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和戴笠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宋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会领会。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变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晚笠。筱。贵阳叩。”
由于医疗条件不好，加之其他原因，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是日益恶化。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报告说：“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患的这次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一家祸不单行。在张学良患病期间，他的长子张闾珣在伦敦得了精神病。于凤至致函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顾维钧竟不复电。
1941年，张学良夫妇（右一、二）在贵州黔灵山麒麟洞与监视他的人合影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汉卿长公子马丁，人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补宋美龄深深吸引的蒋介石穷追不舍。为一博芳心，蒋介石毅然抛妻弃子。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张闾殉赴美医治。顾维钧称：“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洽，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风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张娴瑛商量后，决定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卿长子，人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瞀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拜过姐妹的于凤至极为怜悯。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大概总有些愧疚吧。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张娴瑛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的“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答应的“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的条件，完全没有兑现。
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宋子文积极参与了逼杨出国“考察”的活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李志刚将这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完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说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就是“命令”，才同意与蒋见面。
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会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是企图麻痹杨虎城一行。
接着，蒋介石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这就是企图用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目的。
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但只有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不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以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为了催促杨虎城出国，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他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在蒋介石、宋子文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在上海西爱咸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等待着办理出国手续。
1937年5月初，宋子文几次对李志刚说：“蒋催杨起身。”
李志刚答复说：“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即动身。”
这时候，十七路军的一位旅长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
在蒋介石、宋子文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填写了两份表格，其中包括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且写了两份报告，一份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份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杨参观考察费十五万，由宋子文派人换成英币。同时，宋子文还派了一名姓王的翻译随同杨虎城出国，负责为杨经办官场交际和翻译事项。
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将军一行于6月29日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东渡。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向杨虎城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宋子文于7月10日和11日，连接自上海致电杨虎城。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却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那时的他们或许未料到，宋美龄的出现，使他们一个成为情感的胜者，一个沦为情感的败者。图为刘纪文和蒋介石合影。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思虑，回电宋子文：“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心中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
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到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看完宋子文的电报，杨虎城沉默了，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16日专报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杀敌。另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他能从旁促其实现。
7月22日，宋子文复电杨虎城，仍请他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次日，杨又接蒋介石电，要杨将军继续考察。
这样，杨虎城将军已经明确目前回国完全不可能，只得继续在国外“考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蒋介石的结发之妻——毛福梅。在权势与青春面前，她成了牺牲品。在杨虎城访问纽约和欧洲时，宋子文数封电报都无意请杨回国。8月4日，宋子文致电杨虎城：“（阎）百川、（白）健生等已赴京，大战将开始。”8月13日，宋致电杨：“华北已发生激战。”
一方面，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不让杨虎城回国，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欧洲的党务、外交以及留学生等系统的头目，对杨虎城持敌视态度，造谣谩骂，无所不至。国民党驻法大使甚至避而不见。
当杨虎城在巴黎世界学生和平露营及在马德里讲话之后，何应钦曾有电报说：“德驻英大使借口兄在西班牙发表左倾言论，又极力攻击我国，袒护日本。请兄在外言论特别注意！”
为了返回祖国，杨虎城三次致电蒋介石，蒋均置之不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杨虎城遂电宋子文询问。宋子文复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等语。
