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接替全国建设委员会活动，开始经营重要企业。建设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是蒋介石为照顾其追随者张静江而成立的，张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发展迟缓，至30年代初预算近10万元，经营了几个企业，包括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南京电厂是其中最大的企业，建立于民国初年，是官营企业。1928年由全国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发电量增加很大。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的，位于江苏武进县戚墅堰，为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供电。1928年10月改为国营后，至1935年该公司发电量约增加6倍。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由全国建设委员会建立，矿区位于安徽，1931年7月开始开采。为了运输方便，又修建了长220公里的淮南铁路。1937年公司资本达到1000余万元。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惟石与萄，天生硬骨。悠悠清采，娟娟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何香凝的这首诗恰是对宋庆龄一生的最佳概括。这几个企业为南京、武汉和无锡提供电力和煤，至关重要。1936年春，南京政府决定将这几个企业的管理权由官方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移交给私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为了掩人耳目，移交不采取直接方式而是表面上以增资为理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令建设委员会招收私股。事实上就是把新股票卖给建设银公司。
建设银公司购买淮南公司股份的60％，建设委员会保留7％，其余的卖给上海的银行，冲抵未付债款。南京电厂和戚墅堰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公司，总资本为1000万元，建设银公司占60％，建设委员会占40％。1936年7月起，三家企业交由建设银公司负责经营。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从建设委员会购进的这些公司，是建设银公司经营的最重要的工业企业。
1937年中国建设银公司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它虽然是一家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进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
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1935年3月，宋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掌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资产的支配权。
宋利用这个基地，积极经营工商业。他首先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攫占丧失了赎取权的工厂和投资，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纺织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控制了15家纺织工厂，拥有35万纱绽，占华资纱厂的13％，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7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4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4家。中国银行的财产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由受过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碉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为中国银行购得。
宋子文还和一些省政府共同开展投资活动。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银行的贝祖诒管理新建的公司，他的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中国银行也投资纺织业以外的行业。1937年春，渤海文学公司破产，同年6月9日，在债权人和公司代表会议上，中国银行同意承付120万元，接受该公司再行开业。中国银行投资其他行业包括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从地域看来，上海是投资的集中地，但在西北也进行投资。
宋子文的商业活动，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1936年宋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5月确定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分为1万股，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中国建设银公司1000股。棉业公司的开设和建设银公司相似，它自己的资本有限，主要是利用参加公司的银行业财团的资金。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诒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上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和进行投机而不是经营工厂。该公司在上海物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贸易额超过20万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公司之一。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经销纱布约500万元，信托业务仅300万元。
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公务和私事是很难分开的。1936年6月广州分裂运动失败，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新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和南京政府有联系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着手控制广东的私营企业。宋子良主持改组广东省银行，使之受南京政府控制。宋子文则恢复广州银行。他们运用自己的私人活动和政府职权，加强了南京政府对这个省份的控制。当然他们也从中作了对个人有利的投资。
1936年10月10日，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在上海主持中国银行大厦奠基礼。这是他与张乐怡合影。1937年春，宋子文在去广州改组省财政之后，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决定资本1000万元，表面上宣称从事对华中华南大米的改进、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莘等。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业务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1937年，春华南地区大米奇缺，百姓茹草度日，这给他们牟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1936年秋，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考虑从东南亚免税进口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业务大宗。1937年春，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采购大米，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宋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岛的控制，以阻止日本人侵该地区，当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同时，宋的计划也为了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11月，宋在广州海南故乡会议上宣布他开发海南岛的计划。全部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码头的投资。1937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但因抗战爆发而中止。”
宋子文巡视海南岛当时光逐渐逝去，空留回忆时，默契已然出现。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资，纯粹为了个人赚钱，最明显的是他购买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在20年代，它和其他很多华商烟草公司一样兴盛一时，后来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经营不善而摇摇欲坠。南京政府实行的税制政策有利外商，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1932年，烟税实行二级税率制，中国公司主要产品的低级烟税率比英美公司高级烟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华商烟厂向南京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指出：“多数中国烟厂生产低级烟。经验证明原来的七级税率制对中国工厂最有利，修改为三级税率制后利益减少，而现在的二级税率制只有利于外国工厂。”南京政府不顾华商公司，只求增加税收，拒绝改变税率。1935年，财政部向英美烟草公司借款1000万元，答应继续实行二级税率制直到还清借款。
经济萧条时期南洋烟草公司困难加剧，厂主简氏兄弟决定招请宋子文加入他们的公司作为董事长，这才是解救他们的惟一希望所在。他们虽然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宋子文为业主，将从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顾。1937年3月达成协议，宋买得能控制公司的半数股票，估价为1810万元，宋仅用100万元即行购得。
无论出现在何时何处，宋庆龄永远都保持着国母的那份端庄。宋控制南洋烟草公司后，1937年4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的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按箱计，每箱值100元的增税25％，每箱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由此看来，宋子文购买中国最大烟公司后，南京政府对洋烟与华商烟厂的政策趋于一致了，而在此之前中国资本家要求改变征税的请求一直是无人理睬的。
宋子文还积极参与筹组中国制造汽车公司，试图在国内生产汽车。在1936年12月公司成立会上，决定公司资本150万元，工厂设在湖南东部，总公司设在上海。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张嘉璈、叶琢堂、陈果夫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总务长秦汾。工厂的经营因战争而中断。
总之，在30年代中期，宋子文成为中国工商业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活动范围大，形式多样，推动南京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进行了各种新的投资，掌管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各项计划；组织银行家、省政府以及政府机构和他建立官商合营事业、购买私营企业股份，控制企业领导权；设立销售公司以及和外资合作等等。宋能从政府处得到特殊照顾，能从银行界轻易获得资金，使他拥有远远超越于老式T商业资本家的权势和力量。宋的这些活动，使南京政府官僚资本得以扩大，也使宋家发了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