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国民经济的调整面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重大变革时，毛泽东却从另外角度看见了阶级斗争。于是，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的阴云再次笼罩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遍百姓的头上……
“重提阶级斗争”的背景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国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按照大会的精神，继续深入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民主，不断纠“左”，使党的方针路线向符合实际的方向发展，如果如此，是有可能避免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邓子恢、陈毅等党政领导人也确实为此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另一种前途，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另一些党政领导人，这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他们实际上并不同意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他们继续以“左”的阶级斗争观点去观察和思考问题，并且力求把党和国家整个地纳入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建设一种纯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轨道。而这种模式的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 堵塞了前一种发展前途，而为后一种发展前途开了绿灯的，就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正是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并根据他讲话的内容归纳出所谓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次全会是建国后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此，经济困难时期稍有减弱的“阶级斗争”，又重新以更高的声调大规模展开，全国各行各业都逐渐被卷入“阶级斗争”的浪潮，不仅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而且不可扼制地向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深渊之路迅跑。
1958年“大跃进”的挫折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到来，引起党内很多同志的认真思索和对经验教训的探寻，也不可避免地在一些问题上出现认识上的分歧。这在探索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应该说是一种并不奇怪的正常现象。
当时党内在哪些问题上认识有分歧呢?根据目前接触到的材料，我认为，主要在如下五个问题上：
第一。对1958年错误的性质和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有不同认识。一种看法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尽管有一些缺点错误，但主要是经验缺乏，调查研究不够，工作作风有毛病，属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而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和苏联破坏。因此，总的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另一种看法虽然也承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是正确的。但认为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大跃进”的工作中有严重的缺点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有骄做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从全国范围看，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认识上的分歧，除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外，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对此，前边已有论述。
第二，对农村要不要坚持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有很大的分歧。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办起公共食堂之后，毛泽东一直是坚持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的。他认为，这是为农民谋福利，是解放妇女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芽。因此，对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意见，他是极不赞成的。1959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在农村调查过程中，从经济困难的实际出发，同意一个县解散公共食堂，结果张凯帆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查办。毛泽东还说：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1960年3月，中共贵州省委写了一个关于如何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写了很长的批语。他认为：贵州这一篇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中共中央在其批语中也认为：“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一直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还转发了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认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认真搞好。
但是，不管调子多高，没有粮，没有柴，没有油和菜，供给制怎么能坚持下去，公共食堂怎么能办好?何况食堂有很大浪费，不利于广大农民渡过暂时困难。在客观实际面前，毛泽东改变了态度。要求大家深入农村再作调查。很多中央领导人深入基层，了解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真正要求，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在1961年4～5月，回家乡湖南调查40多天。他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及时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自己调查的情况。周恩来这时去了河北省邯郸地区调查。他写报告给毛泽东，其中谈到食堂问题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朱德3月至5月到四川、河南、陕西等省调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关于食堂问题，他在信中说：陕西“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其他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也写了有关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自己派下去的工作组也向他作了汇报。这些报告一致要求取消公共食堂和人民公社中关于供给制的决定。在196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这两项的规定。实行三七开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和粮食分配到食堂的尾巴都解决了。这是有分歧终于取得一致认识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改变自己原来坚持的看法，这种情况在1961年还有，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就是一例。他当时还说：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但到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就再也看不到了。 第三，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包产到户(或责任田、口粮田等)是农民群众为了克服暂时经济困难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好形式。当时只在安徽、河南等省少数地方试行。安徽省试行“责任田”较早。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感到问题重大，曾多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第一、二次，毛泽东都同意试办，并说可以多搞一点。1961年底第三次汇报时，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后来安徽省委便决定停止“责任田”的试行，但因它符合农民要求，下边仍在继续实行，并收到较好效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乡调查后，1962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当时陈云也向刘少奇提出过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建议，刘没有表态。6月，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支持“责任田”的做法。他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7月，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把建立生产责任制作为搞好集体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主张以生产队为主体向作业组实行包工，大活分片包到组，零星小活可包到人。个人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只限于田间管理和一些特殊的集体不易进行的技术活。并且强调要加强领导，防止滑向单干。应该说，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很谨慎地提出的一种正确意见。可是，党内有些人不同意邓子恢的看法，告到毛泽东那里，以至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被认为是刮“单干风”，是“为天下中农谋福利”，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在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包产到户被认为就是单干，而单干就是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政治禁区。 第四，关于甄别平反问题。在经济上进行调整的同时，中共中央也为1958年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项工作毛泽东有条件地予以了同意。他认为，在肯定1959年庐山会议、肯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获得胜利的前提下，可以给一些搞错了的，敢讲话的人平反。1961年7月，中共中央在一个指示中提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对的，当然必须肯定，凡是批判错了的，或者有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对“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误和基本错误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结果在短短几个月里，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少数人以外，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绝大多数人平了反。这种做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6月，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实事求是地讲了个人的历史和问题，申明他在党内没有组织“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请求中央专案审查。可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刮“翻案风”，不仅彭德怀再次受到批判，而且使甄别平反工作难以进行彻底。
第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本来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已作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工人阶级的正确评价，但是，1957年反右派以后这一论断又被否定了。这一期间，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同志为恢复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评价作出了努力。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再次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陈毅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说；要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可是，毛泽东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并且认为在知识分子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有右倾的错误。