杨虎城随即给宋子文拍发了一个电报。这次电文较长，约二百多字，着重叙述了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子文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同时，也给蒋介石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但是，杨虎城一直没有收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复电。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乘法轮“哲波利”号到达香港，马上就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失去了自由。
宋子文于11月29日由上海来到香港。当晚，宋子文即来到杨虎城所住的九龙半岛酒店，与杨同住一楼，并同杨作了彻夜长谈。
第二天，宋子文交给杨虎城由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一张。
当时，蒋介石曾由南京来电要杨虎城赴南昌相见。戴笠也致电杨虎城“约至长沙会同赴赣”。而当杨虎城赴长沙后，又被诱骗至武汉、南昌，蒋介石根本没有接见杨虎城。杨虎城将军受到了监禁。
后来，杨虎城将军被辗转移往长沙、益阳、贵州息峰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被长期囚禁。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杨虎城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亦同时被害，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为抗日奔波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曾分道扬镳的宋家姐弟也走到了一起。
宋子文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随后，宋子文多次出使美国，洽商美国军事援华。
美国通知暂时停运援华物资，宋子文对此极为愤慨，当即表示：“既然如此，我们在此已失去效用，当令在美有关机构关闭，所有人员立即回国。”
中美关系顿时乌云密布，一时紧张起来。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华北驻军故意挑起事端，炮轰卢沟桥，中国军民忍无可忍，奋起自卫，从此揭开全国抗战序幕。
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全国人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各党派各界各军携手并肩集合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举国一致，共赴国难。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到底”。从此国民政府走上了比较积极的抗战道路。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中，宋子文不仅是较早认识到日本侵略扩张是中华民族最直接、最主要和威胁最大的敌人，而且在对日态度中一直被朝野视为抗日派和强硬派的代表。七七事变后，宋子文一方面公开表明“即使沿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守，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的坚决抗战立场，一方面利用他在国民政府和社会上的特殊地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活动。
维持战时财政金融。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并在同年4月交出了中央银行董事长大印。但仍担任着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等显要职务，对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重大事项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以特使名义在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国内财政和金融的重要措施，就由宋子文主持。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很快陷入敌手，国家财政收入三大支柱（关税、盐税、统税）之一的关税受到严重打击，国家收入大幅度减少，而军费支出却急剧增加，每日军费至少要5百万，全年需18亿元，超过实际收入三倍多。宋子文为支持军需维持战时财政，推出三项重要措施：
一是鉴于当时全国人民的意志激昂，宋子文认为民气可用，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年息四厘。规定自1941年起分30年还本付息。发行时宋子文到处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出面组织“劝募委员会”公开劝募，现金及有价物品均可应募。国民政府以后又陆续发行过战时公债。据民国政府财政部发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和陈洁如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结婚。陈洁如年轻貌美、才华横溢，但在宋美龄面前黯然失色。全身依于手杖，纵杖坚硬亦不堪重负。是否预见了那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政权？言人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透露，截止到1938年12月，抗战以来共举国债15亿，合美金4．5亿，英镑9100万。虽然到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时，公布了所谓《法币公债处理办法》，规定救国公债债券照票面加13000倍，再按法币300万兑金圆券1元的比率折合偿还，使债券持有者遭受到很大损失，但在当时对维持战时财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是成立“四联总处”。抗战爆发后，宋子文面对全国金融、经济恐慌的严峻形势，认为必须尽快从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统一全国的经济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以适应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需求。宋子文既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又在孔祥熙出国未归时以常务理事处理中央银行事务。他利用自己这种特殊身份，联合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于1937年7月27日，在上海合组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工商各业。八一三事变后不久，宋子文又策划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集中资力协助政府应付危局。“四联总处”以后又从上海迁至武汉再至重庆，并进行了多次改组，最后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熔财政金融及经济为一炉，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1939年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由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健全中央机构办法”中，就明文规定凡战时财政金融政策以及经济筹划均由四联总处决定，这些举措在抗战救国总的目标上都未可厚非。
三是集中外汇，加强控制。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立即采取金融措施，并与外国银行订立君子协定，采取限制提存的办法，避免大量提取存款，以减少外汇购买力，保持外币汇率平稳。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财政困难有所缓解。
1937年救国公债在此期间，宋子文还于1938年5月24日，从汉口飞往广州，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与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广东省官员共商稳定广东金融，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而当时正是日军轰炸广州的时候。宋子文在维持战时财政金融方面所做的有益努力，得到有志于抗日救国人士的赞赏，一些外国驻华使节也称道不已。英国大使卡尔就于1938年4月、7月两度向蒋介石建议，由宋子文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全面负责谋取外国援助和国内战时财政金融上的方针政策。蒋介石虽然没有采纳卡尔大使的建议，但对宋子文在维持战时财政金融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比较重视。1939年7月、12月，蒋介石两度致电，把宋子文从香港召到重庆，与孔祥熙等共商金融问题和“擘划四行总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