宋庆龄以她那独到的见地以及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坚守在革命的阵地上。事实上，宋子文辞职主要是由于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引起的。蒋介石在同汪精卫等商量后，决定进一步寻求向日本妥协，而宋子文“在公开场合屡次表示他反对向日本屈膝投降的任何措施”。《密勒氏评论报》说：“所以，宋子文的辞职可以充分解释为那些早已致力于消除中日分歧的官员们的极大胜利。”
另外，在“剿共”与抗日什么为最重要的问题上，蒋、宋也意见不一。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主张抵抗日本，同时用经济和政治的办法扑灭共产党。《中国评论周报》指出，“因此，他的辞职可能意味着放弃这种政策，又回到武力统一的老调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宋子文辞职后，南京政府的亲日派采取了更多的妥协政策。
宋子文的四次辞职说明，他和蒋介石有着既想依靠，又相抵触的关系。蒋介石下野时，他也跟着下台，说明他是与蒋介石共进退的。但当蒋介石对日本人采取妥协政策，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军事围剿时，宋子文又持不同意见，因而最终辞职。应该看到，宋子文的对日态度也是动摇的，只是因为他代表英、美在华利益，在矛盾的国际事务中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宋子文也并非放松对共产党问题的解决，只是因为难以筹措巨额军费，而主张采取其他手段。奉命访欧美
罗斯福总统邀请英、法、德、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开会。
宋子文并非中国政府的“政治领袖”，他却奉命率团出访美国。
白宫发表新闻公报称：“总统与中国财政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
宋子文在伦敦世界经济大会上，阐述了南京政府对外合作方针说：“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入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
西方各国对中国技术合作的要求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对于谈判内容，国内舆论是赞成，还是反对？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态度又如何？
宋子文最后一次辞职前，于1933年春夏之际对欧美进行了一次为期4个月的访问。
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英、法、德、意、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先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再由施肇基将美国政府的邀请转电南京政府外交部。施电云：“美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美之意，系：一、观察各国对经济会议所讨论各事项之态度，二、交换对世界经济复兴问题之意见，以示美国政府打开不景气局面之决心。至美政府与各国代表间交换意见，系个别举行，并无会议形式。”
美国政府原则上邀请的是各国内阁总理，如总理不能亲来，改派代表参加亦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是汪精卫，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是宋子文。汪精卫因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又非美英势力代表，不愿前往。宋子文推举立法院长孙科。汪精卫经与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电商，认为孙科因立法院工作羁身，不能前往；宋氏担任财政多年，此去较为适宜。
4月14日，汪精卫偕外交次长徐谟、国民党中委李石曾从南京乘车抵上海，与宋长谈。汪称：此次来沪，完全为敦促宋部长代表我国出席华盛顿会议。因此次会议关系极大，世界各国莫不派遣第一流人物参加，如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法国为前总理揆赫礼欧，故我国人选，自应特别慎重。中央本预定财政部长宋子文及立法院长孙科二人中择一代表出席，但孙氏为立法院长，关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组织法、国民大会之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均须于7月1日前制定，故不能脱身。中央决定请宋前往，且宋为我国财政当局，熟悉世界经济情形，此席更觉相宜也。宋子文推荐孙科为代表本是谦让之词，经汪精卫这么一说，便答应担任代表。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图为国民政府成立时，部分成员的合影。宋出国前，作了多方面的准备。4月16日，宋前往蒲石路汪精卫住处，与汪讨论了宋赴美后的财政布置及出席华盛顿谈话会的意见。在国内财政方面，宋出国期间，部务由财政次长李调生、邹琳负责，张寿镛、孔祥熙从中协助；最重要事务，则随时用无线电向宋请示，在轮在陆，均可收到。华盛顿谈话会因无预定议程，一时难以确定具体意见，汪、宋认为，大致将讨论关税银价问题，我国战债问题及远东问题。4月17日，宋复往蒲石路，与汪再度商洽，并向汪辞行时，汪建议宋最好去江西与蒋一谈，但宋恐耽误时日，有碍船期，只是电告蒋介石。
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是对革命的共同理想，让宋庆龄和孙中山毅然决然地走到了一起……图为孙中山先生与浙江支部党员合影。宋除同汪商洽外，还先后同在上海的要人如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讨论了出席事宜。
1933年6月，宋子文在伦敦出席世界经济会议4月16日晚，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为宋将出国，在西爱咸斯路私邸举办欢送会。上海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出席。王晓籁在欢送词中首先对宋进行了一番吹捧：宋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于时局紧急声中，奉政府之命，离国赴美，参与华盛顿召开之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宋部长于各友邦之信誉，自然应该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达到经济制裁日本云云。接着，史量才、虞洽卿、贝淞荪等致词，说了一番类似的话。
行政院长汪精卫宋子文在会上致答词说：兄弟蒙各位筹款欢送，非常感激。惟当美国柬邀我国时，余因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本不预备前去出席，嗣经各方之催促，及详加考虑后，觉此世界经济会议，虽非直接与远东问题有关，然因相互的关系，及有关世界整个经济问题之故，当即决定参加。为迅速赴美起见，即决定于近日即行启碇。以我国现在之经济而言，农村破产，商业凋敝，通货咸流入都市，尤其是上海，生产力日益衰弱。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为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及日本经济侵略我市场、武力强占我东三省，凡兹三点，皆我国因是而发生之特殊困难情形。然经济不景气，为全世界普遍现象，不仅我国如是，即以号称富有之美国，亦难免于此。故欲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决非各国力量所能办到。中央此次派兄弟前往出席，亦即欲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必须与全世界共同解决之意。但此去决不是去求于人，因为中国有广大之土地，四万万人口，为世界最广大市场，于挽救解决经济危机，将有极大之贡献于世界。故可与各国开诚相见，互相交换意见，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的这番话，有些是实言，有些则不然。如国内经济破坏的原因，他讲了三条，即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和日本的侵略。其实造成经济衰败的政治上的原因应该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而这一点正是宋子文所看不到的。
1913年3月，孙中山先生与宋耀如，梅屋庆等人摄于日本神护。4月18日午12时，宋子文乘杰克逊总统号轮启碇离沪。同行者有中国银行行长贝淞荪、财政部顾问杨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秦汾、前驻美使馆秘书魏文彬、秘书黄纯道等，还有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科员蔡寿生随同赴美，担任译电工作。
宋子文启程时，上海各界及宋氏亲友等前往码头送行。江海关盐督唐海安来得最早。此外如法驻沪总领事梅礼蔼、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尔高、交通部长朱家骅夫妇、外交次长刘崇杰、财政部次长邹琳、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南京政府顾问何东爵士、银行界代表李馥芬、商界代表闻兰亭、商界要人杜月笙、虞洽卿及宋夫人张乐怡、弟宋子良、宋子安等前往送行，共不下三四百人。
从码头至杰克逊总统号轮这小段距离，需坐小轮。为此，海关方面特备镜辉、克胜、勉力3小轮，及浚浦局小轮飞利、大来公司渡轮一艘，供宋氏及欢送人员乘坐。宋氏及其家属等所坐为镜辉小轮，舱内备置各界所赠花篮一百多个，并由财务部代表持白布横条，大书“欢送宋部长出席华府经济会议”字样。一个政府官员出访，造成如此声势，在当时实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